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型性格的人常表现出缺乏责任感、不恳切、表面应付处事，凡事主动退让妥协，做事敷衍马虎，只顾眼前，意志力弱，依赖性强，缺乏耐性，易变，懒散，秩序观念差。
妥协型性格的人的是权力型、服务型或自由型。权力型通过谋求高位和实施领导体现价值；服务型和自由型通过为他人服务体现自身的价值。
权力型的从业方向主要是各级各类官员；服务型的从业方向主要是各类服务行业及依赖机关、企业生存的普通员工；自由型主要是各类自由职业、游商等。
需要指出的是，体现在官员身上的妥协型性格不一定是个性性格，而可能是个性性格与社会性格的统一。而从事服务工作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妥协型性格，他们的个性性格与职业性格在工作时必须得到统一，个性性格必须服从职业性格。有人觉得他们似乎没有个性，其实不然，使他们高度统一的是职业性格。而个性性格顽固不化、时不时与顾客发生冲突的人则突显出害群之马的本色。自由职业比过去大大地扩张了，游商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人。
一、唐太宗——妥协性格
造就独步千古伟业唐太宗就是典型的妥协性格中的权力型类型，此种性格往往不一定是个性性格，而是个性性格与社会性格的统一，因此他的性格里包含有诸家思想的体系精华。他对臣下的宽容与慈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显尽了自己性格中的慈；面对兄、弟的迫害不动声色，妥协让步，表现了他性格中的忍；夺官时，对亲生手足毫不手软，说明了他性格中的一残；既得天下，改变策略，以怀柔政策稳定人心，对边疆民族不用武力而用招抚，尽展了他性格里的变。正因为李世民具备了上述性格特征，所以在他的麾下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出现了人才济济一堂的盛大局面，也使得他的功绩独步千古，事业如日中天。
盛唐之所以“盛”，他的构建者唐太宗功不可没，他是中国最杰出的封建帝王之一，为中国开创了长达一百三十年的黄金时代。
那么，唐太宗为何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他的性格，他把儒、道、兵、法各家之长用得恰到好处。把中国谋略文化中的慈、忍、妥协、变、残用得炉火纯青。各家思想，各种方法皆融为己用，且备兼众长。仁慈时，对下属像父母对待子女一般。忍耐时。总是一忍再忍，即使有性命之忧，也不为所动；残忍时。即使亲兄弟也毫不留情；权变时，虚心听取下属意见，决不肆意行事。正因为有了这一性格特征，他便能游刃有余地应对任何复杂的事件。“贞观之治”是李世民的一生功绩，杜甫用“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描绘了唐太宗的英明形象。
我们先来说说唐太宗性格中慈的一面，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的给予，比德家的所谓以德为本的正义原则又高出了一层。因此，慈爱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是一种“精神内敛”，“智慧澄澈”的境界，但它与“不敢为天下先”一样都是一种处世的机谋，然而，慈要比后者深刻得多。以慈服人绝非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被收服者心悦诚服。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取者内在借用的疏离，它会受到那些被收服的人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这便是此性格之人所具有的人格魅力。
玄武门事变之后，秦王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李建成、李元吉的党羽，并“瞩没其家”，许多人还四处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和兵勇，争相槽杀邀功，使得官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性格仁慈宽厚的李世民决定采用明智的安抚政策，他一方面禁止秦王府人员禁捕滥杀，同时又以高祖的名义诏告天下，对于不敢出面的一些官府集团的成员，李世民多次退使用之，用一片诚意、仁获解除了他们的顾虑。其中最杰出的人才工进、税征、韦挺等人，都成了朝中重臣。魏征几次劝太子及早除掉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建成纷纷逃亡，魏征却依然如故。李世民当众问魏征：“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在场的官员都替魏征担心，而魏征却从容不迫地回答：“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祸患了。”对魏征桀骛不驯的回答，李世民不但没生气，反而更加敬重他的忠诚坦荡，封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步步升迁。原秦王府的旧部，对唐太宗这种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作法并不理解，这就是仁慈宽厚与狭隘的差别。
一次，太宗乘坐小轿出游，一个卫兵不小心，脚下滑了一跤，无意中拉了一把太宗的龙袍，险些把太宗拉下轿来。卫兵吓得魂不附体，大惊失色。太宗却仁慈地说：“这里没有御史法官，不会问你的罪。”而且告诫身边的人不要把这件事传出去。触犯龙体在封建社会是大逆不道的事，按理是问死罪，何况一个下贱的卫兵做出这等事来呢？太宗的慈爱宽厚原谅了卫士，卫士感动得热泪交流。
如果说魏征有能力，有才华，太宗用其为己，他能宽厚仁慈待之，那对待不小心拉了自己衣服的卫兵的态度又如何解释呢？这实则是一种慈爱。像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不是故意而犯错误的原谅。“慈”的性格，赢得了朝臣的尊敬和爱戴，侍奉这样的君王，又有哪位巨子不竭心尽智报效呢？
再说一说太宗性格中“忍”的一面。
这里所指的“忍”，不是残忍，而是忍耐，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忍耐，它是人在处于劣势或不得志时为了将来的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但这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策略，而是在洞察了一切世事变化的规律以后发自内心的一种情志。这种忍不仅包括忍受逆境、苦难和屈辱，还包括“乐之忍”、“官之忍”、“权之忍”、“安之忍”、“快之忍”等等。总之，它不仅仅是一种修养之忍，还是一种明智的妥协，一种趋吉避凶的深刻的智慧，是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忍，是圆融无害圆融无碍的处世智慧。
李世民兄弟三人，太子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联手对付李世民，而且太子和齐王还有李渊的支持，李世民更显得势力不如太子建成了。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他想毒死李世民，于是，在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府后，吐血不止，不知是李建成的毒药量小，还是李世民抵抗力强，李世民在吐血后竟保住了性命。
李世民此次中毒，虽无确凿证据证明是建成下的毒药，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李渊知道后，狠狠地训斥了建成一顿，但他毕竟支持建成，所以也未对他作什么处置，李世民知道如果责问建成也讨不到什么说法，况且，建成有父皇的支持，弄不好会激怒父皇。那样结果就更不好收拾了，于是，他忍了。
李建成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只是方式比上次巧妙了些，但把握也减少了些。他设法说服太祖去郊外打猎，并要几个皇子相陪。父皇之命，李世民不敢不从，李建成特意派人为李世民挑选了一匹性情暴烈的马，该马稍遇刺激，便狂性大发，他想用此法摔死李世民。等到李世民纵马追赶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大发，控制不住，把李世民摔出一丈多远，险些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对太子和元吉发难。李世民一次次退让，一忍再忍，直到时机成熟，策划完成，才发动“玄武门政变”，一举杀掉了太子建成及其党羽。这就是李世民性格中的忍，如果他不忍，在第一次中毒后就和建成闹翻，不知结果会怎样？第二次从马上摔下来，虽然都彼此心知肚明，但却丝毫找不出责备建成的理由，李世民又忍了。如果这两次在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时，李世民就和建成闹翻真不知他的命运会怎么样？
然后再说李世民性格中“残”的一面。该残忍时，绝不手软，因为这是非鱼死即网破的时候，有不得半点犹豫、手软，彼命不休此命体。李世民深谙此理，他残忍的除掉了太子和齐王，但绝不滥杀，他采取的策略是“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
李世民与李建成的明争暗斗已公开化，并且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李世民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带人埋伏在太子与齐王上朝的必经之路——玄武门。太子与齐王前来上朝，李世民的伏兵四起，他亲手杀了兄长建成，大将尉迟敬德杀死了齐王元吉，这场宫廷政变就这样结束了。李世民的政敌已完全消除，从此再也无人能与他争锋、不久，唐高祖李渊就让位给了李世民，即唐太宗。
这场“玄武之变”，以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李世民这时的性格又给人残忍的感觉，因为他设伏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弟弟，手足相残，是够残忍的了。但不管是当时的人还是现在的人，千百年来，又有谁抱住“玄武门之变”不放去喋喋不休的责备李世民呢？如果说这是因为“玄武门之变”造就了万世英主李世民，那在“玄武门之变”前谁能知道他即位后是英主还是昏君，可见李世民性格残忍的一面是抹杀不了的。
最后，我们再说李世民性格中的“变”。
这个道理倒是很简单，慈、忍、残其实都是手段，而变才是目的，李世民讲究与世推移，随时而变。“玄武门之变”后，他登上了王位，当时，太子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各地，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这时李世民又隐去了残忍性格，他决定不用高压手段，采用怀柔政策，对他们的要求妥协退让。他派魏征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魏征到了河北，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说：“我来这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时，皇上让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别人都同意魏征的意见，他们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报告，由于唐太宗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自己的政权才算巩固下来。
李世民的变不但表现在处理内部事务上，即使是在民族政策上也善于权变。
唐朝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而唐太宗就是这一历史进程开端的奠基者。他以泱泱大国的气势征服了周边国家，保持了边境地区的安宁，制止了少数民族贵族对中原人民的骚扰，恢复了同西域各族人民以及同中亚、西亚地区国家人民交往的通道。更能体现其博大心襟的是他能在战争结束以后，为缓解民族间的矛盾，改善民族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他让许多部落首领在京城长安任职，有的任军队中的重要将领，有的甚至任官中禁军。对被任用的少数民族首领，唐太宗十分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察。”受重用的少数民族将领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征讨战争，有的担任行军大总管，有的任安抚大使等要职，让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立下卓越战功。这种皇帝直接任命少数民族首领，带领少数民族军队征战，并能完全信任这些人，在历史上有如此恢宏气度的，恐怕只有唐太宗一个人。由于太宗的信任，这些人对太宗也十分忠诚，唐太宗用他博大的胸襟把各个民族团结在大唐帝国周围。于是，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形成万国来朝的鼎盛时代。这期间，国家实现了统一，版图空前扩大，中国封建社会登上了“治世”的巅峰，其政治之清明、国家之强盛为历代封建王朝所罕见。
“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一页，而这一切的取得与李世民的性格有关，他把各家智慧用得恰到好处，各家方法也融为己用，不管是收揽人才，还是治政方针。试想如果没有这种性格又怎能构建出他那庞大的千古基业呢？
二、爱情命运：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知为什么，妥协的积极意义过去被忽略了，而生活告诉人们，妥协会带来机遇。
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因为父母的规定，找对象时外地人免见，结果一直找不到称心的。他是个聪明人，偷偷地篡改了父母的规定，退一步可以选外地的，再退一步可以选农村的，结果找到了一个外地进城打工的、又聪明又漂亮的对象。一年后谈得差不多了，小伙子领上对象去见父母，父母一见格外喜欢，根本就没有提起什么外地人、农村户口之类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