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人民日报》胡妍妍考察同时代的文学状况，一个很重要的维度是看它如何回应这一时代的生活。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的完成度如何？中国文学的这十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新世纪文学”。近十年的中国文学，无论从内部状况，还是从外部关系来说，都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和新世纪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变迁密切相关。转型期的中国对作家们来说构成了认识上的巨大难度，怎么把握急剧变化的时代，怎么把握复杂矛盾的精神状况，怎么贴到经验、贴到人心上，以及怎么穿过表象、穿过经验，把握社会历史的隐秘结构，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学，都是与时代进行艰苦对话和博弈的成果。而从这些年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从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在积极“应战”。作家们体认着时代之大和认识之难，也更加自觉地去克服困难，描绘和塑造这个时代的“人”的形象。大众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谈论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人们通常觉得，电视剧、电影甚至网络段子与大众、与时代的联系更为密切，相较于它们来说，文学的特殊性在哪里？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媒体的时代，众声喧哗，其中文学的声音肯定是相对弱的，一部小说、一首诗和报纸上、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在社会关注度上不可比。但是，这个相对微弱的声音，十年来不失其力量。文学对人生的想象尺度不是片断的、即时的，它在整体上看待人生。它力图“推敲”和表现自我：我们的人性和心灵是怎样的？我们何以如此？我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和世界相处？等等。这些都不是话题和新闻所能取代的，它指向话题和新闻背后的那些人。文学是一个民族不可缺少的文化器官，它帮助我们扩展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一个人天天看微博、上网，可能会得到很多知识和信息，但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他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心灵，他也许会从中看到自己。
文学关系到我们内在的价值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微博上你可能只需要表态，而在文学中你就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具体境遇下的选择和思量。文学的想象力说到底不是人怎么飞来飞去，而是想象和探索人的可能性，比如，在特定的境遇下，人如何活得尊严、高尚，人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实现正直、忠诚、谦卑、善良等等美好价值。这十年间，社会急剧变化，人的价值生活和精神生活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比如很多人可能认为，成功就是最大的甚至唯一的价值，为了成功什么都可以交出去，而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就是钱。这就是马尔库斯所谓的“单面的人”，而文学就要对抗这种贫瘠的“单面”，让我们恢复对人性和人生的丰富、整全的意识。在这方面，作家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文学潜在地引导着社会意识，开辟新的精神空间。比如大众文化这十年来经历了一个英雄主义的复兴，屏幕上现在有很多的铁血英雄、坚忍牺牲的英雄，你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邓一光、麦家这些作家的写作在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先导作用，这些作家提示我们，不要总是从低处想象人，应该从高处，从人之为人的光荣和尊严上去想象人。这些博弈的结果放到文学市场上，又是怎样的阅读与接受状况？经常有人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写不出《红岩》、《青春之歌》那样的书了，那些书出版之后，全社会都看，都说好。要我说，现在很难有一本书达到那样的效果。考察文学的状况一定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我们这个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是高度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比过去丰富得多，相比于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极大丰富，文学现在只是丰富的文化产品序列中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尽管如此，我相信文学依然有超出它本身体量的影响力，这不仅体现在对读者的直接影响，也体现在它对其他艺术形式和文化形态的影响上。在文化各部类中，文学可能算是个种地的。种地能挣多少钱？但不种地行吗？它是文化的基础部类，或者说是先导部类。
与此同时，十年来文学的消费性有了迅猛的发育。比如说，十年前我们基本没有类型文学，人们对类型文学的需求基本上是靠港台作家金庸古龙琼瑶来满足的。但现在，类型文学特别是网络上的类型文学得到了极大发展。正常的文学生态本来就应该有消费功能，这某种程度上也是补上了“五四”新文学的缺课。当然，考量文学，不能仅仅考量它的消费性，文学还应有更高的志向，那就是对文化的责任，对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责任，在这方面，文学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使命。这十年也是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十年，网络平台拓展了我们观照文学的格局，似乎让“文学”的概念变得更开放？创作、阅读、批评，在以往的文学生产和消费中像一条工业化流水线似的分得很清，但在网络时代，这种楚河汉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流动的、网状的、交互的状态。比如网络上，天南地北的读者会凑在一起关注某个作家，他们在阅读中形成小社群，不需要批评家来说什么，自己就能承担批评的职能。比如现在活跃着一大批非职业作者，他们不再是专业/业余两分法里的“业余作者”，过去那个两分法意味着业余一直在努力提高水平，要变成专业，修成正果，但现在这些作者不这么想，“业余”也不一定意味着水平不高，有的人写得很好，但也确实没想变成“专业”。他们可能是医生，是记者，是做IT的卖变压器的，他们的生活背景、文化资源、写作路数一人一个样，相较于传统的文学史秩序来说常常是“野路子”，但这些“野路子”正在有力地丰富和扩展着我们的文学。这实际上也对我们的文学期刊和出版、文学批评、文学组织工作等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比如我曾谈过，有些作家写得很好，很有影响，但评论界几乎就没人研究他，处于失语状态。我想，这不是因为评论家没看到他，而是因为，看到了但拿他没办法，没法儿把他装进现成的文学思维和文学论述的框框里去。我过去编刊物时，总是对编辑说，不要安于那么些作者、那么几种路数，要四面八方去找，现在有很多你想不到的高人和新路。这种开放性，说到底，是来自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来自人们生活形态的巨大变化，对很多人来说，文学不再是一种谋生手段，它是闲暇的精神生活，同时，网络的发展，也使得过去纸质的、大众的文学阅读有可能变得日益细分，过去你写一本书，努力想着要让所有人喜欢，结果最好也就是几十万人去买，但现在，也可能总共只有几万人喜欢，但你有可能找到这几万人，于是，各种各样的阅读需求、审美趣味都得以发育，各种各样的创作和对文学可能性的广泛探索也由此得以展开。
我们通常把文学称为“百花园”，就创作、阅读、批评的丰富性而言，我们的文学现在更像是杂花生树的大自然，有鲜花、灌木，也有杂草，有大树，这样的自然是更有生长力的，其中孕育着新的文化因素和创造性力量。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角度来说呢？这是十年来的大亮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样步伐这么大、这么有成效，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就是莫言今年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过去我们的文学作品翻译出去，只是在很小的一个圈子，比如学院中文系、汉学家圈子里流传，很少能进入主流的阅读市场，但现在在欧美的大众书店里经常能发现中国小说家的作品，一些中国作家频繁活跃地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对话中去，在国际出版商那里也得到了高度关注。
当然，总的来看，尽管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走在前面，但我们的路还很长，海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依然是有限的和零散的，我们的许多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还没有被世界充分认识。在这方面，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翻译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我觉得这固然有道理，但未免把事情想得简单了，文化的交流是一个复杂的机制，不仅是翻译问题，还涉及很多重要因素，比如出版、推广等等，而且这个过程还都得和对方接得上才行，不能一厢情愿，单方面使劲。所以，我们还需要下很大的工夫，耐心地培育和建设一个有效的文学交流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中外的出版人、经纪人、翻译家都能充分地发挥作用。简单的灵丹妙药是没有的。对于文学，人们还是有一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拿传统经典来要求当代创作，这让“当代文学”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你认为呢？文学有一个经典传统，我们衡量当下的文学作品多多少少都是从被建构的经典传统出发的。这种传统的强大，恰恰反映了文学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力量。对当代作家来说，传统教会他怎么写，但同时也告诉他不能怎么写，逼迫他另辟新路，不能守在家里，要去开疆拓土，通过这一时代的考验，征服这个时代的读者。传统是安全的，陈陈相因是安全的，创新总是有风险，因为传统是已被承认和习惯的东西，而创新是挑战和冒犯，总是难免让人不习惯，总是需要一个接受过程。但一个时代的文学，应该敢于冒险，应该立足于这个时代，在一些根本点上对我们民族的语言、思想、感受力发挥深刻的影响，比如包括莫言在内的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作家，就曾有力地影响了中国人感受世界的方式。
2012年10月31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
2012年11月15日下午改定
2013年1月28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