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是日偶考《尚书》如五器说，江氏王氏段氏孙氏皆主郑说，然郑音乃个切，惟见《集韵》所引，郑君不当言反切。江氏谓郑当读为铰，亦近曲说。段氏谓铰是鸟笼，下既有器字，则此不得云铰者，是也。郑训如谓以物相授与之言，盖以与字释如字，故《集韵》乃个切下云若也，若犹与也。王氏引之《述闻》谓如者与也及也，其说较诸家为直截。然以五器为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礼器，亦属空言无徵。又谓如字蒙上文修字言之。果如其说，则五器当在三帛之下，不当间以二牲一死卿大夫士之挚矣。郑《注》谓授挚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异式，其言必有所本。《史记》、《五帝本纪》云，二牲一死为挚，如五器加一为字，则五器指授挚之器，盖无疑义。此谓修治公侯伯子男朝聘之五礼，躬桓信谷蒲，瑞节之五玉；赤缯黑缯白缯，玉之三帛；卿大夫羔膈二牲士雉一死之挚与授挚之五器，则文从字顺矣。惟五器为盛挚之物，故加如字以明之，若亦是五等之礼器，则以五玉三帛五器连文可也。至墨常谓五器即五玉，下云卒乃复，谓事毕而还之，然则如字又何解也。蔡沈乃妄移五玉至挚九字于协时月正日之上，而以修五礼如五器连文，其陋不足辩矣。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四月初四日
《尧典》象恭滔天，滔天盖本作忄舀，或作讠舀，忄舀讠舀皆慢也，故《史记》作慢天。后涉下文浩浩滔天语，遂亦误为滔字。据《左传》昭二十六年官不滔之文，则滔忄舀字本可通，而下文既有滔天字，则此处必不作滔，此经典一定之例也。栖霞年廷相说经多不可训，而其解此经滔天谓本作忄舀，篆水天作，而作，二字相似，后人因下有滔天语，遂亦误倒作滔天，则说甚有理。盖静言庸违象恭而忄舀二语相对为文，静言即《秦誓》之论言，《公羊》引作挣言，《说文》引作巧言。庸者语辞，即《左传》庸何伤庸愈乎之庸，亦可作用。违者回邪也。静言庸违者，谓其言善而实违也。《史记》作善言其用辟，言字当略读，谓虽善言而其用实辟，辟同僻，僻亦邪也。象恭者，谓貌恭，故《史记》以似龚解之。象恭而恼者，谓其貌似恭而实慢包。合之即《皋陶谟》所谓巧言令色。以文从字顺求之，牟氏之说，不为无稽。今即不敢改变经文，但以滔作恼，训为慢天，于经恬已自惊然。天者上也，慢天即包慢君言之。孙氏星衍训天为性，转为偏迂。伪吼《传》谓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不可用，则谬甚矣。乃徐文靖《管城硕记》据《竹书纪年》有共工治河之文，遂谓滔天即指其治河无效，而卢氏文招、梁氏玉绳皆取之，是何异郢书燕说也。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五月二十七日
《书》、《尧典》之敬授人时，本作民时，卫包所改，段懋堂氏论之详矣。且引《正义》所载《洪范孔传》及《皋陶谟正义》以证唐初本尚作民时。今又得一证云，《隋书》、《天文志》言中宫六甲星所以布政教而授人时，《晋书》、《天文志》作授农时。《隋志》成于高宗永徽时，《晋书》亦至高宗时始行，而一作人，一作农，可知当日所据《尚书》本尚作民，故史臣避讳，改之不一也。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八月三十日
《书》之篇目。不可努言。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以连序一篇言之，则今文似无序，故不知有百篇也；以有《大誓》一篇言之，则《大誓》出武帝时，不应伏生便有也；以分《康王之诰》为一篇言之，则陆元朗明言欧阳大小夏侯同焉《顾命》也。段氏玉裁、陈氏寿祺皆言今文有序，陈氏列十七证以明之，朱氏彝尊亦言伏生二十九篇合序数之。然汉儒谓二十八篇应二十八宿，语见《论衡》、《正说篇》。又《汉书》、《刘歆传》言博士以尚书为备。（文选本误作不备。）则不知《书》本百篇，其为不见序甚明。俞氏正燮谓使西汉经有害序，则古文多出之篇，博士何以不肯立学？论最破的。故王氏鸣盛、戴氏震皆言今文无书序，序亦孔壁中所得，太史公从子国问故，故得载之者，其言是也。龚氏自珍及俞氏皆谓伏生已分王若曰庶邦以下为《康王之诰》，然《释文》、《正义》皆谓马郑本始分，岂能妄造。然则谓武帝既得《大誓》，博士起传教人，因入之今文为二十九篇者，其言差近理，盖其语《大传》已述之，娄敬董仲舒皆称其文，足见汉初其篇虽亡，而轶说时在人口。及书既出，印证悉符，故人主深信而不疑，博上奉诏而恐后。若谓燎鱼流火，事近于诞，则《尧典》之厘降二女，《皋谟》之率舞百兽，亦为恒情之所怪，习见之所惊，帝王之兴，祯祥之告，非拘虚之士所能测也。龚氏乃谓其气体文法，皆不类，目为战国大誓，亦武断甚矣。氏谓《史记》所载如《原命》、《般庚》等，间与序说不同，知是本今文家言，故与古文序异。然史公正以得之子国秘授，外无传本，故所记或殊。使当时博士传业，明有序文，人人传诵，则如《文侯之命》，古今家说并同，何以史公误为襄王使王子虎命晋文公乎？
光绪王午（一八八一）六月初八日
尚书正义（唐孔颖达）
阅《尚书正义》。殷周间诸王之年，《无逸》、《洛诰》经有明文。《无逸》言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郑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然则自祖甲以下廪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五君之年可推矣。曰四、三年，不曰三、四年者，盖七、八年五、六年皆浑举一代之词，四、三年者，一代四年，一代三年，故变文以明之，古人文字无虚设也。自王肃伪造《孔传正义》，曲申伪传，以祖甲为太甲，于是宋以后人随意撰造商王年代。伪为《竹书纪年》者，作武乙三十五年，文丁十三年，帝辛五十三年。杜撰《皇极经世皇王大纪》等书者，作庚丁二十一年，帝乙三十七年，帝辛三十三年。《通监前编》从而实之，遂以为典要矣。《洛诰》言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郑注：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鱼，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摄，不敢过其数也。此必伏生夏侯以来相承旧说，故凿凿言之。文王受命七年者，据《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见诗文王序，正义引作尚书周传。）武王取白鱼在上祭于毕之年，是年始观兵于孟津，又二年克商，又四年而崩。是文武受命后皆七年也。周公成文武之德，故亦居摄七年。曰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文武皆受命七年也，公虽摄政，未尝有受命之瑞，经文特书此语，以明周公之心，纯乎文武之心，即纯乎臣子之心也。《伪孔传》释为大安文武受命之事，则经之受命二字，便成空文。《正义》从而略之，不能申明郑注。于是后人或据《史记》，谓文王受命十年，或据《汉志》，引三统历作九年；而宋以后人遂各以意改武王年岁及周公居东月日，且争文王无受命、周公无居摄事者，益纷纷矣至《吕刑》言穆王享国百年，享国自与《无逸》经文一例，皆主在位言之。《论衡》、《气寿篇》云：《传》称周穆王享国百年，并未享国之时，出百三十四十岁矣，自是今文家师说如此。《伪孔传》云：穆王即位过四十百年大期。盖阴主《史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之文而小变之，以见子长尝从子国问故，故词相合也。不知未即位时安得云享国。周初召公年亦百二十余岁，毕公亦百余岁，穆王在位百年，何足为异。《列子》以穆王为神人，《穆天子传》瑶池八骏等事，皆以穆王寿为希见，故附会之，此不必疑者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十二月初六日
尚书今古文疏证（清阎若璩）
阅阎百诗《尚书今古文疏证》，其末有议孔门从祀一条，援嘉靖中黜荀子例，欲退象山阳明；又以王州说，欲退欧阳文忠而进范文正。范公入祀固无愧，而欧公事业亦不相下，文章经术则更远出其上，进彼而退此，可为无谓。至议及陆王，则尤妄矣。
咸丰戊午（一八五八）十一月初一日
终日读《尚书》、《古文疏证》。阎氏此书，致力最深，虽时病冗漫，又气矜自满，动辄牵连它书，颇失体裁，而雄辩精到处，自不可及。惟既以《史记》所载之《大誓》为伪，又不信《书序》，因而并力攻《诗小序》，以及《左传》、《檀弓》俱遭驳诘，逞私武断，亦往往而有。全谢山笑为陋儒，非无因也。其中因端类及诸条，前人已闲采入《潜邱记》，予谓当悉去之，荆┨于《记》中，则其浩博自在，而此书之体例不致紊矣。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十一月二十六日
尚书广听录（清毛奇龄）
余素喜毛西河氏诸经说，以其笔舌隽利，为经生家独出，顾武断处太多。今日偶阅其《尚书广听录》，名论虽不乏，略举其不可通者，如以放勋为尧名，重华为舜名，文命为禹名，似已。而于皋陶之允迪二字，知其不可通也，则曰古史记载之体，或记事，或记言，皋陶之曰允迪噘德，记言者也。然则皋陶何以独不记名而记言乎？《康诰》之命《康叔》，以封卫之时与事言之，则《书序》言属成王者是；以篇中朕其弟小子封及寡兄等称谓言之，则蔡《传》言属武士为是；此疑固自难解。乃毛氏必欲伸《序》抑蔡，引徐仲山《日记》，谓周公假武王之命以作词，犹武王合文王之年以纪岁，此皆不忍亡先王之义，是盖谓成王不敢专封康叔之名，而归本于武王，故周公假王命以作诰，亦推其意于武王也。顾读书必求情理；无论武王有意封康叔与否，当日未必有遗言；即封康叔时言之，其命固俨然出成王也。周公奉王命作诰，所奉者成王之命，非武王，则其称王若曰者，亦必假成王之词，断无舍今上而假口于无上者也。即欲归奉武王，岂不可措词，而必冒其兄弟之称，代先王为鬼语乎？古今立言，断无此体，是不通之尤者也。善乎宋之孙宣公曰书序错作也。观《左传》、《康诰》与《伯禽》、《唐诰》并命，《康诰》有篇，《伯禽》、《唐诰》岂无篇，亦不宜为孔子之所删，而《书序》百篇中不列其名，作伪露矣。
《尧典》、《舜典》之分合，《武成》之移改，今古聚讼不休，要皆不可据。惟《顾命》一篇，苏东坡讥其失礼，固当。伏生今文乃合《康王之诰》为一篇。国朝顾宁人氏说是简有脱简为最确。其说以越七月癸丑伯相命士须材句止，为《顾命》；而以下叙殡葬事尽脱矣。至狄设黼缀衣句起，乃是成王葬后，叙康王即位于庙见诸侯之事，直讫王释冕反丧眼句，为《康王之诰》，而狄设句以上文亦尽脱。此虽似凿空，而按之礼制，无一不合。
辛酉附识以上二说俱未确，尔时未能究汉儒之说，多惑于宋故耳。今按近儒江都氏曙《公羊礼说》先谒宗庙一条，驳顾氏说，甚为精确。其曰《康王之诰》末有王脱冕反丧服句，顾氏谓未没丧不称君，而今《书》曰王麻冕黼裳，是腧年之君也，然则瑜年即没丧乎？既已没丧称王，又何故释冕而反丧服耶？则顾氏必当云群公以下十六字亦是衍文，而后其说可通也云云，尤为通畅。凌氏又言天子大敛后，新君吉眼即位告庙见诸侯，有八证，皆确。
咸丰丁巳（一八五七）九月二十八日
尚书未定稿（清茹敦和）
阅茹三樵先生《尚书未定稿》，其力主古文孔《传》为作伪，犹是西河毛氏之说。吾乡之言学者，如万氏季野、邵氏瑶圃皆信古文，盖越之宗派如是也。茹氏更谓郑秆二十四篇之目，即出于张霸《百两篇》中，非郑君本有，乃后人从张书摘出窜入郑书者，则益为无稽矣。余多排阎氏，又一引王氏《后案》而系以微辞。三樵与西庄甲戌同年，而持论不同如此。（其历引郑君他注，以证与二十四篇之目抵牾之处，亦足以备一说。）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十二月十五日
古文尚书异（清段玉裁）
阅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其意实矫江氏（声）王氏（鸣盛）之专主《说文》诸书，改定经文，而尤与江氏为难。然谓枚氏所传之古文三十一篇，字字为孔安国真本，夫亦孰从而信之。苦为分别，多设游辞，所谓甚难而实非者，徐谢山诋其为伪古文讼冤，有以也。惟其博证广搜，旁及音诂，义据精深，多有功于经学，故为治《尚书》者所不可废耳。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六月初五日
夜阅段氏《古文尚书撰异》。此书诂训纷纶，可谓经学之窟，惟必分析今文古文，凿凿言之，且谓汉魏以前欧阳夏侯《尚书》无今文之称；孔安国所传《尚书》，亦用今字；《说文》所载《尚书》古文，马郑王本皆无之；俱近于任肛而谈，意过其通，反为蔽也。臧拜经言钱竹汀氏有签记颇多，惜不得见之。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正月二十三日
古文尚书马郑注（清孙星衍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