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古城，历来干什么都比外界慢半拍，可偏偏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得是那么的及时，那么的迅速，那么的猛烈。就在刘金山从上海外调回来没几天，那场人斗人、人整人的运动，就像黄河决了口子似的，铺天盖地漫进了这座古城。瞬时间，整个古城一下子疯狂了起来，无论白天黑夜，大街小巷拥满了人群，每个人都好像是注射了兴奋剂似的不知什么叫疲倦，什么叫饥饿，声嘶力竭喊着，叫着，争执着，大街上时不时地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一群人押着一个人在游街，被游斗的人，男人头上戴着一顶用报纸糊的尖尖帽，手里拎着一面破锣或者一个破脸盆，边走边敲着，嘴里不住地说着什么：“我是资本家，我是地主的狗怠子，我是劳改犯，我是大缥头……”女的脖子上挂着两只破鞋，边走嘴里还喊着：“我是个破鞋，我是个裱子，我在旧社会是个妓女……”时不时还有人在他们的头上拍上一巴掌，操上一把，打上一拳。人们疯了，往往还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被游斗的人，走着走着发现，刚才游斗他的那些人不见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手里拿着个破盆还在敲打着，那人莫明其妙地呆了一会，待缓过神来，将手中的破盆一扔，跑到有水龙头的地方，将那张抹得面目全非的脸洗干净后，整整衣装，思索了一下，猛然间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拾起刚刚扔掉的破盆和纸帽子，飞也似的，跑到另一堆人群中，只见那人眼睛一亮，冲着人堆里的一个人喊道：‘他是大缥头，革命同志们，单位里叫我找他回去交代问题。”冲进人群将他刚刚戴过的那顶纸帽子往那人头上一戴，这群人也帮着他往那人脸上抹黑的抹黑，挂牌子的挂牌子，还有人往那人手里塞了一个破锣，三下五除二便把这人武装了起来。于是乎，这群人又被刚才那位被游街的人带领着，浩浩荡荡地走在了大街上，游斗起别人来。待转上两条街后，这群人突然发现刚才的那个发起人不见了，这才恍然大悟，一个个各自东西地走了。
有那么一阵，游街成了这座古城里的一道风景线，一种时尚。
就在人与人之间像着了魔、发了疯似的互相游斗时，突然又从上面传来了新的最高指示，说这种群众斗群众，是党内最大走资派的一个阴谋，转移斗争大方向，以达到保护他们自己的目的。
瞬时间，这股群众斗群众的洪峰，浪头一转，又开始向本单位的当权者发起了进攻。工厂里斗厂长，机关里斗书记，学校里斗老师，
“四清”工作组也成了众矢之的。这一下，昊军家的老两口，“四清”工作组的刘金山算是倒了霉。吴军老两口天天被厂里的工人游厂批斗，刘金山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中央文革小组否定了“四清”运动，“四清”工作组的成员也成了群众天天围攻、批判、游斗的对象。刘金山一看形势不好，乘街道上那帮群众不备之机，溜回了自己的家乡。
形势在不断地变化着，就在刘金山跑回乡下后不久，革命群众又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号召，开展了那场史无前例的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的大造反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人白热化状态。当时的中国被搅得是乾坤颠倒，阴阳反转，黑白不分。中国人都像是着了魔，人们可以不睡觉、不吃饭地到处奔跑，四处乱颠。动不动就振臂高呼，挥笔大写，今天打倒这个，明天踩翻那个。
当时的中国人是人人惶恐，个个不安，一时不知所从，总觉得自己危在旦夕，唯恐一觉睡起，第二天一大早被别人打成反革命。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妻子可以不要丈夫，儿子可以不认老子，晚上还睡在一个被窝里熄灭了灯在那疯狂做爱的夫妻，第二天天一亮又成了势不两立、咬牙切齿、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家里还是给父亲沏茶倒水的儿子，在社会上儿子又可以把父亲押到舞台上，一边给父亲坐着土飞机，一边振臂高呼着打倒自己的父亲的口号。这还不解恨，还要把自己的父亲，这个老家伙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不惜刺臂咬破手指写血书。还有人把碗大的纪念章镶在自己胸前的肌肉里。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可以拿起长矛、枪支去与自己的兄妹、父母、师长械斗。总之一句话，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是疯了。当时的中国党政官员呢，傻了。一夜之间睡醒后，发现自己糊涂了，当初为了追随共产党，舍妻弃子，背井离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打江山、闹革命，怎么一夜之间自己又变成了要推翻自己打下的江山的反革命？迷惘、困惑一时不知所措，终日里惶恐不安，今天还坐在主席台上给人发号施令，作着指示、批判着他人，指责着别人，一夜之间，明天又会被别人押上台，接受昨天你批斗指责的那帮人对你的批斗，总之一句话，当时的中国人疯了，人们失去了最起码的理智。
古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官员也躲不过这一场劫难，市委、政府里大凡是带长字的干部，一个个全被各个观点不同、派别不同的造反战斗队、司令部抢去批斗。市委大院也被当时势力最大的一派造反司令部占领了，并且还夺了市委的大权。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司令部要办一张小报，但市里那些文人早被造反派打成了黑笔杆子，黑秀才，办报一时缺人，这时，有人想起了刘金山。造反派的头头便派人到刘金山的家乡去外调，调查的人回来汇报，头头认为刘金山还是个比较理想的人物，一是家庭出身不错，父亲是生产大队的贫协主席，二是文笔不错，三是刘金山就是一个小学教师，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于是就把刘金山又从县里叫回来，动员刘金山参加他们的造反组织。刘金山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去找吴军妈，吴军妈一听大喜过望，连声说好。刘金山参加了市委大院里的造反兵团，就等于造反派里有了他们家的人，这样一来，她老头子可以保证再不被批斗，二来又可以借用刘金山掌握住玉琴妈。她发现自她家老头子被造反派拉出去游斗了几次，又被定为走资派后，玉琴妈跟他们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她怕玉琴妈对婚事反悔，出于这种动机，吴军妈极力支持刘金山参加市委大院的造反派，并且还叫刘金山住在他们家。
当时四清运动社教团，已被中央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刘金山这个被群众视为执行反动路线的小走狗、保皇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一位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是这支造反队伍中的大笔杆子。刘金山一时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清头尾。在社教团，刘金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街道工作组的小办事员、小文书罢了，到市委大院去办事，一进大院，腿肚子有点发软，如今一下子让他到大院里去办公，刘金山还真有点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自此，刘金山对吴军妈更是佩服万分，感激不尽。
随着时光的推移，形势的不断变化，刘金山慢慢地懂得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为了巩固自己在造反派中的地位和想升迁的欲望，反戈一击，带头批判起了“四清”社教团，并揭发带他进城搞社教的那位县委宣传部长在四清社教团时的反革命罪行。由于斗争坚决，敢冲敢闯，立场坚定，刘金山也从小报编辑混成了总编。后来，这派组织还真夺了权，成立了古城市革命委员会，刘金山主办的这张小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市报，他本人也成了市报的总编，并且还挂了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头衔。随着地位的变化，刘金山也变了，吴军家不住了，搬进了市委大院。他与吴军家的关系也在慢慢变化着，由从巴结吴军家的小食客，变成了吴军家的保护神。吴军的父亲也从一个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变成了一位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
不甘寂寞的玉琴妈为了感激吴军妈和刘金山对她的保护，动荡的社会形势又唤起了她心中的欲望，也拉起街道上一帮家庭妇女，成立了一支战斗队，投靠在刘金山这个造反派的摩下。这女人自从有了刘金山这棵大树，在古城市成立革委会后，她因造反有功，又是个小头头，也当上了街道办事处的主任。
看着玉琴一天天长大，吴军妈心里着急了。学校里停课好几年了，吴军妈找了个借口，把玉琴安置到昊军父亲的那个工厂，当了个保管，又请刘金山出面，不管玉琴愿意不愿意，把婚事办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时局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革中被打倒的那批老人，一批批地复出，再次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刘金山的日子不好过了。先是那位社教组长，县委宣传部长成了刘金山的上司，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宣传部长在市委常委会上，第一个点名的就是要处理刘金山。理由是党的喉舌绝不能让刘金山这种人掌握，但又念他在文革中仅是个搞文字工作的，没有参加过武斗和打砸抢活动，决定从宽处理，原则上“四清”时从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刘金山又回到了他阔别了多年的县城。
玉琴妈也因是造反派，又从主任的位置上掉了下来。
吴军的父亲仍旧是那个厂的厂长。
在城里呆了多年的刘金山，突然落了这么个结果，心里接受不了，在乡下呆了一段时间，又跑回城里来找吴军妈。昊军妈念他的一些好处，说服了吴军的父亲，悄悄地把他调到了吴军父亲的那个工厂，一直熬到那位宣传部长去世，市场经济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