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三载，制曰：“每载庸调，八月征收，农功未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至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号青苗钱。主其任者为青苗使。遂为后代豫借之始。陆宣公言：“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陈未接，营办尤艰。凡有给用，委观察使以供军钱，方员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韩文公有《游城南诗》云：“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身。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是三四月之间尚未动差科也。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其时外内离叛，未及一月，国亡主灭。明宗即位，颇知爱民。见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起征条流，其节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征，八月一日纳足。递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纳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谓侍臣曰：“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是庄宗虽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实未尝行也。乃后代国势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开征，其病民又甚矣。《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谢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贪之甚也。”今之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殴民而适乐郊者乎！
虞谦，洪武末为杭州府知府，尝建议：“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谓非旧制，遂废。
纺织之利
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识，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宏撰著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为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余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余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盐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识。”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志》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载绩，为公子裳。”豳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庞之化，岂难致哉！
吴华核上书，欲禁绫绮锦绣，以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谓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有之无益，废之无损，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方。今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斫雕为朴，意亦可行之会乎？
马政
“析因夷雝”，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先王之所以处厩马也。
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复令。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余力养私马。至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驿传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唐制亦然，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时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楚子入郑，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注以为“退一舍”。而《诗》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礼·遗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则汉人之驿马三十里一置，有自来矣。
国初，凡驿皆有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县陶閒奏：“县在山谷，土瘠民贫，遇岁不登，公私无措。惟南关驿有储此一事，而当时储畜之裕，法令之宽，贤尹益下之权，明主居高之听，皆非后世之所能及矣。然则驿之有仓，不但以供宾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艰厄，实《周礼·遗人》之掌也。帖括后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
《孟子》所云“置邮而传命”，盖古已有之。《史记》：“白起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汉书·黄霸传》注：“师古曰：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
漕程
《山堂考索》载：“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尽人马之力，而亦无逗留之患。今之过淮、过洪及回空之限，犹有此意，而其用车驴则必穷日之力而后止，以至于人畜两弊，岂非后人之急迫日甚于前人也与，然其效可睹矣。”
行盐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复海运，而引杜子美诗：“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为证。余于盐法亦引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人人诵杜诗，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充矣。”从之。此中盐之法所自始。
唐刘晏为转运使，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盐吏多则州县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上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杀伤，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钟之政也。
宋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罢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仁宗从之。其诏书曰：“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为经常，弗复更制。”以是虽当王安石之时，而于茶法未有所变，其说可通之于盐课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