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有限，学海无涯。治学之道文理各异，古今中外名家也各有千秋。康熙教育孩子必须严谨求实，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一丝不苟。治学不容许半点虚假，来不得半点浮躁，不能凭空想、说空话。只有保持严谨求实、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才可能实事求是，吸纳百家之长，提出自己的见解。
不学则已，学则必精
康熙教子经
凡人读书或学艺，每自谓不能者，乃自误其身也。《中庸》有云：“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实为学最有益之言也。
译文
人无论读书，还是学习什么技艺，都会感觉到，自己不能学会，这其实是自己耽误了自己。《中庸》中说：“不学也就算了，如果学了学不会，就不要半途而废。别人学一次能会的，自己就学一百次；别人学十次能会的，自己就要学一千次。如果自己当真能够做到这样，即使愚笨也可以变得聪明，即使柔弱也能刚强起来。”这些言论对治学的确有很大的益处。
成功教子黄金法则
在人生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自己学习研究，还是教育孩子，都必须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博中取精；绝不能心猿意马，朝三暮四。应该如北宋诗人林逋所说：“用心专者，不闻雷霆之震惊，寒暑之切肤。”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学则已，学则必精”，取得较大成绩。
章学诚（1738-1801）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章学诚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乾嘉时代。其父曾作过湖北应城知县。青少年时代，章学诚勤学不辍，然不喜作科举文章，愿闻经史大义，并能在学习中提出独到见解。成年后，他两应乡试不中，于28岁时拜内阁学士朱筠为师，因遍览群书，与当时海内名流讨论学问。
幼年时期，为了加强对儿子章学诚的教育，父亲为他延请了擅长举业的应城塾师柯绍庚。“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章氏遗书》），记载了他在应城入塾馆求学的情况。柯绍庚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乡儒，他对章学诚要求颇严，但天性欲“穷古今之变”的章学诚对每天繁重的课业颇为伤神，开始时他并不太喜欢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渐渐趋向于史学。在塾馆，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成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这是少年章学诚第一次涉足于史学。他从此竟乐此不疲，尝试编纂史类书达三年之久。
在父亲的影响下，章学诚不仅自己治学严谨，而且要求子孙也这样做。在一封给家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为学贵在专门，见识必须坚定，要能卓然自立，不可三心二意。至于功夫气力用在什么地方，必须与自己的精神兴趣相符合，所谓高兴去做就能成功，不高兴去做就不能成功，就是这个意思……一尺长的棰子，每天截取它的一半，终身都用不完。专心致志于一个方面，没有变化，不仅兴趣容易枯竭，力量也容易感到不足。但是，用功的方法虽然可以不断变化，而学识必须坚定不移，就像走远路的人，走法可以随自己决定，而方向则是在出门之前就已经定好了。”
章氏在这封信中，强调一个人如果要治学有成，必须做到“不学则已，学则必精”，要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精专”的目标。兴趣是成功的动力，它可以激发强烈的求知欲望。有了坚定的目标，方法则可以灵活多样。
无独有偶，近代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对儿子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除诵读作文外，馀暇须批阅史籍；惟每看一种，须自首至末，详细阅完，然后再易他种。最忌东拉西扯，阅过即忘，无补实用。并须预备看书日记册，遇有心得，随手摘录。苟有费解或疑问，亦须摘出，请姚师讲解，则获益良多矣。
林则徐在谆谆告诫次子聪彝：除了诵读经书学习写作之外，有空应该披览史籍；只是每看一种，必须从头到尾，仔细读完，然后再换其他的种类。最忌讳东拉西扯，读过即忘，一点用处都没有。并且还要预备读书日记本，遇有心得，随手摘录。如果有费解和疑问的，亦应该摘抄出来。请姚莹大师讲解，收获就会更多了。
林则徐的这段话，重点强调治学离不开一个“专”字，读书离不开一个“精”字，忌讳的是浅尝辄止。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不仅善于工作，而且善于读书，写一手好文章。对独生女儿陶斯亮的学习和工作，也十分关注。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大学一毕业就兴致勃勃地跑到从化，去看望正在那儿开会的父亲陶铸。她一见到父亲，就谈什么电影呀，戏剧呀，文学呀，历史呀……滔滔不绝。可就是只字不谈自己的专业——医学，不谈就业后的打算。父亲越听越不高兴，最后脸色阴沉地说：“你怎么不谈谈自己的学业呢？”
“有什么好谈的。紧紧张张地过了一学期，现在该轻松轻松了。再说我毕业总考试成绩是95分。”女儿洋洋得意地反驳道。
“考试成绩并不完全代表你的真才实学，更不能说明你将来能否成为一名称职的医生。你的兴趣太杂了，我担心你将来会一事无成。”
“兴趣广点有什么不好？”
“兴趣广，我不完全反对，你如果博古通今，博学多才，我当然很高兴。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你将来是要靠你学过的专业来为人民服务啊！”
“这我早考虑过了，”陶斯亮随口说，“我不想搞临床，没意思，吃力不讨好。倒是很想搞病理生理，可又怕搞不出名堂，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不过不妨先试上一试，要是不行再改行搞别的。”
陶铸同志听了女儿的话，两道浓眉拧到一起，成了个“川”字，很不满意地说：“要是干什么事情，都像你这样三心二意，朝三暮四，怕受累，怕吃苦，肯定是一事无成，我看你呀，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
“你怎么知道我将来没出息？别说得这么绝对。就是没出息又怎么样？中国几亿人，难道个个都得有出息不成？”
陶铸见女儿这样不接受批评，非常生气地喝道：“简直是强词夺理！一个人怎么能这样不虚心！”
女儿受到批评，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于是哭了起来。她哭呀哭，总以为父亲会来哄她。直到深夜12点，父亲并没有理她。
父亲房间里的灯还亮着。她悄悄从锁孔里看，父亲还在看文件。她听说父亲近年来常尿血，医生怀疑他患“膀胱癌”，可他还是抱病在坚持工作。想到这，斯亮的心要碎了！她又想起自己上大学的前夕，父亲曾对她说：“亮亮，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我很爱你，但我对你没有任何个人的要求，只希望你能立志成为一个对人民有所作为的人，成为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相信你不会辜负爸爸对你的期望的。”如今，自己大学毕业了，怎么能这样朝三暮四呢？难怪父亲生气。她终于推开父亲的门，说：“爸爸，我错了。”
“嗯，知道错了就好。”陶铸见女儿有了认识，就语重心长地说，“爸爸这样批评你，不为别的，只是考虑到国家和人民需要各种专门人才，你立志献身祖国，就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就应精益求精。”一席话，斯亮感到心中一亮，她认真地点点头。
是的，人生有限，学海无涯，要有所成就必须专于一门。“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徒多徒烂耳。”学贵精专并非书读得不多。只有掌握了精华，才能去运用更多的书本知识。如果光贪多，只能适得其反。
幼稚好学，励志盛年
康熙教子经
人在幼稚，精神专一通利；长成以后，则思虑散逸外驰。是故应须早学，勿失机会。朕七八岁所读之经书，至今五六十年，犹不遗忘。至于二十以外所读经书，数月不温，即至荒疏矣。然人或有幼年遭逢坎坷，失于早学、则于盛年尤当励志。盖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壮而学者，如炳烛之光；虽学之迟者，亦犹贤乎始终不学者也。
译文
人在年纪小的时候，精神专一，没有任何思想杂念，思维也比较活跃；长大成人以后，思想就不集中，容易走神。所以应当及早读书学习，不要失去学习的最佳时机。我七八岁所读的经书，到现在已经五六十年了，但仍记忆犹新；至于二十岁以后所读的经书，如果几个月不温习，就要荒疏了。但是人也有因为幼年遭受到坎坷不幸而失去早学的机会的，那么就应该在壮年时期更加发愤读书学习以弥补幼时延误的知识。幼年学习的，就好像太阳初升的光芒；壮年学习的，就如同燃烧着的蜡烛的光辉；即便很晚才开始学习的人，也还是要比一向不学习的人强出许多。
成功教子黄金法则
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得不仅健康、活泼，而且聪明伶俐。大量事例证明，早期教育对儿童后来的发展和学习具有重要的作用。幼儿智力之花可以提前开放，长期不衰；也可能昙花一现，瞬间枯萎，关键在于环境和教育。新的一代如果在生理上健康成长，在心理上又能得到及时的、科学的教育和影响。那么，孩子就将获得更加美好的成长发展。
儿童时期，在人体发育的历程中，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拿脑重来说，新生儿平均为390克左右，而7岁的儿童为1280克左右，差不多接近成人的脑重（成人脑重平均约为1400克）。说明在正常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下，儿童的脑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正是在儿童生后的头几年，逐步学会了直立行走和说话，学会用脑思维，为以后智力和才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治学中，人在不同年龄段学习的效果也是不同的。一年之季在于春，康熙帝教育孩子们治学“盖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壮而学者，如炳烛之光”谈到的是由于人在不同年龄段学习，学习的效果也不同的问题。
曾国藩在父亲的教导下，五岁就开始学习认字，识字。两年后随父读书。他父亲曾麟书自知学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也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时时督促。即便是已经躺在了床上，或者是父子行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国藩砺志聪明，而且他的记忆力很强。据说九岁已经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章了。曾国藩十四岁那年，家里来了位衡阳凛生欧阳凝祉看望其父，见到了他的八股文稿，十分夸奖。欧阳先生是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赢得他的称许，颇不容易。欧阳凝祉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又出了一道诗题，教曾国藩当场做律诗一首。欧阳看到他的诗，连连称赞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并把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旋即朝考一等，改翰林院庶吉士一。在科场中可谓一帆风顺。
在中进士之前，曾国藩因忙于学八股，考科举，可以说还没有踏进学术的大门，等到入翰林之后，他才有余力从事学问的探求。此后十二三年的工夫，用以完成他的自我教育，可谓盛年砺志。这期间，他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治理国家的经验。
曾国藩不仅读书，而且抄书编书。他曾手写十八家诗钞，编订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简编。一军书旁午，手不释卷，在千古名将中，能如曾公者有几人？世人惊叹，纵使这样一位文绉绉的书呆子，居然能够带兵作战，而且平定大乱，这真是古往今来，战史中的罕景。
自幼苦读，勤于写作的曾国藩在学问上可以说是颇有见解，自成一家之说了。在治学方面有一大憾事，自咸丰二年以后，他便开始了戎马生涯。及至平定太平军后，曾国藩已是精力日衰。他虽然满腔热望，想恢复著书立说的生活，可是已力不从心，徒唤奈何了。然而，在他的日记、家书中，对于作学问、读书实有很深的见解，俯拾皆是。这也印证了康熙教子经中“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壮而学者，如炳烛之光；虽学之迟者，迹犹贤乎始终不学者也”的道理。
体认事务，据理审事
康熙教子经
道理之载于典籍者，一定而有限，而天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故世之苦读书者，往往遇事有执泥处，而经历世故多者，又每逐事圆融而无定见。此皆一偏之见。朕则谓当读书时，须要体认世务；而应事时，又当据书理而审其事。宜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译文
经书中所记载的各种道理，都有具体所指，这样，其中的范围有限，道理也就有限了，可是天下的事千变万化，头绪纷纭复杂。因此，那些刻苦用功读书的人，往往遇事拘泥于经书典籍的道理，不知道变通；而那些阅历丰富、老于世故的人，又往往遇事圆滑而没有主见。这两种人都带有片面性。我认为在读书的时候，必须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与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紧密联系起来；在办事时，又应当根据经书典籍中的道理来处理事情。只有这么做，才能避免出现上述的两种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