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指汉字的六种构造规律，是东汉许慎等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整理。人们造字时：其中象形、指事是“造字法”，形声、会意是“组字法”，转注、假借是“用字法”。
象形比较容易懂，就是用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形状，而“日”字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样子。指事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画出较抽象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兇”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下面一个人；“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象的部分。
形声由两部分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湖”字，形旁是“水”，表示它与水有关，声旁是“胡”，表示它的发音与“胡”字相近。会意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合并起来表达这个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解”字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表达剖拆的字义；“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
转注就是互相解释。古代因为地域上的隔阂，不同地区发音有不同，或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就会互相转注。如《说文解字》在“考”字下说“老也”，“老”字下说“考也”。假借，就是同音替代。口语里有的词语没有相应的文字对应。于是就找一个和它发音相同的同音字来表示它的含义。一些难以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来表达的概念，往往使用假借之法，使这个概念不至于无字可写。如虚词“莫、矣、者、焉”，代词“我、吾、汝、乃、其”等字，本来各有自己的本义，但这些虚词、代词难以用上述各种造字方法来创造对应的汉字，于是古人只好假借这些字来表达完全没关系的概念。
清代有一个大学者叫做戴震。他的研究方法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诂训，由训诂以寻义理”。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古人阐述的义理留存在古书中。古人已经死了，他当时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让他起死回生，来向他请教，只能靠书中所记述的文字来探寻。但是古书中所用文字的形体和读音到今天很多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古时使用的词汇的涵义到今天的变化更大。两千多年传下来，很多意思，现代人已经不明白了。这需要专家用大家听得懂的话，用看得懂的概念、当代的概念来解释这些已经死去的词汇。这就需要训诂。什么叫训诂？训诂就是指对古人古书的解读诠释。训，就是以当代的话来解释古代那些很生僻的词义。诂，就是以很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些很深奥的概念。当然，后来训诂就连在一起用了。“训诂”这个词始于汉代。汉代大学者孔颖达说：“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意尽归此”，意思是解释古代的语文和名物制度。比如草木、鸟兽、山水的名称，古今是不同的，你要找出来，从前说的那种鸟，现在叫做什么，人家才读得懂。宋代的朱熹一生研究《五经》、《四书》，连吃饭睡觉都手不离书，可是搞了一辈子，书上的义理仍弄不明白，往往牵强附会。这是因为他在训诂上没有扎实的功夫。可见训诂对于研究国学是极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戴震要“由训诂以寻义理”。另一位清代大学者钱大昕也说，“六经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