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苏震宇先生踏足非洲大陆，开拓了中国人非洲掘金的路线，他是具有冒险精神的黄金猎头，充满对财富的渴望。他44岁，是加纳-中国矿业协会秘书长。2013年6月末的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快步走进广西南宁的一家四星级酒店，脑门挂着一层细密的汗珠，脖子上系着一条毛巾，用它不断拭去沁出的汗水。
4天前，他撤离加纳，挤上了一架从多哥经停巴黎转至中国的航班。跟他一样，在麻烦不断的6月，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从加纳首府阿克拉转道迪拜、开罗返回中国。飞机上挤满了被驱逐的中国金矿老板和工人，脸上写满落魄。
坏运气从非洲一路追随到广西。回南宁两天后，苏震宇发现自己染上了疟疾，被非洲蚊虫叮咬引发的疟原虫病毒在体内发作，加纳人俗称“马拉利”的这种疾病在中国几乎绝迹。苏震宇浑身酸痛难忍，靠服药和打针勉强支撑。他的步履有时蹒跚，神情低落。
在这个惊心动魄的6月里，苏震宇差点被加纳报纸描述成一个靠贩卖他的广西老乡到落后的非洲丛林充当金矿奴隶的中国蛇头与冷血商人。苏震宇从文件夹里掏出一份6月1日加纳当地报纸Daily Graphic的复印件，摔在我面前的桌上，头版照片是加纳总统出访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合影。“原本这天的报纸头版要刊登我的照片，把我报道成一个从事人口贩运的蛇头。幸亏被我提前知道，我赶到报社阻止了他们，于是头版换成了安倍的照片。”苏震宇的眼神喷着愤怒。
加纳报纸把苏震宇定性为蛇头的依据是，几乎所有中国淘金者都叫得出苏震宇的名字，在加纳的每个中国人手里都有苏震宇的电话。这反映了苏震宇在加纳的影响力。
身材不高的苏震宇外表强悍精明，穿着一件方格衬衣和一双蓝色的休闲皮鞋。他说：“很多同胞在这次加纳政府清理金矿的行动中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我们正在等待加纳合伙人的消息，也在和加纳政府进行接触，最终才能决定是否继续待在加纳，或者，转战其他非洲国家。”
加纳的采金者多数来自距离南宁110千米的上林县。上林人口44万，保守估计，有1.2万人在加纳淘金。很多地方整村的青壮劳力都去了加纳。上林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12年财政收入3亿元。当加纳淘金的暴富神话横空出世，吸引了大批渴望财富的上林人踏上非洲路。看起来，这像是中国势力在非洲强力扩张的又一个版本，只不过这次的故事并不美好。
被驱逐的中国人
2013年5月，加纳政府成立了打击非法采金专项工作组，6月3日，加纳政府打击非法金矿的驱逐行动全面展开。军警们突袭了库马西、打夸、敦夸等地的小金矿聚集地。没收工具设备、捣毁工棚。语言不通的工人们四散而逃，有的躲到可可林中。没有来得及跑掉的工人因为无法提供合法证件被拘捕。躲藏在敦夸市区金富豪宾馆中的160余名上林投资者正在碰头研究如何转移设备，被闻讯赶到的加纳警方一并擒获。中国人被关押至移民局监狱，等候遣返。多名中国矿主投资者称，随身携带的大量黄金和加纳货币赛地不翼而飞。
苏震宇说这是加纳迄今最为严厉的一次行动。中国矿主的生产线按照一条合200万元人民币计算，超过1000条。平均一台机器每天可挖掘100克的黄金。机器都被遗弃在矿场之上。受到波及的还有上林的金融体系。据称上林以及明亮镇的三家专为淘金客提供贷款业务的银行，将至少有数十亿元贷款无法按时收回。这意味着，这个以简陋的掘金技术包装、主要依靠人海战术融资的上林人淘金模式，到了不得不悬崖勒马的时候。
苏震宇是最早一批闯荡加纳的中国淘金客，也是加纳的中国淘金商人里的名人。他希望和加纳人创造一种双赢的商业模式。他掌控着金矿，却选择了一名叫Bernard Antwi-Boasiako的加纳合伙人作为名义上的老板，照片中的Bernard Antwi-Boasiako先生粗壮严肃，脖子上悬着一条粗大的设计繁琐的黄金项链。作为反对党的一名成员，他公开批评加纳政府这次对于中国工人的驱逐行为，“不能把非法矿工和合法矿工一起打击，中国工人有充分的文件证明自己拥有合法的劳工手续。”Boasiako接受加纳电视台采访时说。
上林淘金客正陷入集体的恐慌之中。苏震宇说，上林人在加纳各自为战，甚至内讧，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早晚要出事情，而这一次就是危机的全面爆发。他在去年已经发现了加纳政府决意改变土地被中国小金矿割据的苗头，为此成立了民间机构加纳—中国矿业协会，邀请加纳人出面作为公司的CEO，用途很明显，就是利用Bernard Antwi-Boasiako先生那张本地非洲人的脸。
事实上，这不是加纳针对中国淘金者的第一次行动。2012年10月加纳清查非法采金者，一名16岁的中国黑龙江少年在军警突袭中被打死，近百人被捕。前年也有20人因相同原因被捕。但以广西上林居民为主的中国采金者仍源源不断涌入。2013年3月，加纳采取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查封77处矿区，抓捕125名中国涉嫌非法采金人员，查扣并没收大批机械设备。
最近五年里非洲至少已经发生20起中国公民遇袭事件。苏丹、尼日利亚等本来就存在比较严重的内部冲突，现在加纳也在加入这一行列。这些袭击和冲突有的带有政治色彩，有的只是商业纠纷，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不断有身在加纳的滞留者打电话给苏震宇。他安慰对方，如果驱赶走全部中国人，加纳的经济将会遭受重创。
加纳在西非属于政局比较稳定的国家，从1993年起实行相对平稳的宪政民主制，基本没有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的内战或地方割据问题，经济上虽然尚有欠发达，但也吸引了许多海外投资，增长势头良好，与中国外交关系也稳定。“这场冲突应该不涉及多少政治因素，而主要是中国人在那里长期的非法采金，激化了与当地居民及加纳中央政府的矛盾。”《金融时报》评论说。
苏震宇则声称，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其背后是西方大国的加纳代言人在操纵。他说：“在加纳的五大欧美矿产公司，聘请了12名加纳记者作为调查员，专门搜集关于中国人在加纳的负面消息，以此最终赶走中国人。”
居住在库马西的中国商人刘文民在写给中国驻加纳使馆的一封信中称：“美国用NGO的名义，在2012年年初和加纳的12名记者签订合同，专门收集我们中国人开采沙金的负面消息，在加纳知名报纸上连续刊登一个多月，但是中国同胞帮助老百姓修桥修路修建学校还有捐款等善事从没有正面报道过。导致不明真相的加纳人认为我们在破坏他们的环境。”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认为，加纳事件中所谓欧美大国阴谋论并没有找到证据，“欧美是大矿，而上林人是中小矿，各有各的码头，利益并不冲突。过去加纳有法不依，现在开始执行更严格的法律”。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苏震宇展示了一份用英文出具的报告，称这是一份内部人提供的资料。他没有提供消息的来源。这份报告上写着：调查对象重点是苏震宇和Bernard Antwi-Boasiako合开的Hansol Mining公司，以及其他所有在加纳的中国企业。
苏震宇擦了额头上冒出的汗，“这才是整个事件背后的主要原因，我们陷入了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中国对于非洲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欧美人想要赶走中国人。欧美矿业公司和加纳官方合作，加纳政府有利可图。而我们上林人的金矿主要和单个加纳人合作，钱进了单个加纳人而不是加纳政府的口袋。说白了，打击中国人就是想要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现在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面临欧美大公司和加纳政府的合力打压。一方面上林人需要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过去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可以再继续了。”苏震宇有点忧心忡忡地说。
上林人的金字塔
上林位于广西的中南部，从南宁驱车一路走来，先是看到南宁火热的地产项目正在四处开工，然后是宽阔的高速公路。因为高速路需绕远才能到上林，车子改道开上一条二级公路，继续开过去，感觉到明显的萧条，进入大明山东麓之后，沿途的景色变得单调起来。
寒来暑往，那些因为男人远去淘金而日渐荒芜的村庄，如今再次人声喧哗。自从6月3日加纳政府开始集中清理国内金矿以来，消失多年的上林男人重新回到了作别已久的家乡。苏震宇和每一个从非洲归来的淘金客都明白，财富的力量已经做出了远比岁月更替更大的改变。他们已经无法回到从前。
上林是广西闻名的四个贫困地区之一。这里的壮族人曾经有很长的淘金历史。明亮镇水台村32岁的邓碧宁引导我来到夹在一片广袤稻田间的乡村公路上，说：“过去这里就停靠着一条国家级的采金船，我们小时候经常到这里来玩。我7岁的时候，就跟着家长在地里淘金。”邓碧宁的叔叔，60岁的邓生荣正蹲在家门口剥狗肉，这天是夏至，当地人习惯在这一天食狗肉。邓生荣用拖鞋里的大脚趾踩了下脚下的土地，“现在这地下面就有金子。我们从小就淘金，后来国家不让采了。我们上林人曾经转到东北淘金，现在又跑去了非洲”。
苏震宇形容加纳躺在横亘西非的一条原生金矿带上。欧美、南非的金矿公司在加纳用大型设备采集的是岩金。当地非洲人没有机械和设备，采用人口手淘的低效技术淘金。上林人采的是沙金。潜藏在河道边的沙金，不适宜大型采金设备，人力又无法采掘。2006年4月，当苏震宇和3个上林人最初到达加纳的时候，他们采用了上林人惯用的沙泵，用挖掘机挖出河道的泥沙，用沙泵抽到溜槽上，经过黑人工人8个小时的冲洗，泥沙俱下，而金沙则被吸附到溜槽下面铺的地毯上。很快，上林人挖掘的沙坑像蚂蚁窝一样密密麻麻布满了河道两岸。
如今苏震宇已经和其他三名合伙人分道扬镳。他抱怨彼此互相拆台，各自为战。2006年10月，在掘得第一桶金的时候，为了获取资金不断扩张，第一批掘金者宣称他们发了大财。“他们回到上林说在加纳发现了金山，一台挖掘机一天可以‘挖’一栋楼。”一名上林人说，后来大多数人明白都被骗了。苏震宇的合伙人黄先生在上林车站旁的街上大摆酒宴大造声势，酒宴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很多老人还领到了红包。于是上林人相信来了来自加纳的金山神话。合伙人黄先生声称一台挖掘机器210万元，包括办理在加纳淘金的相关手续，于是每8个上林人一组作为股东排队认购，平均一人缴纳了20余万元。这样，黄先生还没有采到金子人在上林的时候已经融得大笔资金，并且未来还占有干股。
这种融资模式不断复制放大。这一年是上林人奔赴加纳的高峰的开始。上林农民加入了一套类似传销的充满风险的融资体系。每个股东又不断吸收新的股东入伙，以平抑风险购进设备。
邓碧宁的叔叔邓生荣在2006年受到鼓动去加纳做淘金工人，领的是每月3000元工资。2007年，第三批上林人加入到这个融资体系。邓碧宁曾经在深圳的工厂打工6年，每月工资5000元，但是并不满足。听说600人的村子有100人都跑去加纳，2009年他开始筹钱参股组装挖掘机运到加纳。邓碧宁联合7个股东每人缴纳12万购买了挖掘设备来到加纳。他记得第一笔钱总计“借了40多人的钱”。
2010年，一套设备已经涨到250万元的时候，叔叔邓生荣回到上林拿出积蓄然后贷款20万元，又找了7个上林股东，每人拿30万元，共计投资160万元，购买了挖掘机和沙泵以及全套的生活用具，来到加纳。在上林的三家银行乐意为淘金者提供贷款，高利贷者也应运而生。为此，邓生荣抵押房屋借了10万元，担保人是上林的两名公务员。在上林的银行门口还打出了“副科级以上干部可一次性贷款5万～50万元”的横幅。这是财富对权力的明码标价。当地人相信：差不多每个地方官员都有股份在加纳。这个类似传销的金字塔在利益驱动下越发膨胀庞大。
加纳的矿产属于国家，而土地却属于地主或者酋长。一般，中国人会找到持有采矿许可证的地主，付1.2万美元的“入门费”用于合作之初的关系疏通，此外，买的地上如有农作物，则按农作物价格的10到15倍付一笔赔偿费。最终以加纳合伙人的名义取得合法资格。地主凭借当地人的身份，每年可以获得毛利的15%到20%作为回报。
设于阿克拉的游说团体——社会综合发展中心主任史蒂夫·曼蒂乌（Steve Manteaw）对《金融时报》表示，“他们会找到有钱人，给他们看自己的执照，说道：‘来吧，一起做生意’。许多中国人到加纳来的时候，还以为他们直接采矿是合法的”。因为未能明确区分购得的矿权是否可以开采，很容易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进行开采经营活动。
与此同时，国际金价在四年间最高翻了一番，加纳金市的交易价最高曾达到每盎司1700多美元，这股涨势吸引大批中国工人及重型设备涌入这个产业，极大地改变了这个行业的作业规模和方式。2011年，广西人、安徽人、福建人，都涌到了加纳。苏震宇说，开始还办理正规用工签证和手续。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只持有旅游签证，大家都是家族式的，沾亲带故。最终失控了。“我现在只能影响五六个老板，顶多三四百人。”苏说。
破灭的非洲梦
数千名上林人尚在归国途中。在淘金者最多的明亮镇和水台村，人们聚集在村子中心的榕树下谈论着还没有见到的熟人和金子。很多人家大门紧闭。院落仍然显得破败。财富降临的速度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快。
邓碧宁说，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再过三个月，自己的机器可以还清贷款，日子才好过些。他说：“也就是第一批去的人有的挣到了钱，后来的人几乎没有挣到钱，都被套牢了。”
邓的家里正在整修土地，本来准备新盖一座楼房，但是目前不得不暂缓。他开着一辆去年花20多万元购买的斯巴鲁车，来到城中一处火锅店吃饭。他取出ipad，照相簿里存着和妻子在外旅游的照片。每个股东有三个月回国休假的时间，这是去年回国时拍的。
在他的相片中，刚刚提炼的黄金在简陋的工棚中发着幽暗的光，就像是神启，指引着上林人。另一张照片，40张100美元排列成旋转的图案，好像通往财富的钱梯。邓笑着说，这是用金子换来的。邓碧宁的网名：非洲金奴，毫不掩饰地透露了上林人对于财富的渴望。
苏震宇听闻，作为惩罚，上林将会禁止归国的淘金客三年内再出国，作为弥补，政府会给这些人以低保待遇。他嘲笑说：“你很难让这些挣着一万多块的钱的人再回到从前，毕竟他们开阔了眼界。”
回到南宁后，苏震宇被携款潜逃的传闻困扰。他否认这种指控，表示自己月底就要回到加纳。“加纳政府和移民局刚给我电话，希望我们正规的矿业继续运营。这是一种缓和的迹象。”
他也承认，这种缓和可能十分有限。在非洲的中国人深受无序和缺乏道德底线的商业文化的毒害，很难主动去遵守商业游戏的规则。“上林人不懂英语，有的连普通话也讲不好。最早加纳警察对中国车辆例行检查。中国人语言不通，又害怕惹事，于是直接给警察手里塞进50赛地，要知道，一个警察或许一个月才挣500赛地。警察都不敢相信，就在发怔的时候，中国人又塞给他50赛地。警察终于明白了，原来检查中国人可以得到意外之财。于是，所有的中国人在任何场合都会被随意拦截下来。”
一些发财的中国人喜欢炫富。在当地有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中餐馆、赌场、夜总会、妓院、地下钱庄，形成高效封闭的华人圈子——就像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的情景一样。中国人把黄金出售给印度人，按照当天伦敦市场交易价换回赛地，再通过浙江人和河南人的地下钱庄，三天后汇回中国。苏震宇曾经看到，有人用麻袋扛着交易黄金换来的钞票雇了持枪非洲警察当保镖在街上游荡。对金钱无节制的追求开始冲击着原本平静的非洲小国。
担心财产受到冲击，几乎每个中国金矿都会购买枪支自卫，中国人甚至抬高了枪支的价格，一只7连发猎枪被炒到了3800赛地一条，“中国人就像买豆腐一样，一买就是10条”。
随着对立尖锐治安恶化，冲突不可避免。很多中国金矿遭受持枪打劫。2012年4月16日，一群武装劫匪袭击了一处上林人的金矿，一名温姓上林人被击中头部死亡。死者来自水台村，温是村中大姓。6月21日，温联进拄着拐杖在水台村行走。3月，他曾和两名当地黑人雇工发生了肢体冲突，温联进称两名黑人工人试图杀死他抢劫工棚里的黄金。他在跳墙逃跑时摔断了脚踝，提前回国治疗。他展示诺基亚手机里保存的在加纳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赤脚的黑人孩子帮助中国工人打水，一桶1个赛地；电子秤上一块金条显示719克；两名黑人妇女在笑，向中国工人出卖肉体只需要20赛地。和非洲世界的所有联系几乎都和金钱有关。
上林一度是一个吸毒高发区，在大批上林人奔赴加纳后，人走城空的上林本地却清净了很多，一度实现了“零犯罪”。而在淘金人聚集的加纳敦夸等地、摇头丸、赌场、妓女也开始在唐人街慢慢滋生昌盛。各种帮派、枪杀屡见不鲜。
在上林遥想非洲，会让人联想起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描述：农业社会无可避免败落、农民背井离乡涌向东部和沿海大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恶果开始显露，道德被打上金钱的烙印，黑帮猖獗、物欲横流、享乐至上。
非洲人抱怨中国人挖走了黄金，破坏了河流和土地，掠夺了属于他们的资源，却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苏震宇极力否认这种指责，他称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合作是真正的双赢模式，而这一次，欧美公司对中国的妖魔化成功达到了目的。
温联进说，自己不打算再回加纳了。他翻看手机里的照片，那上面有中国人开掘的金矿，巨大的土坑深度3米至10多米不等，河道边坑坑洼洼，一片泥泞，当许多淘金客失望地发现花大钱进入的土地并没有找到期望的金子，就去开辟新的坑道。他们忘记了最初填埋还原土地的承诺，有的则付给地主一些钱就消失了。如果地主拿了钱也不回填，所有破坏环境的账最后就都记到中国人的头上。
温联进的黄金梦已经搁浅在这些萧条的坑洞中。他说：“我想不明白，中国援助了非洲这么多道路桥梁、议会大楼和体育馆，为什么非洲人仍然讨厌我们？”
迷失的乡愁
苏震宇的形象在这场乱局中变得十分复杂。1993年苏震宇结业于广西民族学院，先是做了两年导游。因为英语口语流利，他受聘到加纳给一个美籍华人开的赌场做类似公关经理的工作。1998年最早是来自黑龙江的敖姓人士在加纳采矿，但是没有做起来。苏震宇后来给湖南株洲人帮忙找金矿，依然没见成色。直到2006年苏震宇和三个合伙人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引导大批上林人奔赴加纳，才迎来了加纳的掘金岁月。
他和合伙人开启了上林人赴加纳的淘金潮。他尝试和加纳人的交易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前提是让加纳人得到好处。
苏震宇实际掌控的HANSOL MINING公司，购买了一块800平方千米的土地。他和中国淘金股东签署挂靠协议，淘金客们在他的土地上采金，每月缴纳7000赛地管理服务费。公司协助办理工作签证以及协调与加纳政府部门的关系，以保证股东正常经营活动。
这次变局让苏震宇意识到，只有参与到更复杂的政治游戏中，中国商人才能保护自身利益。公司CEO加纳人Bernard Antwi-Boasiako先生是很好的人选，不仅和中国人合伙做生意挣了大钱，未来甚至可以被培养成为总统，或者成为中国商人的利益代言人。
苏震宇坚定地否认了针对中国商人的指责，激烈抨击心怀叵测之人成功实现了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他相信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合作是真正的双赢模式，“中国人的智慧绝对是无穷的，未来比拼的就是实力，是金钱，我们可以用钱搞定一切”。
苏震宇的形象如同中国对于非洲施加的巨大影响一样复杂多义。中国曾经实施了不附带政治条件但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长期对非援助，结束了冷战时期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境遇。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如今，中国对非投资超越了美国，但是商业投资也开始要求回报。一方面中非合作促进了非洲的基础建设和经济繁荣，一方面中国也开始被视作资源掠夺者和新的经济殖民者。
偶然，我在淘金客的微博里看到一张今年4月拍摄于加纳的中国人金矿的照片，当时的中日钓鱼岛冲突，也把身在非洲的上林人裹挟其中，并且轻易在这群异乡客中催生了某种民族主义的幻觉。照片中，在一间简陋的棚子前，墙上用粉笔写着“日本人去死，钓鱼岛是中国的”。旁边是6个举着长枪的加纳黑人在欢呼，居中的一个中国上林人，估计是名金矿主，身着白衫，戴着墨镜，面露着主人般的微笑，冲着镜头展开双手。
或许应该问一问：崛起的中国人，已经准备好拥抱非洲和整个世界了吗？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认为，中非贸易泥沙俱下，规范难度很大。中国援助非洲的模式总体取得了成功，不能因为个别现象而否定。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说，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援助的资金量虽然不少，但是它们的钱主要没花在非洲国家身上，其中的70%至80%是“人头费”，自己又拿回去了。他们自己的人员经费是很高的，所以真正花在项目上的钱就很少。另一方面，西方的援助主要不是在搞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而是在做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培训，搞一些促进民主良政，没有实质性成果。中国的援助完全是为了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公路、桥梁、电站、医院、学校等，中国在非洲就是做这个。因此，中国在非洲建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立在那里。
同样实实在在的还有淘金者们的命运去留。邓生荣的女婿在取缔非法金矿的行动中失踪，身在加纳至今无法联络本人。邓生荣说，女婿身背20万元借款，现在每月要向银行还贷2800元，没挣到钱一定不愿意回来。很多人仍然潜伏在加纳拒绝遣返，希望时机转变捞回巨额投资。我得到消息，很多上林人已经跑到加纳周边的其他非洲国家寻找金矿去了。6月刚刚从加纳回到南宁的上林投资者覃朝武说：“这个时候还是生命最为重要。”
当他们决然离开贫瘠的农村家乡，来到富裕的东部沿海城市打工，又辗转来到遥远的非洲淘金，离财富越近，离家乡就越远。就像盖茨比无法把握住长滩的诱人灯光。他们努力向着财富划行，逆流而上的小舟又不停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
离开上林前，邓碧宁邀请我加入非洲淘金客的微信群。群里一片沉默无人发声。半夜，有在加纳未归的上林人贴出歌词“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吧，我已厌倦漂泊”。但是无人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