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在2009年试图通过报纸或网络了解中国的文学，他想必会认为，就在这一年，中国文学正在生存还是死亡、活着还是死去之间痛苦挣扎。
在此之前，德国人顾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文学提出了严厉的指控，在最初的震惊、略微的挣扎和低声的“别这样”之后，2009年，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以一种令人吃惊的热情接纳了他。顾彬想必发现，至少在隐喻的意义上，鞭挞和被鞭挞的快感正在他的听众中震颤，而一根德国鞭子的威严训诫，显然使事情高潮迭起。
这一年年底，当据说王蒙和陈晓明宣称现在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好时期时，媒体和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反应，使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论点谨慎地加以限定。而在北京的学术会议上，教授们之间爆发了当面争吵，清华大学的肖鹰痛心疾首地指斥那些认为中国文学还活着的人没有立场，北京大学的陈晓明反唇相讥地质疑对方作为顾彬的中国追随者的立场。
当争论归结为“立场”时，常常意味着真正的对话已经结束，接下来就要诉诸公众的道德激情，就要做出判决。而在中国，文学问题确实就是个道德问题。“堕落”，这个词我们很少用于描述个人的道德体验，但常常被用来指称文学的状态，在纯洁无辜而热爱文学的人们看来，文学的堕落是他们感受到的生活世界之堕落的一个最不可容忍的表征——如果不是原因的话。
真正的焦虑从未被充分揭示，我们已经习惯了背靠着沉默的区域展开喧嚣的争吵。我敢断言，中国当代文学最激烈、最悲观的批评者们对他们所审判的对象其实甚少了解，他们的判断通常是整体性的全称判断，无须阅读经验的支持；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观点中隐含着某种更为深邃、更为强大的情感。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理解最近几代中国人的成长经历：在他们的青春期，在他们受教育的全部时间里，文学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具有内在性的精神区域，在中国的最近三十年，文学与理想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词，正如文学与青年构成了一个词，不管文学与人类价值世界和道德生活的关系实际上多么复杂，对这几代中国人来说，文学确实曾经提供了一套精神修辞，对其中那些最真诚的文学热爱者，它近乎一种宗教体验，文学就是他们的“教堂”。
但恰恰是在最近几代人的时间里，人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世上还有更紧迫、更重要——甚至是唯一紧迫和要紧的事，他们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他们当然是过于匆忙，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大规模的冲动，他们的匆忙或许证明了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并非一所伪教堂，尽管他们肯定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的“教堂”并没有教会他们足够的自省能力。问题是，尽管文学遭到遗弃，但那对他们来说相当于精神上的初恋，而后来的一切只是粗鄙的享乐——只要想一想这样一个人对初恋情人以及她现在的丈夫作何感想，你就会理解他们对此时的文学和作家们的那种敏感易怒的情绪，那是一种深刻的挫折感，将背弃转化为自怜，无名的愤怒找到了目标：他们居然并且肯定没有照顾好那圣洁的理想，世界之堕落终于找到了根源。
当今中国的社会精英大部分都曾经是文学青年，当今中国接受过普通义务教育的大部分青年，也曾经在文学中得到生活之自由和价值的应许，他们或许很久无心再拿起一本书耐心地阅读，但是，“文学”这个词成了一块激起公牛之亢奋的红布。
这一切汇合成了巨大的现象，一种面对文学的亢奋厌憎，一个秘而不宣的事实是：这种厌憎有多么激烈，厌憎者的自我厌憎就有多么深切。旁观者清，可能只有顾彬先生理解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人谈论他们的文学时口吻如此狂暴，似乎文学承担着世界的全部重量，因此它也必须承受人们的怒气与邪火。
在中国，文学从来就不仅是文学。这也正是为什么对文学的依据阅读的辩护在这种争论中通常都会显得嗫嚅苍白、不得不处于守势。当辩护者恳求对方稍微花一点时间读一读此时的文学作品时，我们都知道这是软弱无力的，争论其实根本不是由此而起，也根本不在此处，对方具有一种整体性愤怒，而这愤怒无法通过世间可能有的任何一部作品予以抚慰。这就像一个人，当他站在荒野中，悲怆地感叹世界之荒芜时，你必须理解他的悲怆是一种形而上的悲怆，你不能向他指出他身边的花与草，那甚至会使你感到愚蠢和荒谬。
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判断变成了注定不正确之事。2009年，在深圳，一群专家学者共同评选本年度的中国图书，结果没有一本中国的最新原创作品入选。据说他们是以此表明对中国文学的“不高兴”。其实以我对这些先生的专业背景和兴趣的了解，我根本不相信他们读过这一年的任何一本新出的中国小说，但这种“不高兴”是“政治正确”的，而且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对《小团圆》表示高兴，后者是2009年中国最畅销的一本小说，由张爱玲——一位曾经生活于三四十年代日本占领下的上海的女作家写出，这位作家在她的晚年写下了《小团圆》，执着地解释和申辩当初她与一位日本占领军的合作者的恋情。尽管这部书更像是她早期作品退化、粗劣的仿品，混杂着琐碎的世故和专断的自欺，但专家们依然给予它特别的宽容。也就在专家们对中国大陆此时的原创小说表示不高兴的同时，他们对香港和台湾的作家哪怕是并不重要的小小文集都会表达偏爱。事情似乎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厌憎正在使人们失去对此时的文学的判断意愿。
我还必须谈到中国的网络文学。在此前一年，中国一家经营网络游戏的大公司，宣布成立文学公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学公司”，这家公司很快就信心十足地宣布，他们将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文学革命——网络上千千万万“草根”民众的书写将打破精英们对文学的垄断。资本的意志和民粹的文化冲动达成了合作——在中国，民粹也是一门大生意——于是，无数人真心诚意地相信：中国和外国的文学传统都将由此终结，国王死了，群众万岁。
当陈述这一切时，我是在表明中国的文学家身处多么复杂和艰困的环境，他们需要极强的耐心和自信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
但即使如此，在2009年，一个对文学持有正常判断力的中国读者或许仍能看到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文学在关于文学之生死存亡的争论之外仍在默默生长，作家们正在探索对中国人的自我意识重新予以审视和表达的途径。
这一年，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张翎出版了《金山》，这是一部关于19世纪末加拿大中国劳工的悲壮感伤的家族史小说，它有力地重述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当传统的历史叙述以发生于北京的五四运动、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为线索申说现代中国的精神觉醒时，人们可能忽视了历史的混浊和复杂：辛亥革命是一场沿海的和华侨的革命，流散海外的中国人，包括那些无名的劳工，在海外形成了最初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并且由此展开了行动。
而《金山》的作者的身份也是意味深长，她是温州人，20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生，在那时，张翎就形成了她的文学志向，但这种志向很快因出国的冲动而搁置，在国外定居多年之后，她成为一位加拿大的听力训练师，但她的病人们大概不知道，他们同时面对着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
一个对中国文学意义深远的事件在2009年露出了端倪。在这一年年底，中国权威的《人民文学》杂志推出了“新海外作家”专号，这个概念所指的是最近三十年来移居海外，并且以他们的写作返身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小说家们：严歌苓、张翎、陈河、张惠雯、陈谦等，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流散、迁徙的生命体验中重新认识和想象中国人之境遇，现代文学中由郁达夫等人开启的微弱线索，此时成了明确的潮流。
与“不高兴”的专家们不同的是，我认为2009年有理由谨慎、低调地表示高兴。这一年，刘震云发表了《一句顶一万句》，到年底，另一位重要的中国作家莫言发表了长篇小说《蛙》。
几乎所有对中国文学的责难都立足于一个强大的论据，那就是作家们不关注现实、逃避现实——人们对现实所怀有的巨大焦虑急切需要得到缓解和释放，但我们可能过于焦虑，以至于将现实简化成迫在眉睫的种种问题。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所说：我们正被一种惯性支配着，对所有近在眼前的问题张皇失措、反应过度，而对长远的问题麻木不仁。在这个意义上，刘震云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辨析和理解，莫言从生育史角度对中国人之罪与悔的界定，都深契现实，具有持久的精神价值。
也许我们一直生活在幻觉中，我们用大量移用了西方概念的现代汉语思考和言说，我们至今并未找到有关我们的真实生存的语言。中国人是一切新兴通信工具和交流手段的狂热追捧者，即使按照人均水平，我们可能也说了世界上最多的话、写了最多的字，这巨大的、无穷无尽的喧嚣可能恰恰源于一个根本的沉默：我们根本不像我们言说和表达的那样，在我们的口舌之下，潜藏着寂寞的、无以言表的中国之心。
让这沉默之心发出声音，让它获得语言和形式，这是刘震云和莫言所做的，这是中国文学近年来一个隐蔽的方向——它大概还是令人“不高兴”，中国人的自我认识自现代以来就注定艰辛、困苦。
但什么都不是无效的——在2009年，即使你一部中国作品也没看过，但是当你看到中国人如何谈论他们的文学时，你可能已经接近了他们内心某些最隐秘的地方——他们如何与自我、与世界周旋，以颇具中国特色的方式。
胡舒立为首的原《财经》杂志团队打算继续按《财经》旧例出版一份中英文年刊。我应约写了关于文学的文章，以上便是。《2009年短篇小说》编完，索性把此文拿来做了序。编年选这件事，年年赌咒发誓不做，年年都做了，而且年年都拖到最后，让我的责编张玉虹女士每年焦虑一次。当然，有快的、取巧的办法，但终究还是花了笨功夫，搬了一百多斤杂志一本一本地翻。选了十八篇，最后一看，大多是各种选刊没选的。我对此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