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的呼唤
我认识他才几天？或者说，我知道世上有他这么一个人才几天？
列车飞驰着。树木、田野、山峰、一切，都向后闪去。惟有他的影子却执拗地固定在我的眼前。他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吧？我确实还没和他谈完呢！但是北京来的电报把我催上了北去的列车。上车前我满头大汗地给他拨电话：“喂喂！”
“喂喂！”几天前，我看到《文汇报》上的一篇报道：《一个工程师的苦恼》。天哪，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苦恼呢？有人要攻关，有人却有权设置障碍；有人要奉献，有人却有权不让你奉献！我感觉着力的抵消和生的呼唤，我找他去！
2.残忍的采访
“陈祥祯同志在家吗？”
“我就是。”他像根竹竿似的矗在我的眼前。枯黄的长脸，凹陷的大眼，黑白夹杂的头发全都竖立着，好像一丛疯长的干草似的。这没有油水的头发和他床上油腻的枕巾之间，似乎有着什么内在的联系。不过我一时还没悟过来。因为屋里那股气味——天热而不开窗造成的气味，使我顾不上初次见面的礼节，几步走到窗前推开了窗子。
“听说你病了？”我一边插着插销。
“病了。”他那冷漠中隐隐地有点惶恐。
我不禁用眼睛飞快地给屋子做了一次“扫描”，一条旧被面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徒劳地想挡住箱子杂物。一块旧木板一头搁在床上，一头搁在椅子上。板下有一只小板凳，板上放着资料、纸张、钢笔。床头的地上和床底下，都码着一袋一袋的资料。
“你坐在小板凳上工作很累的啊！”
“也坐不长。营养水平有限。四十几岁的人工作到十点就顶不住了。只好睡。可是一脑子都是干不完的事，所以我睡上四五小时总会醒过采。一醒脑子就开始转。我两三点钟再爬起来干，到天亮时又顶不住了，再眯一会儿。”他依然透着冷漠，我开始怀疑我贸然找他是否合乎时宜？
“报纸写我一次，我遭到的非议就多一次。1980年10月，《文汇报》有个记者组织了一篇稿子，叫《中国有人才，只怕墙里开花墙外香》。文章中有一句提到了我。我们厂长说；陈祥祯，这篇稿子我猜是你自己写的，是你写好了叫人签个名发表的！唉，这件事搞得满城风雨，厂里还把这个记者叫去查问，搞得他压力好大！所以你可别写我。”
“我不是非要写你。我也不是专为你而来的。我是想为你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说说话。”
他垂着头。我从他脸上肌肉的抽动中，似乎感到了一颗心的颤动。
他打开一袋材料——电报、通知、盖着公章的证明这一切，可以有凭有据地为他的遭遇作证。科学家的精细啊！默默的忍耐中孕育着积压多久的反抗力啊！
我们一口气谬，了八小时，我这才想起他是个病人，而我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他进行了疲劳轰炸似的残忍的采访。身高一米八左右的他什么也没吃啊！这时他也想起还有一个民生问题没解决：吃饭。他从什么筒里掏出一些和他的手同样枯黄的饼干。表带在他干瘪的手腕上晃荡着，晃荡着……
3.他微笑了两三年
“又来麻烦你们了。”陈祥祯走到镀膜组门口，“现在你们有时间吧？”他笑得那么尴尬，甚至那么痛苦！人在无求于人的时候，心情开朗，思想活跃，谈笑自如；人在有求于人的时候，心情压抑，思想拘谨，浑身不自在。陈祥祯此时为了能做出微笑这个表情，肩膀也耸起采了，背也弓起来了，思想也变形了，精神也扭曲了！
他心里简直想哭！镀膜组的同志们尽管全力帮他干活，可是人家上班干计划里的活，午休时给他干私活，他心里好受？他成了一个干私活的人了？我国显微镜质量差，首先就是因为镜头的清晰度差。一台成本两百来元的显微镜，出口只能卖几十元！上面喊：给我质量！下面喊：给我手段！要是有测试镜头清晰度的星点板，那就有了提高质量的手段了。可是陈祥祯所在的上海光学仪器厂的有关领导，偏偏不同意把试制星点板列入计划：
你抽空弄弄吧！
于是陈祥祯天天中午去求人——求人家也抽点空，于是他向多少人献上了痛苦的微笑！他微笑了两三年，星点板才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我厂需要星点板已火烧眉毛！”“我厂的星点板紧张到这种程度：把一块星点板敲成几块，分给几个工人使用！”“我厂的师傅太宝贝星点板，自己藏了起来，这样我们的星点板更不够用了！”宁波光学仪器厂根据陈祥祯传授的方法，于1979年11月试制了第一批星点板。几角钱的成本，可卖三十元一块：“陈祥祯，你给了我们一棵摇钱树啊！”
11月份，宁波不仅是星点板试制成功的日子，也是桔子满市的日子。上海光学仪器厂的厂长在全厂三千人大会上。第一次揭示了桔子和星点板的“暖昧关系”：“有的人在外面名气很响，帮人家解决了不少问题，很卖力，在自己厂里不肯做事。他在外面为啥这样卖力？因为他吃了人家的桔子！所以把科研成果给人家了！”
陈祥祯不过是根据厂方的合同在工作。“光仪厂”自己不愿生产星点板，等到外厂把星点板变成摇钱树了，又好像是抢了自己的生意，损伤了自己的面子。于是非要让“有的人”来承担责任，于是厂长便立于不败之地，显示着领导万能！
学生要考试，工程师要考核，那么领导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呢？是不是无能的人一旦有了权都可以变成万能了呢？
不，这样的人是不能征服科学家的心的。正像歌德说的：
对于不理解的东西你是无法占有的。
4.风把门吹上了
星期天清晨，我刚走到陈祥祯家的楼下，就见他一手端着一簸箕垃圾，一手拎着一只菜篮。里边六七只空瓶晃荡着。他看着我的时候，就像看着一棵树、一垛墙似的毫无表情。才过了三天，他就不认识我了！“老陈！”我笑着。
他的眼神变得亲切起来，大概记起了长谈八小时的友谊。
但他那亲切之中又明显地有着一种惶恐。他的身体的各个部件都开始动了起来：似乎想把簸箕放下，抑或把篮子放下？抑或转过身来陪我上他家，把那一簸箕垃圾再端回他住的五楼？
这个知识分子！“你去买油盐酱醋吧！我今天是找你爱人。”
他获得大赦似的走了。
我走进他家：“你是鲍正芬同志吗？”
啊——快吃点早饭吧！什么？吃了？唉，你看看我们这个家，就靠这一个礼拜回来收拾一次！你看看我这身衣服，我又得收拾，又得起油锅，只好什么破穿什么了！你再看我这个破包！
我回家单程就快五十公里，一星期回家一次。我总是在厂里买点菜带回来，那菜一路上总是打翻在包里，还用什么好包？她一边说一边“啪、啪”地打着那油污的旧包，好像逼着那包表态似的。她一口气就把“家丑”逐一坦露在我的眼前，毫无陈祥祯式的惶恐。
他们的儿子才十多岁，偏偏陈祥祯老出差。他一走，鲍正芬每星期得赶回家两三次为儿子准备饭食。菜场清晨五点半开秤，她六点十分必须离家去赶班车。所以在五点半之前，她自己梳洗完毕，再把早饭做好；然后在远远不到五点半的时候就赶到菜场排在队伍的前头，才能保证早点买好菜赶回家。儿子一个人经常不好好吃饭，所以牙跟老人一样，连肉都嚼不动。
鲍正芬从菜场买肉丸子，还得重新剁碎了，再捏成丸子，然后再煮。有一回，她煮好一砂锅桂圆和一砂锅汤，特意放在地上最显眼的部位，然后叫醒儿子：上学前一定要打开砂锅盖，否则东西全得闷坏了。但是等她下次回家，啊，那两砂锅东西还在原地放着！甭说打开锅盖，儿子压根儿就忘了吃！再一闻，全馊了！
儿子到底是个孩子啊。有一天晚上，他起床上厕所，砰的一下，风把门吹上了。完了！门钥匙在屋里，而且屋里的电视机还开着！爸爸出差了，妈妈离家五十公里，只有找姑妈了，她那儿还有一把钥匙。可是上姑妈家，坐车都得三十分钟。孩子穿着内衣、内裤，趿拉着拖鞋在大街上跑啊！路人奇怪地望着这个半夜长跑的孩子。一个多小时后，孩子取了钥匙又在反方向地往家跑。唉呀，电视不会坏了吧？这台电视机是爸爸、妈妈为我买的呀！他们要是知道我把自己锁在门外，该骂我了！刚才忘了叮嘱姑妈了，叫她可不能说我今晚去过！啊呀，要是电视机烧坏了，那就保不了密了！那怎么办呢？唉！跑不动了，累死了累死了。这下我又要发烧了。发烧我不怕，只要电视机别烧坏！啊啊，街上怎么没人呢？我怕呀……都是那阵风不好，怎么就把门给吹上了呢？
5.妈妈的叮咛
鲍正芬离家前，收拾着脏衣服、脏被单，好打成一包拎到厂里去洗——在家没时间啊！
“妈妈要回厂了。你别忘了吃鸡蛋、肉松。（这孩子，老是一边做功课一边吃饼干就完事！）再不好好吃饭，你更没营养了，牙更要坏了！你吃饭时手要端着碗，坐直丫，别翘椅子！否则连人带碗一起摔到地上！有什么不舒服就吃药，感冒片、克感敏，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可别吃错了！发烧了就找邻居带你上医院看病。（唉，每次老陈出差孩子都要发高烧！）记住，早上起来先看看温度表，冷了穿，热了脱！哦，对了，煎荷包蛋千万别忘了关煤气！烧开水一次烧半壶，否则你冲开水时不小心水泼出来烫掉你一层皮！电视少看！语文不能光靠背，物理、化学要弄通定理。你现在读好书，以后才有出息。（唉，孩子体质太差，又实在舍不得逼他！）一个人过日子，都得靠自己了。你可不能让小朋友知道家里没人啊！否则，万一传到小偷那儿去，门给撬了怎么办？不要和小朋友吵架。人家欺负你，忍一忍就算了。你身体不行，被人打了还不是更吃亏？别以为忍耐是吃亏，其实吃亏就是便宜！（可怜的孩子！那回脖子上让人打开了一条口子！）唉，你也不争气，你要是考上了重点中学，那里都是好学生，谁也不会欺负你了！（可是我不该怪孩子啊！大人没时间管他啊！）啊呀，六点十分了！我得赶车了！”
6.你算什么东西
“陈祥祯，总局又让你去北京？这个电报是怎么打来的？你，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