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要去？我们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显微镜，质量有问题。总局要陈祥祯在1981年10月底以前赶到北京测试显微镜的镜头。我们必须测试得有凭有据，才能和外商交涉。如果测错了，岂不是丢国家的脸？领导也明知陈祥祯的测试是别人很难取代的，但就是不让他去。好像去北京是出风头似的。
如果是为了自己，陈祥祯是不想去北京了——何必再去看领导的脸呢？何必又要扔下儿子呢？
他一出差，一家三口分三处过，经济上的损失不去说了，他儿子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能弥补吗？为了事业，他把儿子的健康、儿子的学业都搭进去了！以这样的代价却还不能换取放手工作的权利！人们啊，你们可曾想过，当中年人的精力被损耗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一少年人，也，柏，随同他们的父辈作出了牺牲！当我们面临着干部老化、知识老化的严重问题时，我们却还在糟踏尚未老化的、甚至新生的力量！当一个问题已经出现的时候，我们还在孕育着另一个问题！不能啊！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陈祥祯就是要去测试进口的显微镜。而且他刚巧在星点板的基础上又研制了一种叫点阵栅网的测试工具。如果说星点板可以测度显微镜镜头的成像质量，那么，点阵栅网更进了一步——可以显示出清晰范围的数据，用数据来说话。这回陈祥祯正好可以试一试这个新式武器。
但是已经10月底了，已经11月3日了，领导就是不让他去。
4日，总局从北京来长途电话：陈祥祯为什么还不来？
5日，总局又来加急电报：“局几次去函、去电催陈祥祯同志来京，为何至今还未到，请他立即乘飞机采京。”
“陈祥祯，你到了北京把这份公函交给总局：你不能代表我们单位。另外还有一份同样的公函，我们直接寄到总局。”
难道这是监督使用？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都应该成为生活积极的参与者，成为生活的主人吗？为什么要把拚命工作的人交给这种人管呢？为什么要把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人才，交给这种人去挥霍呢？难道任意糟踏别人的能力、别人的感情才是权力的标志吗？难道这样摧残人的精神不正是破坏四化建设的行为吗？
难道中国还不够落后吗？
不不！不能让中国再落后下去了，也不能再让别人欺负我们了。陈祥桢用点阵栅网测出了进口的显微镜有一半是次品。真是知识就是力量啊！外商代表一看陈祥祯用点阵栅网拍的照片和显示的数据，当场承认他们是把库存的淘汰产品卖给我们了。
他又对陈祥祯说：“这照片能不能送给我？”“对不起，我手头只有这一套。”“那让我把照片拍下来吧。”“不，拍不清楚的。”
外商代表一下就看出这照片用了文献上还没有报道过的工具，立刻就明白了这种工具的价值。但是他不会想到这又是陈祥祯以多少痛苦的微笑换来的！不过，这下陈祥祯的单位该有所触动了吧？
无动于衷。点阵栅网无法进一步研制、推广，陈祥祯也实在无法忍受了：“厂长，我要求调动工作。”“你算什么东西？你有啥了不起？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不放！”
是的，如果把陈祥祯放走，别的单位用了他，让他出成绩了，人家就会说你这个厂领导不会用人；让人才外流了。只有让陈祥祯在本单位枯死，才能证明领导的英明：你算什么东西？
7.我还忍耐干什么
陈祥祯躺在床上，望着繁星密布的夜空：星空多像一块巨大的星点板啊！星点板又怎么样？我还和别人一起研制了我国第一代二万倍电子显微镜、第一台电子束加工机，编译了日、俄、英、德四种文字的二十二篇文献。可是，“你算什么东西？”
不，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某一个人说了算的，得看你给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厂长同志，我舍不得花精力和你对骂。你利用权势压人算不得英雄！要比的话，你把厂搞好，我把科研成果搞出来，一年以后见分晓！你敢和我竞赛吗？明天就把这层意思给你写封公开信！
我本来一直忍着，怎么不讲理我都忍着！去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来函要我撰写仪器仪表方面的有关条目，公函还附了一份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的文件，要求有关单位支持这项工作。一位厂领导又是问我：这个任务是怎么下来的？好像是我走后门似的！可我连机械工业委员会在哪都不知道！前年年底，中国科学院通过一机部发来公函，让我搞光学衍射仪。公函发来后石沉大海，我又只能干私活，终于用实验装置拍下了我试制的光学衍射仪的照片。去年8月我听说中科院向日本引进了一台光学衍射仪。二百二十万日元一台啊！这一引进，各单位都可能引进的啊！那会有多少外汇流出去！而我国本来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就是不让我们干啊！国家受多少损失都无所谓啊！
我，也忍了。有人滥用手中的权势，我是屈服于这种权势。跟领导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日子实在难过啊！我的一切——工作啊，工资啊，房子呀，还不是都捏在单位领导的手里？搞僵了，领导更不让我工作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为什么我的命运，那么多人的命运要操纵在个别人的手里呢？为什么单位领导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我怎么忍耐，厂里也不让我放手工作，那我还忍耐干什么？
这样下去我将一事无成！你们愈是否定我生存的价值，我愈是要证明我生存的价值！这就像牛顿定律，有一个作用力，必有一个反作用力。是的，工作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权利。我必须获，得这个权利。对了，我应该去找找《文汇报》的记者！
8.记者访记者
1980年10月，《文汇报》发了市政协委员顾毓泉的文章《中国有人才，只怕墙里开花墙外香》后，上海光学仪器厂打电话给记者：文章严重失实，请你来厂听取意见！
工厂不是记者的上级，他自然可以不去。第二天，他的两条裤管被雨水打得透湿，像两层薄膜似地紧裹着双腿。当他拎着水流如注的雨伞突然出现在光仪厂会议室的门口时，会议室里的人惊奇得采了个短暂的静场……“记者同志，你们的文章说陈祥祯是光学方面屈指可数的人才，我们数给你看，我国光学方面有多少所长、教授，轮得到陈祥祯吗？”那么我们正在苦干的中年知识分子何时才数得上呢？这反而使这位记者想认识认识陈祥祯。有一天晚上八点多，他走进陈祥桢家。两人不禁都为对方感动了：啊，记者，你这么晚还来；啊，老陈，你这么晚还没做晚饭？你儿子要饿坏啦！
快收起你的资料吧！
终于，到1982年6月19日，《文汇报》记者积一年半的了解，在《文汇报》刊出了《一个工程师的苦恼》。
我走进《文汇报》社。“你是写《苦恼》的记者同志？”这是一个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叫画家作画也很难抓住特征的中年人。他和陈祥祯好像有什么相似之处。对了，肤色似曾相识，都给人营养不良的感觉；精神也似曾相识，都有一种内在的力。
于是我才知道，《苦恼》发表后，他又到厂里去了：“厂长，听说你对人讲，他发他的，我做我的。”“我没有这个印象。”“我可是在你们厂了解了三天情况了〔你还在会上说，要弄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要弄弄清楚我们领导的问题。我准备在职代会上检查。”
厂长转变了？
“他既然说了检查，我首先应该相信他。所以我们关于光仪厂的第二篇报道不点名了，而且准备写上厂长有初步认识。”
世界上有些品质是很难割裂开来的，譬如热诚和轻信。甚至某种弱点必须是具备了某种优点的人才能拥有的。《苦恼》揭开了激动人心的一幕。但第二篇报道会不会是概念化的最后一幕呢？
9.不是最后一幕……
我正在光仪厂“私访”。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眼睛在眼镜片后显得那么深不可测：《苦恼》给很多中年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可是第二篇报道好像问题都解决了，还有什么可谈的？
其实我早预料到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有第二篇报道采收场的！
“不，请你相信，嗯，我相信……”可是我敢说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吗？
“陈祥祯的工作老得出差，接触的人多，为他说话的人也多。如果说他是‘墙里开花墙外香’，那么我们是‘墙里不开花、墙外也不香’。不用我们啊！所以陈祥祯在我们厂里还算是幸运的！”第二个中年知识分子的眼睛里闪烁着热情：“我们厂有三百多知识分子，光工程师就有一百好几十，而且很大部分是像陈祥祯这样四十好几的中年人。”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工资、房子！知识是有连贯性的，我们回到家谁不想继续看书、钻研？可是，唉，算了，这些还是次要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是不能把知识奉献出来！我们研制新产品需要的零件，往往拖着不给加工，新产品一搞多年，成了胡子产品，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我们这么多知识分子成了绑在一起的大闸蟹！想干事业的都想往外调，可是又不放我们！好像非要把我们都塞在单位里，才能说明我厂拥有多少技术力量！反正工资又不用厂长掏腰包！
把人才当作私有财产！《文汇报》发一篇报道，解决了陈祥桢的问题，他调走了。可是我们呢？我们正当出成果的最佳年龄，眼看一年一年过去了，好像有一只催命鼓在那儿不停地敲打着，叫人心里急啊！只要信任我们，我们什么都能干！
我不可能写下他们所讲的一切，我只想说，是使人充分发挥才能，还是使人变得无能为力，这是制度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最重视人的价值的，但有的人只强调一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而往往忽视了社会对个人的义务。现在，是时候了……文章写到这儿，我在北京看到了7月4日的《文汇报》发了第三篇有关的报道：《知识分子政策为何不落实——光学仪器厂压抑人才现象严重，个别领导人应纠正错误思想》。好，谁说是最后一幕？高潮刚刚开始！啊，（人民日报》7月3日也转发了有关的消息：《对压制知识分子现象不能熟视无睹》。我不禁想起了那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这第三篇、第四篇报道，你没有预料到吧？你看，多少温暖的目光正在投射到“最佳年龄”的人们身上。请你相信，是的，我相信……我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