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善于合作，搞好人际关系。
我们正处于一个合作的时代，合作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手段。因为科学知识向纵深方向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人们不可能再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每个人都要借助他人的智慧完成自己人生的超越，于是这个世界充满了竞争与挑战，也充满了合作与快乐。
合作不仅使科学王国不再壁垒森严，同时也改写了世界的经济疆界。克林顿总统的首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在他著名的《国家任务——迎接21世纪》一书的开头写道：“我们正经历一场转变，这一转变将重组下一个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将没有一国的产品或技术，没有一国的公司，没有一国的工业。至少将来不再有我们通常所知的一国的经济。留存在国家界限之内的一切，是组成国家的公民。”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与技术的合作早已超越了国境线，许多大公司开始做出跨国性联姻，财力物力与人力的重新组合，导致了生产效率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增加，必将使科学技术的成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造福于人类。
其实，不仅是现代人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在60年前的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
正是基于对人类共处中相互依赖性的认识，以及在这基础上形成的高尚的道德水准，使爱因斯坦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科学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而闻一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来清华大学执教前，在与人交往方面则走过弯路，受过挫折。
闻一多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1925年5月回国，暑假后即来北京就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他开始时热情极高，全力以赴地干工作。但，由于他只有诗人的热情，没有行政工作者的练达，很快就遭到了中伤和诽谤。他于是“愤而南归”，连衣物、书籍都没有带走。
1927年秋，“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时，聘他去担任外文系主任。但他还是不能适应环境，不久又离开了。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挂着一面豹皮的大鼓，
我敲着它游遍了一个世界，
……
我战着风涛，
日暮归来，
谁是我的家，
谁是我的归宿。”
1932年秋，闻一多应母校清华之聘，来校任中文系教授。这时他的思想感情十分痛苦。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现在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1933年春，应届毕业年级请他为纪念册题词，他竟以《败》为题，信笔挥就了一篇文字。
随后，总结过去“败”的经验教训和到清华任教的需要，闻一多决心改走一条学者的道路，他把它叫做“向内走的道路”。他刚到清华，就拟订了一个庞大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决心在这方面有一番作为和突破，他说：“……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我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祸而非祸。”于是，他在教学之余，便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完成他那庞大的计划，过起“名士”的生活来。
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先生还勉强可以依靠治学和做“名士”逃避人际关系的话，这种办法在21世纪的今天则寸步难行，根本行不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指出：“学会共处”是对现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学会共处是在全球化将成为21世纪重要特征，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它的原意是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共同工作。学会共处，有着同样深刻的内涵。
学会共处，首先要了解自身，发现他人，尊重他人。一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学生了解人类本身的多样性、共同性及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学校开设的诸种科目，无论是语、数、外，还是理、化、生或史、地、社会学科，都是为了传递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增进对于本氏族和其他民族的了解，认识各自的文化特性和共同价值。了解自己是认识他人的起点和基础，所谓“设身处地”，就是讲的“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教育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注重从了解他人、他国、他民族的过程中更深切地认识自己，认识本国、本民族，这种了解和认识，始自家庭，及于学校，延至社会，推而广之于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及其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风俗生活方式等等，并从这种深入的了解之中，培养人类的尊严感、责任心、同情心和对于祖国、同胞和人类的爱心。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关心，学会分享，学会合作。仁爱，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准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直是相传千年的社会理念；“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更成为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时代风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烈竞争无疑给传统的群体主义、社会至上的价值观念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要倡导在法律规范内的公平竞争，利用其有利于发挥个人首创精神和提高经济效益效率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更要发扬和倡导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互相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平等对话是互相尊重的体现，相互交流是彼此了解的前提，而这正是人际、国际和谐共处的基础。家庭之内，父母和子女之间如朋友般的思想交流不但是消除“代沟”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条件。
学会共处就是要学会用和平的、对话的、协商的、非暴力的方法处理矛盾，解决冲突，这对于人际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同样适用。学会共处，不只是学习一种社会关系，它也意味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到当代世界倡导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无不指明了学会与自然“共处”的重要性。这种学习，像其他学习一样，也包括了知识、技能和态度、价值观念的习得和养成。
作为年轻人学会共处，主要不是从书本中学习，它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参与目标一致的社会活动，学会在各种“磨合”之中找到新的认同，确立新的共识，并从中获得实际的体验。
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不但能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也能够提高社交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
与人相处，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言而有信。中华民族历来是强调讲信用的民族，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从古至今都把信用看得非常重要。
《论语》中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程颐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还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信用如镜，一有裂痕，难以复原”等等，讲的都是一个意思：“言而有信”。
在当今社会里，“言而有信”依然被人们所推崇。
《中国青年报》曾连续报道过清华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深夜，一位校党委副书记接到同学们的电话，学生们问：“我们宿舍楼的厕所坏了，你们当领导的管不管？”“管！”
于是，他连夜找到校总务长，带领后勤人员赶到现场，疏通了厕所。
第二天清晨，当同学们发现厕所畅通，楼道干干净净时，连连称赞校领导“言而有信”。
相反，某学院一位领导，为了扩大本院的教师队伍，加强学院的教学力量，到一所名牌大学各系许愿，说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生到他们学院后，可以受到培养和重用，生活福利待遇也很好。
但是，一些研究生、本科生毕业到这个学院工作后，这个领导似乎忘了他当初的许诺，重用培养不仅成了一句空话，就连一般的福利待遇也成为泡影。这些新来的人员抱怨院领导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于是纷纷要求调离。
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上述这类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战国策》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富贾拥有两名妻妾，长的非常秀丽，一天，有一位年轻的后生看中了这两名妻妾，便先从年长的那位下手。
“我是有夫之妇，请你自爱。”她这样向青年人拒绝后，这位青年人仍不死心，继续缠着她不放。
“卑鄙的小人，你真比禽兽还不如。”最后这位年长的女子这样斥骂他，他只好知趣地离开。
这位青年小生求欢不得，便又转移目标，向另一位小妾频送秋波，表示爱意，俩人便很快地勾搭上了。
不久，那位富贾去世了，年轻人的一位朋友劝告他：“你也该为自己打算了，既然人家的丈夫已经死了，你就正式把她娶过门吧。”
“别开玩笑了”。年轻人摇摇头说道：“我不喜欢这种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