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5300米的高度是生命的风景线。
鹰平视着山脊，将湖色和雪光映照在翅膀上。
1996年7月25日12时59分，当我第104次站在这个高度上的唐古拉山口时，忽然觉得生活中许多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其实是人为变得神秘的。它们原本并不复杂，就像你想离太阳近一些，就站在世界屋脊上来。
山上比山下高，谁还不知道？
当然，唐古拉山巅离太阳近了，也离死亡近了！
山口屹立着一座汉白玉石的军人雕像，魁梧，凝重，深沉。
因为阳光的照射雪山才有了一片灿烂。所不同的是，此刻阳光转换了投射的角度，从雕像的胳膊与身躯的隙间处流泻下来，雪地上便刻下了一个立体的光影。
阳光在雪山上、雕像上都不会永存。云可以把它遮住，风可以把它卷走。我闭上眼睛白天就变成了黑夜。
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九级暴风雪也撼不动的永恒：百余次地翻越唐古拉山。
那是5300米的高度！将100米高的云梯搭连起来，53个呢！
它伸进了宇宙的深处。
炫耀自己是很愚蠢的。我无非是想说明：我曾多次站在死亡的边缘，因而也就习惯了死亡的威胁。
在高原上走，我也是高原的一部分。
走着走着，我倒自己怀疑起了自己：我真的在世界屋脊上趟过上百次吗？
太阳下闪过一道阴影。一匹野驴踏过荒原，鬃毛竖立着。
这个中午，唐古拉山的野风把人的感觉刮到了比高原还高的高度。我站立不稳，身上特困，很像是刚在棉花堆里挣扎了一番后那种很没有味道的感觉。头晕乎乎的，双脚总是踩不实在。看东西的能见度大大降低，听任何一种声音都像隔了一层玻璃，嘴里仿佛噙着一个吐不出又咽不下的泡沫团。高山反应通过体内各种器官残酷地折磨着人的肉体。
超高的雪山把过山人的躯体撞击成了一片无灵魂的羽毛。
我的同行者毫不例外地染上了这种反应，致使兵站为我们搜肠刮肚特意做的那顿丰盛的午餐几乎没动一筷子地仍冷在桌子上。与众不同的是，我吃了两个烤饼，喝了两碗稀饭。如果不是几个同伴用惊诧的目光瞅着我使我怪不好意思的话，我估计再消灭“一千一稀”是十拿九稳的。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高山反应给我带来的不舒服并没有因为这相当不错的饭量而有丝毫的减弱。
大概我比别人更明白：在高原上越是不想吃东西越要把胃囊塞饱。
兵站司务长一直用不可琢磨的目光打量着我，我一撂下碗筷，他就感叹起来：“我们唐古拉兵站就犯愁每月都要节约几百斤精米精面，在大家最需要营养的地方搞节约活动，我们实在觉得残忍。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这么痛痛快快地吃，我们看着比把山珍海味补充到自个肚里还幸福！”
我不怀疑他的话是出于真心，可我听着总觉得有点别扭，便不咸不淡地回敬了他一句：“我还真可以在你面前摆点老资格了，有老高原在这里你肯定还嫩了点；不要忘了，本人是一百多次在唐古拉山潇洒走一回了。”
司务长吐了吐舌头，我看到他一脸的敬佩和服气。“老资格”这个东西在好多场合是可以压死人的。还有，他提到了“节约粮食”，我对他说：“兵站贮存点粮食绝对很有必要。就是在这个兵站的旁边，曾经发生了令人心碎的事！”
我脸上的严肃表情，使司务长和其他几位同行人已经猜到我讲的事情肯定不会轻松，他们停止了议论高山反应，跟着我走出了食堂。我指着山脊上的一排电线杆，告诉他们：
60年代中期。初冬的一天，从噶尔木乘便车来到唐古拉山执行护线任务的五个女兵，在山中的沟沟岔岔奔波跋涉一天，查完线路后坐在公路边等车，准备返回驻地。这些离开内地仅仅一年的女兵娃，脸上的白皮嫩肉虽然被高原人特有的紫膛色所代替，但是骨子里还缺少高原兵的气质。此刻，她们背靠背脚蹬脚地歪坐路边，一个个脸色蜡黄，蔫头耷脑，高山反应已经侵袭到她们的神经中去了。也怪，平日车水马龙的青藏公路这天竟变得出奇地寂静，两三个小时过去了也不见一辆车来往。不久，女兵娃们便挤成一团在路边睡着了。冷冷的风夹着从山洼搜来的雪粒，抚摸着她们冻红的脸庞。
身旁放着滴水不剩的水壶，还有腾空了的细细长长的干粮袋……
傍晚。雪花悄悄地飘起来了，空气中的温热渐渐收紧。五个女兵没有醒来；午夜，风雪狂吼，气温降至零下30摄氏度，五个女兵被白雪盖住了。她们还是没有醒来；次日凌晨，山中的公路旁鼓起了五个洁白的雪堆，五个18岁的女兵仍然坐在路边……
青藏高原静悄悄。大雪给唐古拉山留下了弯曲的伤口……
中午。部队的战友乘车追到山里，他们带着干粮、开水、棉衣……但是，晚了，一切都晚了！战友们抱着女兵的尸体哭得天昏地暗。雪山流泪，冰河低吟……
从此，这里留下了一个新的地名：五女峰。
……
我无法知道别人会怎么想，反正我讲完女兵的故事后，浑身软绵绵地一点儿也提不起精神，本想走动几步，可是脚怎么也迈不开。我总觉得此时我的双脚踩在五个女兵的身上了，她们的手、腿、胸部，还有她们的脸，由于我的踩踏而颤栗着。唐古拉山用它使人望而生畏的残酷高度，撂倒了多少人，连活人的魂气也被它掠夺得所剩无几。人们谈山色变。
我又一次想起了我那百余次翻越雪山的豪迈经历。我始终踩着山的肩膀站着，没有被山吓倒。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了。
但是，能否就说明山被我征服了？
只可以说我懂得了征服。
那座雕像静静地屹立在风雪中，它的躯体上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雪。我相信这层雪永远也厚不起来，刀刃似的风总是很不客气地把落下的雪扫掉，一次又一次地扫掉。
很可能是那座迎雪而立的雕像的引发，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兵的形象——那是个汽车兵，一身油渍渍的工作服不规则地套在身上，使他原来精悍的身体莫名其妙地变得臃肿，笨拙。两片毛皮棉帽的帽耳耷拉着，随着走路的脚步一闪一闪地晃着，使人感到他欲飞却累赘得难以起程。也许最数扎在他腰里的那根带子惹眼，它紧紧地扣进了棉衣里，很像刀子围着棉衣切开了一道细缝。
你不相信吧，那带子竟然是一根麻绳，只是让油污浸染得已经无法分辨出它本来的颜色了。
你想到没有？这个兵就是我。下面我将要叙述的故事有一大半就长在腰间的那根麻绳上。
那时候的我，很不习惯仰望天空，总是默默地盯着手中的方向盘，开着载重卡车，在世界屋脊上驰骋，闯祁连，越昆仑，从唐古拉山上飞车而过。所有的企望，所有的等待，都写在奔腾不息的路上。
我曾经用七分自豪三分伤感的口气告诉我的朋友们，唐古拉山的每座山峰和连着山峰的每一条胳膊肘弯路，都盛产故事。风雪中孕育的故事不怕冻，越冻越鲜嫩。
令我心醉又让我心颤的雪山阳光，在下一站等我……
好像是50年代末的一个冬夜，我这个新兵已经是第二十多次过唐古拉山了。那阵子不像现在这样出车少、车跑的速度也慢。
当时的运输任务吃紧得让汽车兵们连腾出手来利利索索跑趟厕所的时间都少有。至今给我留下刀子也无法刮掉的印象是，我们一年中除了春节在驻地吃顿饺子外，其余的日子都交给了路，风风火火地紧赶着时间执行任务。谁跑得快，谁就是英雄；谁拉得多，谁就是好汉。“多装快跑”这个口号响亮得比汽车的双音喇叭还要动听。形势决定了汽车部队必须没黑没明地连轴转。我们所有的日程都贴在那飞转的车轮上。战勤运输接着战事保障。我强烈地感到整个地球仿佛跟着我的车轮旋转，就这样还嫌不够快，巴不得再给汽车安上两个轮子。我所在的汽车团七连有个叫张林旦的驾驶员，六天六夜往返于甘肃峡东（今柳园）至拉萨之间，创造了青藏线上快速行车的最高纪录。他的这一创举登在《解放军报》的头版头条上。你以为容易吗？按正常行驶，这往返4000公里的路程我们要碾碎15个太阳和15个月亮。
我们忙忙碌碌地爱着一切。
雅鲁藏布江在西部高原日夜喧响。
那个漫天遍地飘落着雪花的下午，给我的感觉全世界的雪都集中到这里降落了。雪下得少有地大，你会以为不是落雪，而是有一个偌大的制造雪花的搅拌机在不停地旋转着，把天地间搅得混沌一片。遇上这种倒霉的天气，司机在技术上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是要吃苦头的。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始终坦率地承认我是属于那种二流、三流水平的驾驶员。眼下车子又是行驶在陡峭且险峻的唐古拉山上，我提心吊胆的心情以及一有突然情况时手忙脚乱的狼狈相是可想而知的。我挂上低速档，让车老牛拉破车似地哼哼着。我已经不去考虑以这样慢的速度走下去，何时才能翻过山。只要不出事就行，安全行车第一。
车窗外，一藏家妇人提着一篮雪花进山。
不管时间消失了多久，每当我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心儿就颤颤索索地疼。那飘满雪花的灰灰的天空就像思念的伤疤，我真不敢相信那一夜我竟然活着走出了唐古拉山。我吃尽了苦头，但是我却没有死。后来我多次对别人说过：一个人可以不怕死，但是他未必就能咽得下更多的苦。死，是一瞬间的事。苦，却往往要人承受更多更长时间的折磨和痛楚，是一种慢性的死。从一定意义上讲，死是对人肉体的摧毁，吃苦却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同时袭击。
好像是雪山被夜幕完全封住后不久，我的车出了麻烦。变速箱齿轮被我不规则的操作崩掉了好几颗，无法修复，只好停驶。带队的连长简单地给我嘱咐了几句要注意的事项，便甩下我，带着车队继续赶路了。同时留在雪山下的还有我的助手昝义成。
现在我俩的惟一任务就是护车。这么说吧，只要我和昝义成还有一个人冻不死、饿不死、被雪崩埋不掉、叫野狼叼不去，哪怕只剩下一口气，也要完整无损地让汽车呆在山上，然后等连队的车执行完任务返回时再拖到驻地。汽车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它像步兵的枪、炮兵的炮一样重要，当兵的视手中的武器像眼睛一样金贵是理所当然的。我和昝义成心里都十分明白，我们护车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我不是担心有人会把汽车抢去，这个地方人烟稀少到几百里路面上不见一户人家，贼子自然到了几乎绝迹的地步。
我担心的是把汽车冻坏。
毫不夸张地说，那一夜气温肯定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冻得我直流鼻涕，流出来的清鼻涕都结结实实地成了冰棍吊在鼻尖下。
我准备对车上几个主要部位的螺丝进行一番紧定，这是驾驶员每次停车后必须做的工作。我刚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把扳手，谁知手上的皮就粘在了铁器上，只听“吱啦”一声，一块皮便带着鲜红的肉被粘下来，血喷涌而出。昝义成先我“唉呀”惊呼一声，我想，他是心疼，我是肉疼。我已经预感到，今晚我们遭罪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车虽然坏了，发动机却没有熄火。不能熄火，要靠它产生的热量抵御这奇寒的侵袭，不使机器冻坏。当然，我们也会得到好处：
有了热量，就可以少挨冻了。
风雪仍然肆无忌惮地怒吼着。
我静静地坐在驾驶室里，紧紧地抱着方向盘，每隔一会儿就轰一次油门，让发动机的转速加快，以增大热量。
寒风咬着夜幕的声音很刺耳。
昝义成一声不吭地坐在我身边。这时他大概想到我受伤的手很不好受，便不经我允许就轻轻地把那只浸满血迹的棉手套从我的手上脱下，又将他的手套给我戴上。他说：
“无论如何不能让伤口冻着！”
我说：“抛锚车的驾驶员都成了闲人，我可以一直袖着手坐在这里。”
“闲坐着不干活会更冷的。”
昝义成说着就把拥着他腰、腿的皮大衣抽出来，递给我，说：
“班长，天气太冷，再加件大衣吧！”
助手都习惯把自己的驾驶员称班长，就像地方的助手把司机称师傅一样。其实，我连副班长也不是呢！
真奇怪，我身上加了一件大衣后，反而感到了天气的奇冷。很可能我刚才被冻麻木了，这会儿大衣一上身暖得缓过劲来了，便知道冷暖了。
“你到周围去瞭望隙望，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我对昝义成说。
我把挂在驾驶室靠背上的冲锋枪递给了他。虽说是荒凉少人烟的雪山，毕竟路上孤零零只有我们一台车，保持一份警惕性没坏处。
这晚，我俩轮流巡逻。
风雪什么时候停了，我都没有发现。所有的喧闹和暴跳随着那远去的风雪消匿得无踪无影。一瞬间，雪山静如海底。静得连我的一声咳嗽仿佛全世界都能听见。气温急骤下降，干冷，干冷，好像有人给宇宙间掺进了数以万计的干冰微粒。
我惊喜地发现黑绒布般的夜幕上闪出几点星花，蹦蹦跳跳，越来越稠密。突然，我怜悯起这些遥远的星星来，觉得他们太寂寞，很孤单。把它们请到驾驶室里来吧！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想法。
我擦掉了挡风玻璃上的冰雪，于是，那些星星透过玻璃跳进了驾驶室，和我坐在了一起。我很开心，星星和我在做伴。
昝义成巡逻回来了，老远我就听见了他冻得呼哧呼哧地直喘。
他进驾驶室，落座。我说：“你瞧，这些星星真好看！”
他一不看星，二不看我，只是抹眼泪。
我忙问：咋啦？
他这才放下肩上的枪，双手十分笨拙地抱起左脚让我看。他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马上明白了，他的脚冻坏了。我赶紧把大衣给他，要他包上脚。他说，脚指头冻得像贼掐似地揪心。他提出能不能想办法把脚搁在汽车的排气管上烤烤。我马上制止他：万万不可！冻脚用火烤或拿热水烫都会坏事的。这是医生说的。还是让它慢慢地暖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