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人的要求是如此，对校务的管理，梅贻琦亦是突出一个“廉”字。他做清华校长期间，总是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必要的办事人员减到最低限度。他常说：“因人设事扯反多，因事设人效率高。”30年代，清华的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之比经常是2：1上下。如“1935年教学人员为297人，行政人员只有120人。1946年，清华复员时，有学生2300人，教师389人，职员约160人，工警约180人，教师与学生之比为1：6，教学人员和学生与非教学人员之比为7：1。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绝大多数系都不设办公室，系务通常采取碰头会的方式处理。直到1948年，一个工学院院长室只设一个行政人员和一位工友。当时学校有几条约定：（1）包括校长在内，一律是夫妻不同校，父子不同校（均指工作人员）；（2）不论教职员工，除学校规定的例假和公假外，一般不得请假，如必须请假，则要自己找人代职，报酬即从本人工资内偿付。那时的办事人员，一般都能兢兢业业，廉洁奉公，恪尽职守，大家都很爱护自己的学校。”
梅贻琦廉洁、节俭，但并不吝啬。就他自己，从不因为生活清苦，用积蓄改善生活，相反，他经常从自己工资中支付各种名口的捐助，从创办义务教育到赈难赈灾，从救济困难师生员工到营救被捕学生，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有许多事例，至今仍鲜为人知。于公，他并不因为节俭丽舍不得花钱，他只是主张应该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所以，人们说他“是俭，不是吝，为公家办事是要钱花得经济。有效、持久，不是舍不得花。如此，是积极的俭，才够上德。”“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1955年11月，梅贻琦离开了他在美国纽约的寓所，去了台湾，用清华基金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制定了在台湾建立清华大学的计划。1958年，他碍于情面，不得已出任台湾的“教育部长”。1962年5月19日，他在台湾病逝。在病危住院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来组织专门人员启封，原来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7.学识第一学位第二
学位文凭只代表一个人的求学经历，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学识水平。只有具备真正的博大学识，才能为别人所尊重和敬仰。
陈寅恪（1890—196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兼书香门第。祖父陈宝箴（字右铭），官至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因主持湖南维新失败被革职。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与谭嗣同、陶谦、吴保初一起被称为清末“四大公子”，著有《散原精舍诗》，曾是“新江西派”首领，亦为“戊戌变法”维新党人。
陈寅恪从1902年春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断断续续在海外留学18年，在欧洲，他就读于柏林大学，并先后游挪威、瑞士等国，“游迹所至，颇有题咏”。后到瑞士苏黎世大学就读，再到巴黎大学求学。1910年起人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学习梵文、巴利文2年。1921年再人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学，又4年。
陈寅恪在哈佛读书时，与吴宓相识，成为至交好友，且生死不渝。关于他们的相交，吴宓后来回忆说：“1919年1月底至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由俞大维君介见，以琢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格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述说至为详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吴亦者，更多不胜记也。”又据吴亦的日记记载：“陈（寅恪）群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灾倾佩之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期间，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大多数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许多所大学读过书，做过研究，不曾听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曾听说他拿过。一代学界泰斗，学问之大，却没什么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一大奇特之处。
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推荐陈作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当时清华学校还聘了另一位著名学者赵元任做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其时赵正在哈佛大学任教，哈佛要赵找人替代，指名最好是陈寅烙，并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土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陈寅恪于1926年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职。当时的清华校刊曾专门登载消息报导：“闻教授在欧美多年，购买书籍极丰，每年翻转送数箱回国，将来悉度置吾校研究室中，则同学诸君大可饱览也。”
陈寅恪一到清华园，便显示出一代文史大家的才学风范。他在清华授课及治学情况，他的学生许世臻在《敬悼陈寅恪老师》一文中作如下描述：
“……民国十九年……寅恪师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的教授，在中文研究所、史学研究所、中文系和历史学系开课。他在史学研究所所开的课程是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这两课是隔一年开一次。中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系开的课就多了，计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元白诗研究、欧阳修研究等。……寅恪师身体一向衰弱，学校当局特别尊敬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9时至11时），所以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寅恪师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以外，北大的同学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到清华园听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教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惜跋涉的辛劳来学了。寅恪师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也经常来旁听，清华园中的人凡有疑难不能解的问题（属于文学和史学的），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授佛经文学、惮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了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到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担忧怕粉笔灰吸进肺里去太多，有碍健康，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写满一黑板时，就主动去擦，这一点他倒不拒绝。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得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
文中提到的那些听课教授，像吴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京大学的外籍教授钢和泰，皆是一有机会亦必赶来听讲。故陈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誉。
陈寅恪身体虽然瘦弱，但绝少辍讲，许世跌回忆他曾听陈寅恪四年课，记忆中陈寅恪似乎没请过一次假。他讲课虽只是平铺直叙，但听讲者并不觉得枯燥，都聚精会神听讲。因为内容丰富多彩，有人评价说是“字字精金美玉”，听课者都知道机会难得，不应该轻易把它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
陈寅恪的治学，早年并没有什么“巨著”问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有人评述他“是一个辛勤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都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到了30年代，他“才写出几本小书，……文章虽然短小，但是内容的分量却不是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
陈寅恪学识精深博大，深悉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新观点、近现代科学方法及工具，他同样有极深的造诣。以语言为例，他通晓的总共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学自不必说，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退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或已死亡的文字，他都精通。这些语言帮助他能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对于国学，陈寅恪同时代的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了，而陈寅恪却背诵十三经、二十四史也是滚瓜烂熟，如数家珍。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很高的声望。他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位华藉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牛津大学之聘，前去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牛津，以亲聆陈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记述：“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碗等少数几个人外，能听得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之高，还因为他常常可以解决外国著名学者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次，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境内发掘到3个突厥碑文，纷纷研究，均不懂不通，后请陈寅恪翻译解释，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孟与吐蕃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著名的如法国之沙碗、伯希和等人均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后经陈寅恪解释，也使国际学者很是满意。
关于陈寅恪在国际学人中的声誉，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蓝孟博曾转述了他亲自经历的一件事。1933年他在日本，有一次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白鸟库吉拿出一份中国古代地契，说是中国明朝后期的东西，请大家传看。
当传到蓝手中时，蓝孟博一眼看出并非明物，而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东西。白鸟听了很是惊讶，请他再仔细看。
蓝孟博说：“不用看了，这纸是清末流行的东北双抄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或“绢’，亦非明制，地契的格式为清末以来通行的格式……。”
白鸟点头。随后，白鸟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
蓝孟博答道：“是不是陈援庵（即陈垣）？”
白鸟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
蓝孟博说：“那是恩师。”
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
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要以代为请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8.淡泊明志傲骨节操
朱自清一生过着淡泊清苦的生活。早年，他母含辛茹苦供他求学，他读大学的学费，是他的夫人卖了金首饰贴补的。在中学教书时，他的穿衣打扮，“完全像个乡下土佬”。到清华任教后，情况有所改善，但因子女多，花销重，他的生活仍不富余。抗战期间，他的日子更难，所穿的衣服几乎不成样子。1942年冬，昆明异常寒冷，他既没有大衣，也没有钱缝制棉袍，只好买了一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铺。每天早晨，他就披着这件东西从所住的乡下赶到学校去上课。样子太别致，引起街上许多人注意，但他昂首阔步，自有风趣。在不少当年联大学子的回忆中，朱自清教授身上的这件披风，煞是联大的一道风景线。
朱自清虽穷，却穷得极有志气，表现出铮铮铁骨般的硬汉风格。国民党政府曾多次请他出去做官，他不屑一顾；当局要人亲自登门拜访，他避而不见；达官贵人请他吃饭，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拒不出席；某名流要他写“寿序”，出价三千元，他拒而不写……。因为劳累和贫困，到抗战结束时，他的健康完全摧垮了，他仍然多次带头在反饥饿、反内战宣言上签名。至1948年6月18日，他已是重病在身，无钱医治，吴晗送来一份声明给他看，声明中说：
“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宁可饿死也不购买美国人的面粉，表现了崇高的节操，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