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不会每天都发生一个事件，即使发生了什么，也常常是雷同或相近的，这里入室盗窃，那里拦路抢劫，或者是某一条路上出了车祸，哪个煤矿发生了矿难，哪一个地方下了暴雨，哪一家的孩子离家出走，哪一对夫妻离婚了，哪一个政府部门抓出了贪官……这个事件或那个事件，凡是同类的事件几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小说家是民众的一员，当然是和芸芸众生一起生活在寻常当中的。所不同的是，芸芸众生在寻常之中享受属于他们的那一份平静，那一份幸福，而小说家却会在寻常中焦虑，因为寻常造就了平庸，也造就了雷同。就连理想主义者的梦幻，也有可能在漫长的寻常生活中失去激情。
在茫茫一片的寻常生活中燃起个性的火花，是许多小说家努力的目标。
先说陈希我的《我们的骨》。这个故事是由寻常生活中寻常人物的一个寻常的愿望引起的，一对上了点岁数的知识分子，过去受过一些苦，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了，每天都不知道要换着样地吃点什么了，忽然就想起了一种瓢骨，由此就想起了那个艰辛年代的一次温馨的美餐。这种瓢骨，在那个年代是很金贵的东西，今天就很少有人喜欢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他们就到处去找，终于还是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瓢骨，不但找到了，那个卖肉的人还挺大方的，说可以让他们白白拿回家去，因为这种东西现在不值钱了，人家宁愿奉送。小说写到这里，本来是可以让这老两口高高兴兴地回家去煲汤了，但是陈希我却不这么写，他让这一对老年夫妇拒绝了赠予，接着再去寻找可以花钱买到的瓢骨，花钱少了还不满足，一定要向人们说明这种瓢骨是多么金贵。知识分子有时候就是这么一根筋、死心眼儿，他们的做法没有人能理解，甚至还招来了误解。
陈希我是小说家，他在努力寻找寻常生活中的异常状态，所以别人不理解的他要理解：“扪心自问他们并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只是要回味过去，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心灵……”陈希我不仅要理解，还要将他制造的异常行为不断向前推进。后来，喝汤已经不是目的了，这位异常行为的制造者将一种本来极其正常的愿望转换成另外一种偏执，并且一步步夸张，进而达到了一个不正常的极致——这对夫妻竟然去偷瓢骨，被逮住了，竟然还要求警察宣布他们有罪，因为一切被偷盗的东西都是金贵的，只有偷盗了金贵的东西才有罪。还对警察喊叫了起来，“一钱不值？她嚎叫了起来，它一钱不值？难道我们这么做也一钱不值？难道我们所做的全一钱不值了？我们经历过多少事，受过多少苦、多少冤？难道……”
或许这样的夸张不够节制，但是在那夸张了的误区深处，我们会看到人心的另外一个层面，看到人们对价值取向的不同理解。时代前进了，衡量价值的尺子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心境也在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已经遍布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对夫妇的种种不被人理解的异常行为，不就是为了找回那辛酸时代别样的温馨与甜蜜，让我们共同回味一些被忘却的珍贵记忆吗？当新事物夹带着一些可疑的杂质迎面扑来，将人们重重包围的时候，怀念过去便很容易成为一种精神需求。在《我们的骨》发表的时候，怀旧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而时尚又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时尚就是趋之若鹜，就是人云亦云。其实很多领域都是这样，当大家都进入了一个圆圈的时候，雷同也就产生了。陈希我写怀旧，不去描绘旧时的情境与状态，而是夸大了一种怀念的方式。陈希我克服了平庸，避开了雷同。
我们是人，人与人是同类的动物，同类动物的思维方向常常会十分接近。小说家也一样，小说家的思维方向也常常会十分接近。所以，在小说家们的创作道路上就布满了雷同。雷同像一张束缚想象的大网，让许多小说家难以逃脱。
韩向阳的《飞》也在努力克服平庸，避开雷同。他写底层，写偏远的乡村，但他并没有在贫穷或苦难上多用笔墨，却描绘了一种痴迷的追求。这追求浪漫且又倔强，可悲可怜同时又十分可敬。开始的时候，韩向阳只是写了一个穷孩子的梦想。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这个生在农村的穷孩子梦想拥有一辆摩托车。如果故事按照常规行进，这梦想或许仅仅是故事中的一个插曲。但是，因为这位名叫李来战的孩子是一个颇具个性的人物，故事就要随着他的个性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拥有摩托车，别说摩托车，连自行车都很少，大家觉得这样很正常，没什么可遗憾的。但是李来战不同，这位颇具个性的男孩李来战无法遏制自己对摩托车的渴望，他竟然妄想自己制造一辆。但是李来战什么都没有，没有专业知识，没有工具，更没有金钱。李来战所拥有的，只是他自己独特的智慧和勇气。他用智慧和勇气实施自己的计划，将梦想变成了一种挑战，一种痴迷的追求。为了那一辆梦幻中的摩托车，他卖血，甚至糊里糊涂娶了自己并不爱的女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经历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挫折之后，“来战终于有了自己的摩托车了。在以后的那一段时间里，来战几乎是没明没夜地骑着他的‘铁驴’牌摩托车……”虽然那基本上就算不上是一辆真正的摩托车，但他还是像骑着瘦马的堂吉诃德一样，飞奔在大沟村的乡间田野。到了这个时候，故事本来是可以结束了，可是李来战的塑造者韩向阳却不让他的李来战停下来，他仍然要推动着他，让他走向追求和挑战的极致：“来战走了，来战到大城市里去了，来战到大城市里学习制造飞机的技术去了……”谁也无法阻止这个痴迷的人。最后，韩向阳让李来战坐在自己制造的“飞机”上面，“飞”下了高高的悬崖。这是生命的终结，也是挑战的完成。韩向阳塑造李来战，寄托了一种关爱，更渲染了一种精神。
无论是《我们的骨》还是《飞》，无论多么珍贵的记忆或者多么痴迷的追求，以理性的目光观察，这两篇作品其实是写了生活的误区。古今中外，在小说家们的笔下，误区往往是无奈的、哀伤的、令人焦虑的，同时，这种无奈、哀伤、焦虑又往往是打动人心的。有的时候，这些误区还会成为一面映照心灵的镜子。
再来看广西女作家锦璐的《美丽嘉年华》。作品是写下岗女工的，却并不刻意描绘艰辛的生活，而是让那艳丽的口红，迷乱了女主人公陈柳英的心性。陈柳英离异而且下岗，生活自然会很艰难，生活艰难的陈柳英去做小时工。她勤快而又诚实，她有自己做人的原则，所以得到了那些有钱用户的信任。也许是因为生活的贫困，这位陈柳英似乎并不知道美丽的意义。有那么一天，她偶然遭遇了一场暴雨，又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位好心发廊妹的“解救”，发廊妹像接待客户一样，给了她从没享受过的服务，同时也就给了她前所未有的美丽。从此，她便迷恋上了原本与自己无缘的口红，但她又没有多余的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学会到各个商场的化妆品柜台去试用，“那些不同颜色的口红，或粉或橙，或红或紫，都使她看上去像不同的人，镜中人千变万化，令陈柳英常常怔神，我是我吗？你是我吗？我是谁呢？……”后来那些卖口红的销售小姐们都认识她了，发现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购买者，对她的态度也就改变了，她便走进了各家各户女主人的卧室，“锁在心眼上隐隐的自责‘哗啦’就开了……在靠近梳妆台时，她狠狠地喘了一口气，心里却激动得想尖叫……陈柳英将它们一支支地抹在嘴唇上……陈柳英站在或者干脆就坐在这些女人们的梳妆台前享用她们的口红。”
为此，陈柳英丢掉了所有请她做工的用户，却仍然无法自拔。陈柳英是女人，陈柳英迷恋每一个女人都喜爱的口红，但是陈柳英却买不起口红，越买不起就越迷恋，这迷恋逐步逐步被夸张，发展成了一种非正常的癖好。随着夸张的推进，我们会为陈柳英的命运担心，更会为陈柳英的命运伤感。锦璐写下岗女工，不仅避开了雷同，更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源于内心的体贴。
小说家塑造人物，同时也需要为他的人物设计一种命运。有时候，人物的性格会决定命运。而有的时候，人物一旦被放置在命运的通道上就会身不由己，一去不能复返，人物在这样一去不能复返的命运通道中苦苦挣扎，直至把读者也引领到那个命运的现场，与那些虚拟却又真切的人物同呼气共命运。
我们不妨再来读一读阎连科的《耙耧天歌》。《耙耧天歌》里有个尤四婆，尤四婆自从嫁给了尤石头，便进入了一个苦难命运的通道。尤四婆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都呆傻，医生告诉他们，“是隔代遗传哩，你们生四个孩娃四个是痴呆，生八个八个是痴呆，生一百个……”听了大夫这番话，丈夫尤石头跳河自杀了，所有的重负就都压在了尤四婆一个人身上。她要挑水做饭，要施肥除草，要播种收割，“收了这季又忙着那一季，季节像白昼黑夜般在她身后催逼着，把她的四个傻痴孩娃催催逼逼地一日一日养大了，她的头发便白了……”在苦难和艰辛之中，尤四婆不仅养大了孩娃们，而且让大妞二妞寻了婆家。后来，为了治疗二妞的病，她挖出了丈夫的遗骨，再后来，她又用自己的脑汁和尸骨治好了其他孩子的病，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终于让她的几个心爱的孩娃都成为了正常的“全人”。她成功了。幸好主宰命运的阎连科没有让她失败，否则，作品带给我们的哀伤将会过于深重。阎连科虚幻了现实，他让那传说中的“偏方”具备了神奇的力量。事实上，真正的力量是母性的力量，阎连科把母性作用下的勇气、智慧、奉献、坚韧都推向了极致。这样的极致冲出了寻常，也冲击了我们的心灵。
在任何一篇作品中，小说家都拥有主宰人物命运的权力，但权力不能乱用。重要的是，小说家要善于调动读者的情绪，让他们进入叙述的现场，在哀伤中哀伤，在欢乐中欢乐，在命运中叹息命运。更重要的是真实性，真实性与逻辑性有关，所以命运的通道也应该是一条逻辑的通道。尤四婆的命运通道是苦难，尤四婆的逻辑通道是母性，两条通道并行，才为夸张创造了合情合理的条件。所以，无论尤四婆的行为达到了怎样的“极致”，读者都宁愿信以为真，为那位幻境中的母亲流下热泪。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提到过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马嘶岭血案》也沿着一条逻辑通道走向极致，那就是贪婪与仇恨。后来陈应松又刻画了一条狗，小说以狗的名字命名，叫做《太平狗》。太平狗是一条好狗，一条忠诚的狗，但是太平狗也被主宰命运的陈应松放置在苦难的通道当中，因为太平狗是狗，所以它的逻辑通道是忠诚。太平狗跟随主人程大种进城打工，在路上就遭到主人的暴打并撵它回家，进城之后又被抛弃，被卖掉，历尽艰险，死里逃生，却仍然在寻找它的那个粗暴无情的主人，“它穿过无数的街道、小巷，在一个高架桥头，它看到了来城里的第二夜与主人一起躲避寒潮的桥洞……它迎着渐渐强烈恶心的血腥味，找到了那个屠宰生灵的集贸市场，又听到了它的同类们在笼子里发出的撕咬声和在屠刀下的惨嗷声……主人你在哪里……”后来，它不仅找到了主人，义无反顾地跟随着已经无法给它提供食物的主人挨饿受苦，还舍命救主，当主人终于命丧黄泉，它又“越过了千山，涉过了万水，不停地行走，不停地寻找着那从小就熟悉的气味。它已经走掉了身上的毛，走秃了脚爪……它死了，又活了；活了，又死了……它走着，走着，已经不是一条狗，是一个行走的魂。”它终于走到了神农架大山的深处，走到了它思念着的家。
陈应松采用虚实交错的手法，构造了一片异境。他用一条狗的忠诚，反衬人类的残暴与无情。他把忠诚与残暴都大胆地夸张，推向了极致。在这异境当中，一位穷苦山民心目中光彩照人的都市，被剥去华美的外衣，人性的劣质暴露无遗。异境令人触目惊心，故事让人欲哭无泪，这是一种颇有力度的批判，更是对人性良知的呼唤。
聪明的小说家敢于颠覆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