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韩国电视剧，你有可能会嫌里面的人物太爱流泪，动不动就大哭特哭，涕泪涟涟，但这无论如何都比中国电视剧里的嗜暴成性的打斗杀伐要好，要健康。一个人们普遍不会哭的时代，有可能是冷漠的、病态的，而一个不许人哭的时代，则必然是残酷的、可怕的。冷酷无情的“斗争精神”不仅把“严队长”异化成了纯粹的专政机器，而且严重地压抑着人性，造成了人心普遍的冷化和严重的硬化；而所谓的“阶级观念”，则不过是一种新的“种姓制度”，——它按照一种简单的标准，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越是在经济和知识上贫穷的人，社会等级越高，越是在经济和知识上富有的，社会等级越低，这与中国古代的“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并无两样。极端而狭隘的“阶级观念”不是促人向善，而是促人向恶，不是教人爱人，而是教人恨人，最终瓦解了建构和谐社会和美好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道德基础和文化秩序。
劳改营里连年累月的高强度劳作，给从维熙的身心带来极大的伤害，甚至造成了身体上的变形，给他留下了极为明显的“双肩失衡症”：
在80年代的一年夏天，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来我家做客时，曾敏感地看见我的双肩失平。我向她简单他讲述了当年挖人工湖时的状况，我常用左肩，所以左肩比右肩高出来一块肉疙瘩。山崎丰子是个直性子的老太太，她用手扒开我的衣领，站在我的面前，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儿，突然之间，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我则没有任何感伤之情，因为若论肩上的磨难与负重，我可能还比不上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挑夫——我想，她的眼泪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流，是为中国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而流淌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留下双肩失衡症的不止我一个人——我们像是一匹匹苦驼，只知道拼命地劳作。
对别人的苦难和不幸，表现出痛痒相关的同情，这是人类应该有的基本态度和正常反应。山崎丰子的眼泪，一方面，显示着她有着人之为人的正常人性，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他者”的角度，反映出了“极左政治”的可怕和可恨。
三 死：混沌时代的悲惨事象
死亡是一种自然而正常的生命现象。天下无不败之家，也没有不死之人。死亡使我们认识到了人类生命的有限性，认识到了精神信仰和彼岸生活的重要性。由于这种认识，我们会变得更加谦卑，更加仁慈，也更加珍视生命的价值。那种因为拥有了巨大的财富或者极大的权力，而试图超越死亡、实现肉体生命永生的渴念，无疑是一种狂妄而可鄙的贪婪心理。无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有多么自信，甚至“自信人生二百年”，他也无法不死；无论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高到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他永生不死，但他最终也还是要死的。死人的事，的确是经常发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死亡看做随便的事情，可以漫不经心地谈论和对待死亡。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尊重并保护人的生存权则是生命伦理中至高无上的法则；任何人不可以任何理由、用任何手段剥夺无辜者的生命，而任何形式的貌似正当的大规模屠杀，都是对人类尊严和人道法则的野蛮冒犯，都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孽。
二十世纪是暴力伤害泛滥的世纪，也是人道主义灾难最为严重的世纪。为了虚妄的目标，我们剥夺了太多人的生命；因为可怕的疯狂，我们制造了太多的杀戮。非理性的理论为大规模的屠杀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现代化的武器则为“种族灭绝”和“阶级迫害”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而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杀戮和死亡，即使不是更加严重，至少也是同样严重，因为，这样的迫害和杀戮，是日常性的和普遍发生的，具有不可控制和无法统计的性质。《走向混沌》的一个无可替代的价值，就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混乱状态下许多伤害人和整死人的细节。对一个遗忘历史已经成为文化习惯的社会来讲，对那些试图为“文革”招魂的人们来讲，这些细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对抗遗忘，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的真面目。
“反右”和“文革”是无远弗届的政治运动，也是无所不至的人身伤害运动。对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折磨和残害，是“无政府状态”下常见的悲惨场景：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然而，有太多的人“不在了”，有太多的人被剥夺了生命，也有太多的人参与了整人和杀人，做了可怕的“混沌”的牺牲品：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间的悲楚，依然像个银盘那样挂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国人感情的缺圆的时日。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尸满为患——我的一个表弟工作在八宝山附近的一座工厂，他告诉我那儿尸体排队，臭气冲天；分不清张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体火化。更为严重的是，武斗还在继续向北京的每一条街巷延伸，我儿子上学的南吉祥胡同小学校长，学生硬是向她嘴里塞土鳖——自古被称之为人师表的教师，活活被一些无知的孩子折磨死了。
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人性的杀戮，常常公然地进行着。杀人者肆无忌惮，被杀者除了束手就擒，引颈就戮，别无选择：
送她上长途汽车的那天早晨，马圈长途汽车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挨个儿询问上车的人中间，有没有地、富、反、坏、右，有一个老头儿，因为他属于没有公民权的还乡者，当场被揪到车站旁边的空地里，先把他的脸勾画成鬼脸，然后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声中，这位白发老者被绑到一棵树上，活活用石块以及砖头砸死了。幸运的是，那些红卫兵光顾拿老人取乐了，没顾得上察看我的证明——我是带着劳改队送母返乡的请假纸条来的，在这种场合，如果被发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许那些革命小将们，会比对待那位老人还要凶残十倍，把我和我的母亲一块儿送进天堂。
如果没有从维熙以亲历亲见者所做的“实录”，现在的许多人，包括善良的人和不善良的人，都会怀疑这些暴行的真实性。从维熙的可靠叙述，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红卫兵”施暴的丰富信息，有助于我们认识“文革”对青年一代心灵的扭曲和人性的荼毒。首先，“红卫兵”施暴的对象，是所谓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这说明，这样的暴行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着强大的理论支持和意识形态引导，——孩子们从小就通过课文、故事会、连环画、电影、音乐、戏剧和“忆苦思甜”教育等方式，接受了这样的斗争理念：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和“阶级觉悟”，对“阶级敌人”一定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满怀仇恨，不能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怜悯和同情；其次，他们的暴行不受任何理性的制度制约，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属于典型的“无法无天”行为；第三，对人的折磨过程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狂欢色彩，表现出一种极端形态的恶意性，即最血腥最原始的野蛮性，——要知道，用石头行刑不仅对被虐杀者是残忍的，对施虐者也同样是残忍的，因为，它具有近距离面对面的直接性，倘无“塔利班”的像钢铁一样坚硬的神经，一个人是没有勇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类，被一下一下砸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直至最后在难以名状的痛苦中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