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后的衰败：中国企业为什么“富不过三代”
“书读三代必发，财发三代必垮。”
这句“富不过三”的中国古谚，既是无数企业兴衰成败的缩影，同时，也是压在中国企业家头上的一个历史宿命。它就像咒语一样缠绕着中国的家族企业，挥之不去。
台湾塑胶天王永庆就常常举“富不过三”的例子，用以自勉，也用来教育其子女。
王永庆认为“富不过三”的原因就是因为后代不能继续吃苦，缺乏危机感，而且过分追求享乐，把前人的家业都挥霍掉了。王永庆分析了三代人的特征，他认为：
第一代人，不怕困难，不怕吃苦，踏踏实实，克服一切困难，最后取得了成功。
第二代人，虽然没有经历创业的艰难，但身受父辈的影响，还能够勤于自勉，努力工作，但是跟第一代人比起来，用功和吃苦的程度已经大大减少了。
第三代人，创业的艰辛，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他们没吃过苦，也不知道什么是吃苦，认为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而随意挥霍，不加珍惜，天长日久，自然家境衰败。
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十分常见。例如，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晋商乔致庸家族的兴衰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乾隆初年，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有个农民叫做乔贵发，由于乡下土地贫瘠，只好学其他人开始“走西口”——到北方与边境的游牧民族做生意。他离开家乡到现在的包头开了家磨豆腐的小店，然后开饭店，再扩充到其他的买卖，慢慢地生意越做越大，最后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如今当地仍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就是乔贵发，可见他的影响力。传到了第三代乔致庸，经营手法更见灵活，乔家开的“复盛公”字号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到了第四代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加上战乱，乔家子孙纷纷出国避难，曾经声名赫赫的“乔家大院”从此辉煌不再。
看过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人可能会对这段传统商业家族兴衰史有更深的体会。乔家其实不算太差，至少有两代的经营者都很杰出。但有很多类似的商业世家，第一代开创、第二代耕耘，到了第三代如果只是守成的话，很快，这些家族就被历史的狂潮卷得无影无踪。
王安电脑，一度是华人的骄傲。王安电脑公司曾被评为全美最有影响力的企业。然而成立不到30年，这个电脑王国的强盛和辉煌就成了过去时，留给人们的是无限的惋惜和深思。
1992年8月18日，一则美联社新闻轰动了全世界：久负盛名的王安公司在那天正式向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曾经如日中天的王安电脑王国走向了终结。
1955年，王安的第一个发明“磁性脉冲控制仪”技术专利被IBM公司买断，王安也因此获得了50万美元的启用资金。凭借这笔资金，王安创立了自己的电脑公司。由于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并无竞争优势，王安一开始自然也遇到了挫折，不过，这并未动摇他的信心，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1964年王安电脑公司首次突破百万美元大关。这时王安强调公司适度的发展。平稳发展成为王安公司所追求的目标。因此王安能在1971年的危机时刻决定公司的正确发展，当时王安公司的计算器系列面临严峻的挑战，王安果断决策开发新产品。放弃旧产品的销售，这时使王安电脑公司保持了正常销售。
王安积极拓展在世界市场的业务，由于公司的正常发展，在欧洲市场销售再创新高，同时在亚洲获得了丰富的利润。王安电脑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这时，王安公司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脑王国。一次在美国著名杂志《幸福》中所列全美最有影响力的1000家大企业中进入前200名。
如此一个强大的公司在以后的几年内竟迅速走向了灭亡。其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在成功和辉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结果，机遇反而成了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20世纪60年代末，一份调查报告引起王安极大关注。该报告称，一般工厂平均每个工人都有价值上万美元的机器和工具帮助其提高效率，而办公室工作人员只有一台几百美元的打字机。因此，计算机进入办公室前景看好；而且，美国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人数已日益超过产业工人。王安很快决定开发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1975年，王安公司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具有编辑、检索功能的文字处理机，计算机进入办公领域的革命遂告开始。
就在同一时期，IBM公司在开拓另一个计算机应用市场，而且是一个比办公室更大的市场——家庭。该公司研制的个人电脑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功能齐全，迅速占领了广大的市场。
在这个关键时候，王安在决策上出现战略性失误：继续采取封闭式技术路线来发展文字处理系统，而无视已受到用户普遍关注的计算机系统之间的兼容问题，尤其是没有及时解决与已成为主流机的IBM个人电脑的兼容问题。这是王安公司逐渐失去用户的根本原因。
1990年，GEC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了王安公司的海外租赁副资作业机构，同年，王安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也被其他公司列入收购的计划表中，王安公司成为众人口中的肥肉。不得以，王安公司向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申请。这就意味着王安公司正式破产。王安苦心经营多年的王安电脑王国覆灭了。
王安电脑公司的没落被很多企业管理的研究者当作是一个家族式企业经营失败的案例，当然，将公司交给儿子王列接管是导致王安电脑公司破产的一个直接原因，然而危机意识的丧失却是导致王安电脑破产的根本原因。当王安博士所推出的新产品接连取得成功时，身为公司掌舵人的他就自满和骄傲起来，丧失了危机感和创新意识，失去了对市场的敏锐反应力，这些都是将王安电脑公司引入失败的深渊。
企业界存在一种已被广泛认知的现象，即“成功之后的衰败”。那么导致这种“成功之后的衰败”的原因是什么？企业昨天的制胜之道为何成了今天的惯性思维和僵化教条？成功企业内部日益增长的自满甚至是傲慢情绪如何令其丧失了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看了王安电脑公司的案例之后，或许你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一般而言，企业做出一定成绩后，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企业的知名度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其领导人和员工就容易骄傲自满，丧失对市场和经营风险的警惕。“骄兵必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竞争的白热化，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往成功的经验不再适用若企业员工安于现状，缺乏危机意识，那么企业的寿命在无形中被夺走了。
企业越大，知名度越高，不少员工头脑中就会产生“名门意识”。有人为在知名企业工作感到自豪，还有人会把企业看作不沉的“航空母舰”，也有人认为保持现状则行，不用再拼搏，一旦这些思想泛滥，那么企业的倒闭是指日可等了。
俗话说，“创业难，守成更难”。被称为中国第一帝王学的《贞观政要》中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房玄龄魏征等人的一段对话，对我们今天经营企业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贞观十年（636），太宗问身边的大臣们：“帝王伟业，创业与守成哪个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的时候，群雄遂鹿，必须攻破城池才能使敌人投降，在战斗中获胜才能使敌人归顺。如此说来，创业更艰难。”
魏征回答说：“帝王起兵，必定乘着世道衰败混乱的时机，推翻昏庸无道的国君，获得百姓的衷心拥戴，天下的人都来归附，上天授命，百姓相助，并不算难。然而得到天下之后，志趣有了变化，容易滋生骄奢淫逸的思想，百姓想过安宁的日子而徭役却无休无止，百姓穷困潦倒而国君却一刻不停地奢侈享乐，国家的衰落破败常常因此发生。这么看来，守成更难。”
太宗说：“玄龄过去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所以他看到创业的艰难。魏征如今辅佐我治理国家，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导致国破家亡的境地，所以他看到守成的艰难。现在艰难的创业已成往事，而更难的守成我应当与诸位一起谨慎对待。”
太宗的话正应了那句有名的话，“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达到一定的规模，经营方针在不知不觉中就会从“以攻为主”变为“以守为主”。企业中一旦流行“我们已经家大业大，得好好守住啊！”这样的观念时，就十分值得警惕了。因为这种观念的流行既是员工危机意识丧失的诱因，同时，也是企业危机到来的先兆。由创业发展到守业，企业的整体气氛将变得保守。于是，企业失去了渴求精神，不敢向未知领域挑战，整个企业也会缺乏改变现状的热情。在这种企业氛围下员工也会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企业离真正的危机就不远了。有人将企业的发展比作一个生命周期，即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像人一样出现青年、壮年、老年等生命周期现象，在每一个阶段企业都会面临生老病死的考验，企业要保持常青的生命力，走出“富不过三”的怪圈，唯一能做的就是居安思危，时刻保持危机意识。
“华为冬天”的启示：最危险的情况是你意识不到危险
当华为在2000年新世纪伊始，在“网络股”泡沫破灭的寒流还未侵袭中国，国内通信业增长速度仍以20%以上的时候，当华为在2000年年销售额达220亿元、利润以29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的时候，其总裁任正非却大谈危机：“华为的危机以及萎缩、破产一定会到来。”他在一次公司内部讲话中颇有感触地说：“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只有危机感，也许是这样华为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这篇题为《华为的冬天》的文章后来在业界广为流传，深受推崇。
当然，“华为的冬天”实际上并非只是华为公司的冬天。正如在《华为的冬天》最后，任正非指点江山地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网络股的暴跌，必将对两三年后的建设预期产生影响，那时制造业就惯性进入了收缩。眼前的繁荣是前几年网络大涨的惯性结果。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这一场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会像它热得人们不理解那样，冷得出奇。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能活下来。”
“华为的冬天”带给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启示——最危险的情况是你意识不到危险。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危机总会不知不觉地到来，因此，企业就要预先做好准备。怎样做准备呢？那就是时刻树立危机观念，对企业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从而使企业健康快速地发展。如果一个企业丧失了危机观念，就好像一个人闭着眼睛开车一样，早晚会出事。
有这样一个寓言：
两只青蛙相邻而居。一只住在远离大路的深水池塘里，另一只却住在大路上小水坑中。
大路上车来车往，交通繁忙。住在池塘里的青蛙友好地劝住水坑的邻居搬到它那里去，说那将会生活得更好、更安全，可是邻居却说舍不得离开习惯了的地方，不想搬来搬去。
结果，几天后，这只不愿搬迁的青蛙就被过路的车子轧死了。
习惯于环境不图变迁，不但过不上好日子，反而还会为旧环境所困挠，有生命之忧。企业的命运与青蛙的命运何其相似。
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美国的汽车制造商身上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案例。当时，在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眼中，买外国车的只不过是一些爱表现的名校大学生而已，因此，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们依旧闭门造车，轻视外国车的设计、制造品质及其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于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却通过自己的创新，不断壮大，渐渐开创了汽车行业的新格局，而底特律则丧失了汽车业的盟主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