不过除了老师没人了解我的担心。一种异样的敏感使我对“冰霜国王”只字未提。有时，在我与老师交流的过程中，我突然冒出一个好点子，就会轻轻地拼写“告诉”她：“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我的想法。”也有时，写到中途，我心想：说不定这些都是某人在很早以前就写过的！这种幼稚的恐惧会让我的手哪天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其实即使到了今天，我时而也会感到这种局促和不安。沙利文老师竭力安慰和帮助我，然而那段糟糕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其影响我现在才开始明白。为了帮我重塑信心，老师督促我给《青年之友》写一篇稿件，大体介绍我的生活。那时我才十二岁。回想为了写这篇短文所经历的内心挣扎，我当时一定对这项工作的结果有了良好的期盼，否则我肯定会失败的。
我写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不过老师的督促却是坚决的。她知道如果我坚持下来，就能重新确立心灵的立足点，获得信心，恢复能力。“冰霜国王事件”之前，我的心态是没心没肺的孩子心态，之后我检视自己的内心，了解不可见的自我。渐渐地，我走出了这个事件带给我的阴影，经过考验的内心更加明澈，对生活也有了更深的感悟。
1893年发生了几件大事，我在华盛顿参加了克利夫兰总统的就职仪式，还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学业老是被打断，常常数周没有上课，所以我也无法连贯叙述它们。
我们是1893年3月去的尼亚加拉，站在美国一侧的悬崖上，感觉着空气的振动，大地在摇晃。此情此景，难以形容。很多人奇怪我怎么可以感受到尼亚加拉的壮阔和美丽，他们总问：“这样的美景或声响对你有什么意义？你不能看到惊涛拍岸，也听不到浪花呼号。那这些对你有什么意义？”其实，从根本上讲，它们意味着一切。那是对我拥有的所有感官的冲击，就像爱、信仰或善心一样，我不能测量或定义它们，但我能够感受它们。
1893年夏，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沙利文老师和我一同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千奇百怪的孩子幻想都在这里成为美好的现实。在那里的每一天，我都在遨游想象中的地球，我见识了世界各地的各种奇景——发明的奇迹、工业创造的宝藏和技能，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我触手可及的范围内。
我喜欢到芝加哥的普赖桑斯游乐场去，那里简直就是现实版《一千零一夜》，到处都是新奇有趣的事物。那里有印度有趣的集市，就像我读到的书里描述的一样，到处是希瓦2和各种大象神祇的雕像；那里有埃及开罗的模型，清真寺、骆驼队都一一再现；远处还有威尼斯的泻湖，在喷泉的掩映下，一到晚上就会被照得五光十色，每晚我们就泛舟其中。就在附近的小码头上，我还登上了一艘维京战船3。我曾经在波士顿登上过战船，不过在这艘维京战船上，我还是兴趣盎然。我了解到水手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如何出航，面对风暴毫无畏惧，追杀任何敢于自称“我们是海洋之子”的人。他们狡计百出，凶横强悍，自给自足，不像如今的水手，被没有智慧的机器排挤到一边。老话说得好：“人只对人的事儿感兴趣。”
海盗船附近还有一艘“圣玛利亚”号1仿制帆船。船长领我参观了哥伦布住的船舱，桌子上的一个沙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让我想到这位英雄的航海家看着沙粒一点点滴落时，肯定身心俱疲，因为他绝望的船员正在密谋害他。
希金鲍瑟姆先生是世界博览会的负责人，他好心地允许我触碰展品。我心情激动，贪婪地感觉着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就像皮萨罗2面对他掠夺的秘鲁宝藏一样。我用手指感受着这届博览会的荣光。那就像一个用手“看”的万花筒，没有不让我着迷的东西。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法国的青铜雕像，它们如此栩栩如生，让我觉得一定是艺术家捕捉到的天使画面被雕刻出来了。
在好望角展厅，我了解到开采钻石的工序。只要可以，我都会感觉一下工作的机械，从而更清楚地了解钻石是如何称重、切割和抛光的。我在钻石洗槽中摸索，还找到一枚，据说那是在美国发现的唯一一枚真正的钻石。
贝尔博士陪着我们游览，他以令人愉快的方式向我描述最有趣的展品。在电子大厦，我们试用了电话对讲机、留声机以及其他发明。贝尔博士还解释了消息是如何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在电线上传播的，这就像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到人间一样伟大。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区。我对古代墨西哥文物非常感兴趣。粗糙的石器是那个时代仅有的记录，是原始人类幼年时期的简陋遗物（这是我用手指触摸后的想法）。它们能长久保存，而君王和圣贤却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我对埃及木乃伊也很感兴趣，但没敢触碰。我从这些遗物中学到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知识，比读到和听到的都更多。
所有这些经历都让我学到了许多新词汇。我在博览会徜徉了整整三个星期，我的思想得以飞跃，我不再关注于童话故事和玩具，而是懂得去欣赏平凡世界的真善美了。
学习拉丁语
1893年10月之前，我零散自学了很多方面的知识。我阅读了古希腊、古罗马以及美国的历史。我有一本用盲文印刷的法语语法书，因为我懂一些法语，所以常常在脑子里把想到的生词胡乱造句，完全不管语法规则之类的问题，以此自娱自乐。我还尝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练习法语发音，因为书上有对每个字母发音的详细描述。当然，这如同蚂蚁撼大树一样毫无结果，不过也帮助我打发了秋雨绵绵的日子。不管如何，我还是学到了足够的法语知识，使我能顺当地阅读拉封丹的《寓言》，莫里哀的《屈打成医》，以及拉辛的《阿达莉》中的段落。
同时，我花在说话练习上的时间也相当可观。我对着沙利文老师大声背诵我最喜欢的诗句，她就在一旁纠正我的发音，指导我断句和词形变化。不过，直到1893年10月，我从参观世博会的疲惫和兴奋中恢复过来之后，我才开始有规律地上正规课程。
那时，我和沙利文老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尔顿拜访威廉·韦德先生一家。
他的邻居艾恩斯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拉丁语学者，我被安排去向他学习拉丁语。我还记得他的正直善良和广博见识。我主要向他学习拉丁语法，不过他也会指导我做算术——我觉得算术既困难又无趣。艾恩斯先生还给我读丁尼生的《悼念》。
我以前也读过他的很多书，但从来不从批评家的角度去读，这是我第一次去粗存精地鉴赏文章，了解他的文风，就像我通过朋友的手掌去认识他们一样。
起先，我对学习拉丁语法比较抵触，觉得花时间去分析每一个词汇词性非常荒谬：意思很明白，却要分析它是否是名词、是否是所有格、是否是单数、是否是阴性……我觉得如果这样，对我的宠物猫的描述就是：目：脊椎；类：四足；纲：哺乳；属：猫科；种：猫；个体：泰比。不过随着知识的积累，我越发兴致勃勃，陶醉在这种语言的魅力之中。我常常阅读拉丁文章自娱自乐，找出我认识的单词，然后猜测句段的意思。这是我从此以后乐此不疲的消磨时间的好办法。
对我而言，没有比阅读一门逐渐熟稔的语言文字更美妙的事了，体验文章中飞逝而过的景象和情感，让各种想法掠过思维的天空，在无边的想象中形态无定，色彩绚丽无边。我上课的时候，沙利文老师就坐在一旁，把艾恩斯先生的话都写在我的手上，并帮我查字典读解释。回到亚拉巴马州家中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开始阅读恺撒的《高卢战记》了。
怀特·汉莫森聋哑学校
1894年夏，我参加了在肖陶扩（美国纽约州）举行的美国失聪人士语言教育促进联合会会议。他们建议我去纽约城的怀特·汉莫森聋哑学校学习。于是，沙利文老师和我在1894年10月来到这里。这是一所专注于培养高级语言能力和唇读能力的学校。除了说话和识别唇语外，我还要在两年内学习算术、自然地理学、法语和德语。
瑞米小姐是我的德语老师，会使用手语字母。当我学会一些德语词汇后，一有机会，我们就常常用德语交谈。几个月后，我就可以基本理解她说的意思了。
第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我已经能非常顺利地阅读《威廉·退尔》了。事实上，与其他课程相比，我在德语上的进步最大。我觉得法语难得多。我跟法国老师奥利维尔夫人学法语。她不懂手语，只有口授，光靠感觉她的嘴唇，我很难理解她说的内容。因此法语进步比德语慢多了。不过我还是重读了《屈打成医》。这本书确实非常有趣，但我更喜欢《威廉·退尔》。
我希望能像常人那样轻松说话，老师也坚信这是可以实现的。然而我在唇读和说话能力上的进步却没有希望的那么大。虽然我们坚持不懈地练习，还是不尽如人意。我想是我把目标定得太高，失望也就无法避免。我还是视算术如陷阱。
我徘徊在“蒙猜”这个危险的边缘上，没法走上理性推理的康庄大道，这给我和他人都添了无尽的麻烦。如果我不想猜就胡乱得出结论，这样没有推理过程的错误加上我的驽钝，让我简直无可救药。
虽然这些失望会让我萎靡一时，不过我对其他课程还是兴趣盎然，特别是自然地理课。学习自然的奥秘总是一件乐事：比如风是如何——像《圣经·旧约》
中所描绘的那样——自天堂的四角吹遍四方的；水蒸气如何从大地的各处飘升至天空；河流如何侵蚀了岩石，让高山成为平地；以及人类是如何克服各种如此强大的自然力量的。我在纽约的两年是真心快乐的两年时光。
我对我们每天一起去中央公园散步的情况记得最清楚。那里是纽约唯一和我投缘的地方。在这个大公园里，我从来乐此不疲。每次进去，我都请沙利文老师向我描述它。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是美丽的，每一天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欣赏到它的美丽。
春天，我们到很多景点踏青。我们泛舟哈德逊河，在布莱恩特咏诗的河岸草地漫步。我喜欢这种简朴的、布满原始庄严巨石的河岸。我还去了西点军校，游览了华盛顿·欧文的家乡焦油镇，还在“瞌睡谷”中走了一遭。
怀特·汉莫森聋哑学校的老师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享受到与正常孩子相当的教育。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培养孩子们，不让小家伙们产生抵触和负面记忆，引导他们走出残疾造成的困厄环境。
离开纽约之前，一个噩耗给这些美好的日子蒙上了一层阴影：波士顿的约翰·P. 斯鲍尔丁先生于1896年2月去世了。除了父亲的去世以外，我还没有承受过如此的痛苦，只有他最亲近的人知道他的友谊对我有多么重要。他让每个人都能自然优雅地与他同乐，对我和沙利文老师也是温文尔雅，体贴入微。他总是热心助人。尽管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中有很多困难，在他的关照下，我们不用担心。
他的离去使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空白。
准备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初试
1896年10月，我升学到剑桥女子学校学习，这也是为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做准备。
我小时候参观威尔士利女子学院时就语出惊人：“有一天我会上大学的，而且要上就上哈佛！”朋友们问我为什么不考虑威尔士利，我回答说那里只有女生。上大学的决定在我小小的心中生根发芽。尽管我的许多卓有见识的好朋友都不赞成我这样做，但我仍然决心与视力、听力正常的女生们为学位展开竞争。在我离开纽约的时候，这个决定已经坚如磐石：一定要去剑桥女子学校。那里是我能够进入哈佛，将我的无忌童言转化为现实的捷径。
在剑桥上课的过程中，沙利文老师跟我一同上课，并且把讲授的内容翻译给我。
当然，我的讲师们都只有教授正常学生的经验，我与他们直接交流的方式只有读唇。第一学年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语、算术、拉丁写作，有时还要写论文。在此之前，我没有上过为大学准备的预科课程。不过在沙利文老师的训练下，我的英语已经很棒。很快我将证明，我的英语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学院的要求。我的法语基础不错，还接受过六个月拉丁语教育，但德语才是我最熟悉的课程。
虽然有这些优势，但学习中也遇到不少很大的困难。沙利文老师无法把所有参考书的内容都拼在我的手上，尽管伦敦和费城的友人全力帮我印制盲文版本，可还是赶不上我的需要。有段时间，我不得不把我的拉丁语课程全用盲文手写出来，这样我才能朗读并与同学交流。很快我的导师们就熟悉了我古怪的发音，可以立即回答我的问题，纠正我的错误。我没法在课堂上做笔记和练习，但课后的作业和翻译，我都是在家用打字机做的。
每天，沙利文老师都与我一同上课，不停地在我的手上写字，所有的讲师都说她的耐心真是太好了。上课时，她得不停地为我查生词，反复把不是盲文的书籍内容读给我“听”，这个工作的枯燥乏味常人难以想象。德文老师弗劳·格鲁特女士和院长吉尔曼先生是学院里仅有的两位能用手语字母为我授课的老师。弗劳·格鲁特女士的手语又慢又不准，她自己也清楚，然而好心的她总是不知疲倦地把每周两次的课程拼出来，让沙利文老师喘口气。虽然每个人都给予我关爱，随时愿意出手相助，只有一双手才能化这些苦差事为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