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借用了熊正良一篇小说的题目，这篇小说叫做《我们卑微的灵魂》。
拥有一颗卑微的灵魂，这是很多人的悲哀。或者说，在许许多多的心灵当中，都会有一片卑微的角落。表面看来，很多人都是因身份卑微而卑微。事实上，很多人只看到了自己卑微的身份，却看不到自己可怜的心灵。呼唤麻木者醒来，让卑微的人挺起他们的脊梁，这是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责任。我们的先驱鲁迅先生已经为此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在今天，凡是有良知的作家，也无不愿意为此做出努力。
需要用几篇当下小说来说明问题，小说家们的立场一致，方法或思考的路径可能会各不相同。
熊正良的这篇小说写底层人物，具体一点说，是写生活在底层的一群人在打架。刚开始我确实觉得熊正良就是在写打架，一群来自农村的打工仔，到了大城市，为了一个女孩子，打架。一个人倒下去了，打架的人以为出了人命，于是便逃跑，四处躲藏，然后是警察追捕，再然后是再打架……打架构成了情节，情节构成了故事，故事又构成了一个过程。我们读者读什么？其实就是读这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写得好不好，生动不生动就显得比较重要。然而更重要的还是人物，在打架的过程中，在模模糊糊热热闹闹的大都市背景之下，几个人物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了，那个穷困无奈的父亲马福，那个无怨无悔地和马福相依为命的女人王秀梅，那个舍命救子的孙小萍，那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刘成，还有那个坏蛋老扁……人物渐渐清晰起来，我们也会渐渐看清了那些卑微的灵魂：“他们来了两个人，骑了一辆摩托车……王秀梅的手抓着我的臂膀，我感到她在发抖……我想站起来，发现腿又麻又软……”熊正良仍然在继续他的打架，小说行进到这里，读者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看到，打架打到这一步，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打架了，而是卑微面对卑鄙，善良面对凶狠。读者这时候也产生了一种渴望，渴望马福能打赢，让他打倒那个叫老扁的流氓。但是熊正良并不忙着定输赢，而是在那个故事的现场，让我们的主人公马福看到了另外一种东西，产生了另外一种渴望：“我看见他们坐在那里的样子，坐得跟一排石碑一样……我便觉得那就是庄严。”从打架到卑微，从卑微到庄严，这也是一个过程。熊正良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在卑微的心灵中找到一枚闪亮的火花：“庄严真是一种让人想流泪的东西呀，我觉得我一边倒下去一边在流泪。”马福打架终于打赢了，他用他的“庄严”战胜了老扁的卑鄙。
过去我们说庄严，主要是针对一些特别伟大的事物：庄严的五星红旗，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他们庄严地宣誓……今天，熊正良写了普通小人物心中对庄严的渴望，这应该算是一种有趣的发现。或许就是因为这有趣的发现，他才设计了一个胜利的结局，这个结局让我们从卑微的压抑中透出了一口气，但我还是认为，如果我们把那个庄严了一把的马福，把那个战胜了流氓老扁的马福，试着拉回到现实生活的现场，那么这个人一定仍然无法摆脱自己的卑微，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再重新把马福安放到那个文学的现场，却又会发现，熊正良笔下的人物颇有意味，他让“卑微”鲜活而又具体，他也让心灵涌动出“庄严”的愤怒与激情。再换一个角度说，马福的那个一瞬间的庄严其实也令人心酸，他是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打架的胜利，却又用这个胜利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卑微。
再看阎连科的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熊正良刻画和流氓打架的马福，写出了一种脆弱的庄严，而阎连科则是描绘一座卑微的村庄。阅读小说开头的部分，我并没有感觉到这个故事有多么沉重，在开头的部分，他只是讲人们在村口吃饭，讲李屠户，讲县委书记住过的房间，“无论如何，县委赵书记是在那儿睡了一夜。这一睡，李家的生意竟相跟着旺盛起来。两间客房的东屋，桌、床、被褥、脸盆、拖鞋，都是赵书记用过的纪念物……”这只是一个铺垫，让读者对这座卑微的村庄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阎连科开始讲镇长开车撞死了人，讲镇长自己不想坐牢，却打算让别人替他顶罪；讲根宝窘迫的日子，讲他的懦弱与无能；讲人们争着抢着要去顶罪坐牢，为的是要巴结这位镇长大人。本来这是践踏法律而又不讲道理的事情，是把人往火坑里推，但在人们心目中却变成了天大的美差，大家因为争执不下，最后只好用黑猪毛白猪毛来抓阄，以便“公平”地产生一个最终人选。那位穷得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根宝，仅仅因为有了去替镇长顶罪的可能性，立刻就有媒婆上门提亲了，还送来了女方的礼物：“嫂子立在朦胧的夜里就笑了，说你看见包袱里那三双解放鞋了吧，那是我表妹连夜到邻村供销点里给你买的哩，她说蹲监狱的人都得去烧砖，说到机砖厂劳改特别费鞋子……”当根宝终于要出发去给镇长顶罪了，更是得到了空前的荣耀：“转眼间人群就是一片了。有的人正要下地去，听说根宝要去做镇长恩人了，也就慌忙过来道着喜，送送行。说根宝兄弟，奔着前程了，千万别忘了你哥啊……”写到这里似乎还不够，阎连科还要把人们的卑微继续向前推进。让我们来看看作品的结尾吧：“小伙子大声说，不用你去了，说镇长轧死人的那家人父母通情达理呢，压根儿没有怪镇长，也不去告镇长，人家还不要镇长赔啥儿钱，说只要镇长答应把死人的弟弟认做镇长的干儿子就完啦……”
阎连科锐利的笔锋毫不留情，他设计了一个巧妙且又出人意料的结尾，将吴家坡的卑微，将这种崇拜权贵的众人心理，这种群体的无知无觉推向了极致。他是从县委书记住过的房间开始，让那难以言说的卑微与悲哀，蔓延在吴家坡的田间街巷。那位并没有出场的镇长大人是牵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他虽然被隐藏在叙述现场的后面，可我们似乎仍然能够看到他的身形嘴脸。我们是透过人们卑微的心灵，看到了那个贪官的真实面目。
或许，我们透过吴家坡的田间街巷，透过县委书记住过的房间，透过用黑猪毛白猪毛抓阄的人们，透过这个看似极端有点可笑的故事，也会从另一个角度看清了“我们”，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我们时刻都在痛恨着腐败，我们却用我们卑微的鲜血，滋养了腐败的毒瘤。
我后来又读了阎连科的另一短篇，名叫《柳乡长》。按照官方的标准，柳乡长和前面说的那个镇长应该是同级，却被阎连科写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这位柳乡长在一个很穷的地方当乡长。柳乡长穷则思变，想让他管辖的这个乡富起来，穷则思变的柳乡长先从最穷困的椿树村下手。他把这个村的男男女女都装在大卡车里，送到了城市，谁也不准回来，谁回来他就要罚谁的款。过了不久，几个在城里做了贼的年轻人被警察送回来了，做了贼的年轻人挨了柳乡长的耳光也挨了柳乡长的骂：“柳乡长就一脚踹到那个年龄大的贼头儿的肚子上，说他妈的，井盖、钢管能值几个钱；电视机一天降几个价，便宜得和萝卜白菜一样，这也值得你们去偷……二年内你们几个必须在村里办出几个小工厂，要办不出几个厂，再被押回来我就让你们在全乡戴着高帽子游街去……”被柳乡长赶到城里的年轻人接二连三地出事，过了不久，柳乡长又被警察叫到城里去领人，领那几个在城里做了鸡的姑娘，做了鸡的姑娘们又挨了柳乡长的骂：“都走吧，都给我滚去吧，一年、二年你们谁要不能把自家的草房变成大瓦房，不把土瓦房变成小楼房，那你们才真是婊子哩……”看得出来，这位柳乡长虽然骂人，却真是一位关心群众生活的乡长，比那个让别人替自己顶罪的镇长强多了。好人柳乡长关爱他的村民，关爱村民的柳乡长没有办法让村民们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富起来，改变命运，他就为他们另外找到了一条捷径，这是一条通向富足的捷径，“眼下：椿树村已经果实累累了。村里不光有了电，有了路，有了自来水，有了面粉厂、铁丝厂、机砖厂……各家也都有了瓦房、小楼或者带着客厅的大屋房……”最穷困的椿树村终于富起来了，椿树村的人们把柳乡长当成了大恩人，柳乡长则把椿树村当成全乡的致富典型，他还在村口立了一块碑：“学习槐花好榜样。”槐花也是当年被柳乡长赶到城里去的姑娘，后来槐花发达了，成了城里最大娱乐城的老板。发达了的槐花给椿树村修了路通了电，柳乡长就给槐花立了一块碑。
柳乡长找到了一条卑微的捷径。柳乡长用卑微救赎了卑微。柳乡长的卑微让我们羞愧，更让我们心灵疼痛，柳乡长的卑微让我们看到了同样令人疼痛的贫穷。
我们再来看一看胡学文是如何描绘贫穷的。那篇小说叫做《挂呀么挂红灯》。小说先刻画一位名叫白乐的穷汉，名叫白乐的穷汉欠了债，欠了债的穷汉无法“庄严”，只能卑微。胡学文的叙述细密而又哀伤，几乎把这细密的卑微涂抹在白乐的每一寸肌肤，在债主面前，“白乐往前凑凑，依旧带着笑，但绝不仅仅是笑，讨好、卑微、歉意，还有一丝可怜。混杂在一起，并像泥巴样糊在脸上，是稀的，软的，四下流淌，淌得遍地都是……”在贫困的生活中，在二姨的逼迫下，在姐姐的鄙视面前，在那个令人尴尬的事件发生之后，白乐只能用卑微来抵抗。与白乐相比，他媳妇叶子的卑微更多了几分哀愁，多了几分柔弱与胆怯，她的一颗心似乎时时都在颤抖，她的泪水滴落在她自己胸前，也流进了我们阅读者的心里。胡学文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这印证了一种立场。但如果仅仅去描绘那无尽的苦难，刻画一个个令人哀伤的卑微的小人物，恐怕难以使一篇小说具有比较深远的意味。好在胡学文在白乐家的房檐挂上了一盏红灯，这盏红灯是小说家的巧妙设计。红灯引出了一个意外，使这个故事发生了逆转，也让卑微当中生出了一种坚守的力量。这个意外使那位到乡下来捐助的“贵人”摔断了腿，也让叶子进入到“大得让人发空”的房子去伺候那位受伤了的“贵人”。从那时候起，这一对特别朴实的夫妻开始被怀疑、被误解，也是从那时候起，一种坚守开始了。在胡学文笔下，这坚守同样细密而又哀伤。我们会发现，这种坚守比卑微还要令人尴尬，还要令人心灵疼痛。更加可悲的是，这坚守竟然让两位城里的“贵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魏宁看见白乐，吃了一惊，但目光分明在问，你怎么来了？白乐说，我来还钱。然后把两千块钱搁在魏宁面前……魏宁解释欠条找不见，问白乐要不要打个收条。白乐摇头，但提出让魏宁打个证明，证明叶子不是小偷。魏宁惊得眼珠子险些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