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在八岁登上皇位，那时，我就懂得努力学习。当时教我识字读书学习的是姓张、姓林的二位内侍，他们都是明代读书很多的人。他们教我学习主要是以经典书籍为主要内容，至于诗词文赋，就列在经典著作的后面了。我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更加笃志于学习。每天未理政务之前，五更就起床诵读；天晚了政务之事告一段落，稍有闲暇，又与人探寻、切蹉学问。后来，因为我学习劳累过度，竟然咳出来的痰中带着血丝，即便如此，我的学习也从没有放松或间断过。我在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好学苦读，而且还特别喜欢书法。当时有位名叫沈荃的翰林，他学的是明代画家董其昌的书法字体，曾教过我书法。张、林二位内侍，当年曾与明代擅长书法的人有交往，也经常来指点我。我的书法之所以和一般学书法者有所不同，原因就在此。
成功教子黄金法则
在美国的家庭中，许多家长问放学后孩子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今天在课堂上向老师提了几个有意义的问题？”如果孩子有不理解的地方却不提出疑问的话，就会受到家长的批评。这种重视培养孩子“好学多问”的教育方法，无疑有很大借鉴价值。
对孩子“好学多问”的学习精神，家长应予鼓励。如果家长对某些问题一时也弄不清楚，最好和孩子一起研究，并准备一些百科词典和自然科学之类的书籍，有不明白之处好随时查阅，以支持孩子的新见解、新尝试。这样，孩子在质疑、求知、探索过程中所养成的自学能力、勤奋和富于创造的个性，将会使他们终生受益。
与“好学多问”这种治学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遍求名师了”。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这段话的意思是：卫国大夫公孙朝向子贡问道：“仲尼的学问是跟谁学的呢？”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的圣人之道并没有坠落在地上，而在人们的掌握之中。贤能的人掌握了它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掌握了它小的方面，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文武之道。我的老师什么地方不可以学习呢？他又何必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老师呢？”
孔子自己说过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他的确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也没有跟什么名教授做过学问，而实实在在是一个“天涯何处无老师”的人。
所以，当公孙朝向子贡提出问题，要查询圣人的师门时，遭到了子贡雄辩而有力的反诘。按照子贡的说法，圣人无处不可以学习，无人不可以学习，只要是合于文武之道的就行。这种看法在唐代韩愈那篇著名的《师说》里得到了发挥。韩愈说：“生乎是前，其闻道也因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平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就是子贡在这里描述孔子学习的状况。
圣人无常师。我们这些平庸之人还有什么不可以随处拜人为师呢？由此想到，那些到处炫耀师门，炫耀是某某名牌大学名牌系科毕业的人，说来真是浅薄。圣人没有师门，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不也照样成了圣人吗？考证历史，许多真正为人类、为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还真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真的像圣人一样“无常师”呢！
-个人要想有所作为，主要是靠自己勤学奋斗。但是，选择好良师益友，也是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一环。所以，无论过去和现在，那些善教子女者，都很重视为子女选择良师益友。
宋代司勋史部即朱松，就是从劝学、择师、选友几个方面入手，把儿子朱熹培养成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
朱松，字乔年，曾进士及第，学识渊博，官至司勋史部郎，为官刚正不阿。朱松任官入闽后，经常活动于闽北这一文化中心地带之间，且交游广泛，师从豫章，与李侗为学友，临死前托孤刘子羽军，又托学于其好友刘勉之、刘子羽军、胡宪。朱熹本人行父礼，师从李侗，学术思想有了更大的跃进。
朱熹五岁时，父亲就送他去上学读书，并为儿子作了一篇劝学诗。他在诗中说：如今爸爸送你去读书，你要读书明理，打好基础。家里没有什么厚实的产业，好在还有几筐残书，你要晚睡早起，发奋攻读。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要发奋团强，激流勇进，切记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父亲的勉励下，朱熹废寝忘食，奋读勤学，进步很快，他对哲学、理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随着朱熹年龄的增长，亲朋往来日益增多，朱松经常教导儿子要学会区分益友和损友，要近君子，远小人，要多结交那些敦厚忠实，能改己过的益友，少和那些谄谀轻簿，傲慢亵狎的损友来往。朱熹遵父之教，首先自己做到志趣高远，克己从善。因此，和他来往之人，大都是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朱熹从这些朋友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为他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朱熹渐渐有了名气，父亲担心他产生自满情绪，固步自封，因而，又千方百计地为他寻找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一次，朱松病危，他把儿子朱熹叫到病床前说：你的学问有所长进，这很好。但要知道你懂得知识还很少，比起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还差得很远；这三个人学识渊博，是我一生最敬佩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我死了以后，你要真心实意地去拜这三位先生为师。这样，你的学问还可再提高一步。
在父亲的正确教育下，朱熹被后人认为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孔、孟以来传统儒家思想，改造了“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张载、邵雍的学说，建立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伦。它规模庞大，论证细密，条理清晰，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从宋末开始，朱熹思想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十三世纪，朱熹学说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一度成为两国的统治思想。稍后，朱熹思想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朱熹学说传入欧美。这样，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的学说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学说。
希贤希圣，孰能阻挡
康熙教子经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圣人一生只在志学一言。又，一实能学而不厌，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千古圣贤与我同类人，何为甘于自弃而不学？苟志于学，希贤希圣，孰能御之？是故志学乃作圣之第一义也。
译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就树立勤奋学习的志向。”圣人一生中所说最多的那句话，就是“立志于学习”。而且，真正能够做到学习了，但时时不感到满足，这就是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的原因。也惟有如此，才可以称得上圣人。自古以来的圣贤和普通人在其它方面没有任何的优势，为什么要甘心于自暴自弃而不好好学习呢？假如有志于学习，拥有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又有谁能够阻挡得了呢？所以说，立志于学习是作为圣人的第一要义。
成功教子黄金法则
历史上的名人学者都十分强调立志的重要。荀子指出：“无高远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专心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孟子说：“志者气之帅也。”苏轼写道：“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朱熹说：“百学需先立志。”明朝王守仁指出：“志不立，则如无舵之舟，无勒之马。”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书，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做了简要而又独特的评论，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
渊博的家学，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着良好的启蒙意义。司马迁幼年时起即在父亲指导下诵读古文，其父的治学精神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在司马迁十岁时，就随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后来拜董仲舒、孔安为师学习《春秋》和古文《尚书》，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十岁那年，司马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游历天下，开始了他的另一种生活。
司马迁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去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西湖；到淮阴，寻求韩信的故事；去丰沛，访问刘邦、萧何起义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了当年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当年的楚地，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孟尝君封邑的薛地；去过孔孟的家乡邹鲁。
除此之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游历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同时也懂得了很多的道理。
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学识渊博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诏书出使巴蜀，到达今天云南一带大西南地区。
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增长了他的见识，使他广泛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传记。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这一番游历，司马迁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他以后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忧郁而亡。
临终前他含着泪难过地对儿子说：“我死以后，你就是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了我的遗愿。如今汉室兴盛，国家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把如此兴盛的景象记载下来，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没有完成的事业！”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子承父业做了太史令，这使他有机会遍读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史料。
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份与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
经这批专家们夜以继日的辛苦工作，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种历法的计算方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大改革。
此后，他遵照父亲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正在此时，汉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改变了司马迁的命运，大将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无法扭转败局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上下，对李陵的指责如倾盆大雨般铺天盖地而来。
惟独司马迁默不作声。武帝问他对此事有什么看法，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直言不讳地说：“李陵兵微将寡，却能对抗于数十倍的匈奴人马，最终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匈奴，实属无奈。臣以为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会回汉朝效力的。”
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顿时火上浇油，认为他是在袒护李陵，而有意贬低正在攻打匈奴而又吃了败仗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李夫人之兄长），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定为死罪。汉武帝时代，被判有死罪的人出钱五十万就可以免掉死刑。
可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没有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接受宫刑。
这样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他想自杀了之，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在逆境中奋发图强的古圣先贤来鼓励自己，终于还是决定重新活下来。
尤其是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呐喊，成了中华民族不灭的精神誓言。
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身心备受摧残、忍辱负重的司马迁终于在征和元年出狱。他决心在残烛之年，集中全部的力量，来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
武帝还是很爱惜司马迁的才能，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在父亲引导之下的司马迁日夜奋笔疾书，终于完成了“睥睨古今，凌厉百代”的鸿篇巨著——《史记》。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理想，爱因斯坦指出：“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生活目的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他猪栏的理想。”远大的理想是把祖国的需要和个人取得成就的愿望统一起来，这对治学就能产生健康而又持久的动力。正像高尔基所讲：“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发展得越快，对社会越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