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尔萨斯对人口的研究。他以“两个公理”作为自己推论的起点，他认为人的食欲和性欲是天生的，一定要得到满足。接着他引出了有名的“两个级数”的命题。“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依照人口原理来说，人类有一种比粮食增加更快的趋势。”这样，人多物少，饥饿、贫困以及很多由于人口过剩带来的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如何解决？马尔萨斯提出了“两个抑制”的手段：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所谓积极抑制就是通过不卫生的职业、残酷的劳动、极度的贫困让人口自然削减。道德抑制就是在社会上造成少生孩子的风气，谴责多生者。如果我们对人口的增长置之不理，那么社会上产生的各种严重危机，就是我们在自食苦果。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深受一些政府的欢迎，同时也震惊了欧洲社会各界，这并非由于他对两种增长的分析，而是他得出的结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贫困和苦难，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两个级数”的规律造成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革命以改变社会制度。那种试图通过革命的火焰来烧毁资本主义制度这张“使人堕落的罪恶的暖床”，只是“一个美丽的想像的幻影”。
虽然马尔萨斯的结论并不为国人所接受，但是他对人口及食物增长的分析却有很多合理的地方。当马寅初将人口论的基本推理引入中国的时候，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但是藐视科学的苦果最终还需要国人自己来品尝。如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应用马尔萨斯提出的抑制人口的手段。
我们还可以通过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社会调查，分析民意走向，为政策方针的制定奠定民意基础，比如对住房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医疗制度等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必须尊重广泛的民意。在一些国家甚至用来进行政治预测，如美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对总统和州长的选举进行预测时，只要方法和手段科学合理，准确地预测出结果已经不是新闻。
如果你留意观察，在中国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几乎不会做亏本生意。它们的分店为何总是顾客盈门呢，这不仅仅是一个品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在选择分店地址前会做出较科学的市场调查，帮助它们进行正确的决策。这让中国的企业也学了些乖，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市场调查来制定它们的企业策略。很多擅长进行市场调查的社会学研究者们无疑找到了用武之地。
2．社会批评（人性的弱点、社会病态、社会问题与环境治理等）
从一个人拥有了两个人的食物那一刻起，社会批评就产生了。这种社会批评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催人警醒，让普通大众明白社会事理；二是希望引起决策者的注意，让他们知道已经存在或即将发生的不合理的状况并加以改善。比如说，在改革开放伊始，社会上普遍流传的是“拿手术刀的不如操杀猪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实际上是知识界人士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控诉。这种批评通过“民谣”式的宣传，在大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用是很明显的，经过政策调整，这种状况已经获得较大程度的改善。
社会学做出的社会批评不同于专门的评论家，它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的实证调查，在掌握大量的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做出的，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3．社会解释与未来策划
这里所讲的社会预测不是预言家的空想，也不是简单地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经过大脑加工后所得的社会图景。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社会学的社会预测功能，其一是对“社会事实”的描述与解释；其二是对“社会事实”中秩序或状况的监测。
对社会秩序或状况的监测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尤其是在复杂、紧张或对立的社会中。若有对国际时事感兴趣的读者，相信一定会看到许多关系到民众态度的新闻。在美国，就有许多大型民意或民情调查机构，它们事实上充当了社会预警机构的角色。在发动战争前，那些调查机构会向政府反映有多少人支持战争，有多少人反对战争，从而使自己的战争机器能够更加顺利的开启。另外对基尼系数的调查可以很好地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让政府对社会阶层的紧张状况有一个更科学的把握，从而制定相关的政策来保持社会的稳定。
一个让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兴奋的事实是，“中国社会预警中心”在南京成立，这是利用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的社会运行进行分析和预测的重要机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阶层利益分化的加剧，其作用必将更加凸显。另外，国家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也更加重视，在政府的资助下，多项对社会分层的研究课题正在国内著名高校的社会学系组织进行。
社会学对社会运行状况的分析和预测，能够向政府提供社会冲突程度的警报，让决策者及时采取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对社会各阶层的科学了解，能为制定重要的社会政策（如福利政策、税收政策、医疗政策、教育政策等）提供依据，有助于社会良性运行。
4．社会实验与评估（包括对已经实施的项目、方案的效果进行评价）
社会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社会实验。社会实验不是拿整个社会做实验场地，而是为了某一目的选择某一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将风险控制在小范围内，经过实验为整个社会提供丰富的经验。中国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朝鲜在新义州开辟特区，都是一种社会实验，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功用已获得普遍认同。
对已经进行的社会实验以及各种项目、方案的效果进行评价，我们称之为评估研究。我们说，深圳的社会实验成功了，这种评价的根据是什么？很多国家不断修订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社会学的评估研究可以列出各种指标对已经实施的方案进行测量。比如要对深圳特区和海南特区的实验效果进行评估，就可以用各种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来对其进行测量并进行解释。
社会学的功能是多元的，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总结。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必要的社会学知识甚至可以很好地帮助你做出日常生活的重要决策，它可以让你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终生受益。
四、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很多人会问，社会学是否有一套统一的并让学术界都承认的研究方法。不知是不是一种遗憾，社会学至今仍然没有一种被普遍承认的独立的研究体系。
社会科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从知识的进程上看，那种用神学或形而上学的方式解释自然科学的一切企图都被钉在历史的墓碑上。在社会科学领域，却不乏宗教观念和形而上学的市场，那种哲学的思辨在很多人看来仍然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极力反对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做类比。他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中就明确指出，社会科学在解释“本质”上的问题时，必须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思考。
虽然孔德和斯宾塞的信徒们力图创立一套属于社会学自己的“科学方法”，以使社会学区别于人文学科，成为“科学”大家庭的一部分，但是自社会学开创以来，对社会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争议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可能是由于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一些问题似乎到目前为止还不能通过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科学”的“研究范式”去思考和研究。对这些不适合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的思考，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它“正确”或“不正确”，而只能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去评价它是否“有说服力”或是“可以理解”。
由此一来，就有两种研究方法供研究者们选择：其一是走“实证主义”道路，其二是走“人文主义”道路。
具体一点来说，我们在进行社会学研究时，可以选用以下三种方法：
（1）理论批判。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某种理论的仔细阅读，找出其中不符合“逻辑关系”的地方。有些近乎哲学的理论事实或许是在进行一种逻辑上的诡辩，可以通过严格的“逻辑考证”，在不能对那些“装腔作势的推理”进行修正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批判。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各种理论的比较，找出其中的差异，并作出相关的分析，或发扬或批判。当然这需要足够的理论背景知识和逻辑思考力。吉登斯是理论研究的佼佼者，他对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以及进化论的批判被现代社会学者奉为经典，从而成为当代著名的批判理论学家。
.（2）思辨解释。社会学也是一门“寻找规律”的学科，人为社会“立法”的呼声远比“人为自然立法”的呼声来得有力。一种通过“内心自省”的方法来解释社会想像和人类行为的方法仍然还有市场。尽管一些调查至上论者拒不承认，但在目前来说，思辨的解释被当作社会学研究与思考的方法之一。我们可以从很多哲学论述被认定为社会学理论的解释中得到证明。
（3）实证研究。这是一种极力将社会科学从“主观意识阶段”推向“客观实际阶段”的有效方法，也被认为是最能显示出社会学学科特点、将社会学区别于哲学或其他非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
其实，“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可选用的场合，反过来说，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不适用的时候。将一种方法吹捧得过高而贬低其他方法这一倾向，会使研究人员看不到各种各样的方法在根本上互补的性质”。
为了突出社会学的特色，这里将重点介绍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
最早实践实证主义原则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在对欧洲社会自杀现象的研究中采用了一种实证研究的策略，其研究结果以《自杀论》的发表而轰动欧美社会各界。这里以该研究为例，希望读者可以从中领悟社会学研究的原理与方法。
迪尔凯姆选择这个研究题目，主要有两个诉求。一是想贯彻自己所倡导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为后来者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蓝本，甚至可以说是希望自己的研究模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标准。二是想了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与社会结构中的其他社会事实会有哪些联系。具体来说，自杀究竟是一种个人行为，还是一种社会行为？是心理因素在起主要作用，还是社会因素在起主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