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开作一技白色花——
因为我们要这样宣告，
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阿垅的诗
朋友说，现在写文章就是要新。我说，旧就是新。譬如科学与民主，是旧的，即使在中国，1919年就时兴了。但是到了今天，还是新的。
朋友说，现时写文章很难有轰动效应。我说，时代越往前走，人们情绪的宣泄口越多，文学的轰动效应自然就少。
一个能诱发欺侮欲的人
我第一次看见他，五分钟内的感觉是：这是一个能诱发欺侮欲的人。
然而，或许被欺侮有被欺侮的快感呢？
他把自己几乎缩小到无。他每日只小便一次。因为他不仅不喝酒不喝茶，而且不喝水。哪天要是突然喝起水来，那就是病了。有一次高烧40度。妻打电话找车，同时翻出一片不知哪年剩下的感冒片让他服下。人们把他抬上汽车送到患诊室，一量体温，怎么只有36.6度？他生病从来只需吃一片药就灵。从小没钱吃药，所以任何药对他都有奇效。
他连身体也尽量缩小。体重80斤。这么一个人也躲不过被打的命运。“我是可以随便被人打的。”他对我说，极平和地笑着。被打的时候自认为态度很好。人家打他之前照例要叫他老实交待：“说！你叫什么名字？”明明本来是同一单位朝夕相处的同志，他也总是诚惶诚恐地大声回答：“我叫陈宗棠！”因为希望人家说他态度好，讲话尤其急，绍兴口音尤其重。打他的人大吼一声：“什么？你叫响叮当？你要老实交代你的名字！”于是再报，更加“响叮当”。打的时候也越发响叮当——因为他的骨头太多。打他的人打痛了自己：“你为什么这么瘦？”
连头发也“瘦”。侧面看去，细细的、稀稀的黄发立体交叉地竖着。从来没有用过梳子。微驼着背，凹陷的脸颊，双手紧捂着身上一只布包，好像要把身子尽可能按进椅子里似昀，全体往里缩，突出来的只有发黄的门牙。头发、面孔、眉毛、眼睛，全都像水洗布似的，褪色发白，总像漂洗太多，揉搓太多。而人，便像水冼布那么干硬，挤压不出水分。做人做学问都没有水分。一说话，颏骨突露，像牵引火车头的滑轴，辛苦地一牵一动，可怜得叫人不忍看。
他说他很有孔乙己的穷酸相。可是他这个八十年代的孔乙己常常穿得像小流氓。他有几条牛仔裤，都是儿子们穿剩的喇叭腿的，屁股上有一个金色的“牛头牌”，还有很多金色的圆钉。儿子都嫌过时了，他拣过来穿。上身的花格衬衫也是儿子淘汰的。外套一件妻的暗色毛衣。眼镜是他的老父亲年轻时用剩的。镜片破了一块，镜架只有一根，另一端用一根细绳把这副眼镜搭拉在左耳朵上。看书时才戴。这副由两个挤在一起的黑圆圈组成的眼镜，把他那本来就窄小的脸越发地挤压在一起。
他像一种小动物那样本能地藏起自身，不引起人的注意，躲避正面冲突。19岁的时候从报上看到批胡风，明白不能说话，只能治史入手，资料为本。他为自己找了这样一个很多人不屑的立足点。人们当初看不上他：一个搞资料的。等到人们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著作等身，须刮目相看了。
他写一手好字。但不备笔墨，无裕余之心挥毫。登门求字者甚多，一律自备文房四宝。业余爱好有两样：一是集邮。邮票不贬值，只增值。经济利益不受损失，又可留给孩子完整的东西。譬如，建国以来跟马沾边的所有的邮票，一张不少。二是美术。尤喜人体画。某日我从他书桌抽屉里拿东西，一页白纸翩翩然飘落而下。他说不用捡，我说要捡的。捡起的是他画的裸体女人像。他书桌玻璃板下压着12名三围很美的女人像，是12张月历，但日月在美人脚下黯然失色。他大谈性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当此之时，风把他家的大门吹开了。他走出书房去关上大门。或者说，是掩上大门，并不锁上——怪不得风先生可以突入。他说妻子不在家，凡有异性来，他一概不锁大门。他30岁以前，人家给他介绍异性朋友，见他无钱无貌，介绍一个跑一个。他50岁以后，他给儿子介绍异性朋友，异性却喜欢了他。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异性？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快点到60岁吧。
他极规范地生活在妻子的生物场里。他以绍兴人特有的精打细算来支配他的时间，孜孜于著书立说。他十几岁时感慨于那被削、被烧、被烙上印记踩在底下的马蹄。他读庄子《马蹄》篇，深恶对马的前有镳缨之束缚，后有皮鞭之驱赶。从此署名马蹄。马蹄在潜意识里，便兼有服罪感和不服罪感。马蹄寄出200来篇稿子，纷纷“落马”。“我这个轮胎，就是用别人的嘲讽和欺侮打足气的。”他说。他在“马蹄”两字之后，加一“疾”字。后来学术界皆以为他姓马，叫蹄疾。从此他马不停蹄，马踏飞燕。10来年出了15本著作，还有几本已写完还未出版的书。去年他用四五个月的时间写出我国第一本《胡风传》（27万字）。1955年他19岁时为胡风感到不平，到1988年一吐为快！他会享受自由了。
他拎的那只布包上，印的是马踏飞燕；他胸前的徽章，是马路飞燕；他卧室的窗帘、床罩、枕头、被子、沙发布，全印满了马。更不用说书柜上的一行马队，墙上挂的马、写的马。他如蚂蚁的形象使他得以营造自己的巢穴。他如奔马的内核使他脱缰而出，甩脱现实世界的纷争和束缚，驰入意识自由的境界。讲到自由，他从全是马的沙发上站起来，弓着背，两臂屈着同时使劲地向前挥着，一下一下的，好像双手拉缰骑马疾驰似的。然后两手一摊，然后十指插向心间仰天长啸。
这时他是野马，是自由马，是背负重荷的千里马，是被他挡在妻子生物场外的异性眼中的骏马。
马性勃发的时候，他告状了。为什么好几个只写了一两本书的评上了研究员，他这个写十几本书的反而评不上？他觉得这样的事是应该告状了。然而君子坦荡荡，告状之前他找领导谈话，说他要去省里告阁下什么什么。到省里，他又遵照领导的口径“告”领导。然后回到领导那里汇报他“告”了阁下什么什么。他虽然告状，却不希望引起领导反感。于是又自省吾身：“吾异化了。”其实，他也没想认真告状，就是觉得评不上研究员面子上不好看，生气。
知识分子是怎样越来越老实可爱的
1931年10月，胡风加入日本反战同盟，继而加入日本共产党。
1933年2月，小林多喜二暴死狱中。日共机关报《赤旗》被搜出。胡风等被捕。
1933年7月，胡风被驱逐出境。列车开出东京站台时，胡风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口号。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胡风即往鲁迅寓所，料理丧事，与宋庆龄、蔡元培、茅盾等十三人组成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22日为鲁迅启灵扶柩，抬棺入穴。
1959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收到制锁工人陈宗棠的一封信。信中说哪儿能搞学术研究他就想调到哪儿去，所以希望郭院长帮助他调到北京。工种不限，扫地、看门、收拾厕所都行，工资不计，能勉强维持生活即可。
陈宗棠是绍兴人。儿时母亲总说：钱要仔细花。后来在仔细花钱的人生经验上，又增加一条：仔细做人。陈宗棠十来岁时，二分三分的零花钱，他都仔细地攒下。攒到五六角钱了。从他家到秋瑾烈士纪念碑的轩亭口，不过二百多步，就有四五家古旧书店。他花一角钱买一本旧书，读完后就可能以一角五分钱卖给另一家旧书店。钱要仔细花的——然后再买一两本，读完后再卖出去。可能在三本书的买进卖出中就赚下一本书的钱了。前后7年，他就用这五六角钱做本钱，读遍了绍兴旧书店里的书，自己还攒下两箱书，而手头依然还有那五六角钱。30年后他在《绍兴日报》上撰文说绍兴人小气，是绍兴经济发展的一大精神障碍。说绍兴人一到市场，几乎没有一种东西不讨价还价的。50岁的他或许忘了少年时代的他正是发扬了绍兴人讨价还价的优势，才能以五六角钱扫荡全城旧书店的。
他在1951年小学毕业时，得了肺结核。不能考中学，也不能就医——没钱。天天喝搅上鸡蛋清的柏树叶水，也算偏方。正是暑假，他找了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光明文艺社，出了两期《光明报》，每期八开四页。1951年的绍兴，文化尚未开始大规模地流失。但是绍兴市委宣传部没收了这张小学生办的《光明报》——非法出版物。同年报上连篇累牍地批《武训传》。少年陈宗棠惊悸地觉得，这场披头盖脸的批判和他好像有什么关联。
陈宗棠从此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了。
1954年的批判俞平伯过去了，又开始了1955年的批胡风。19岁的陈宗棠读了《文艺报》上发表的胡风30万言书的部分，然后看到作家出版社出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从1955年五月到7月，三个月里居然以超高速度连续出5集。这在中国，若不是搞政治运动，就不会这样“一抓就灵”，且每集10万册。5集共50万册。作者是一大批著名的学者、文人。
从此开始了集体无意识。
从此知识分子越来越老实可爱了。
陈宗棠再不想涉及他本来极感兴趣的文艺理论。他没有健壮的身体，时代更不允许他有健全的性格。他只能在读书中寻找他那被压抑了的越人性格的宣泄口——绍兴是越国的都城。越王勾践十年卧薪尝胆终于报仇雪耻。清兵攻下南京时，明宰相马士英想躲到绍兴。绍兴文士王恩任去信痛斥马士英：“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越人陈宗棠选择了具有反叛精神的《水浒》进行研究。他收录有关的版本、续书、仿书、故事乃至纸玩片、扑克等等。但是他在当地再也搜寻不到更多的他要找的书了。他想中国哪个文化人最大呢？郭抹若。那就给郭沫若写信。这是一个饿极了的人不顾一切地写下的呼救号：SOS。
陈宗棠当真接到郭沫若请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代写的回信时，他自己被自己吓了一跳。1961年3月，他被调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而且不是扫地、收拾厕所，是在资料室工作。他总的感觉是：一条憋在脸盆里的鱼，放进大海了。
他每每把本职工作一做完，不参加舞会，不参加党团活动，不参加各种可开可不开的会，包上一个馒头就奔北京图书馆。从春到秋，又迎来了初冬的寒流。终于，资料室主任的面孔上，也越来越凝着寒气。你陈宗棠调到科学院这么些日子了，什么政治活动也不参加，群众还反映你找俞平伯这样的人请教学问，你这是白专道路，以后不准上北京图书馆了。
陈宗棠再开不出单位介绍信去北京图书馆查找善本书、孤本书。科学院图书馆长汪蔚林知道了，说我给你开介绍信！
这天，资料室主任找来陈宗棠：你是不是又在搞自留地了，又去北京图书馆了？
——我星期天去了。
——你有没有单位介绍信？
——没有。
——那么你是伪造介绍信了？你看看，这是北京图书馆寄来的，是你跟他们要的资料。还有这，让你陈宗棠付款的单子。没有介绍信怎么能给你查寄资料？
陈宗棠的潜意识里，一种犯罪感和不认罪感在厮打。
汪蔚林给陈宗棠开介绍信，支持陈宗棠的个人奋斗，后来被撤掉了图书馆长的职务。
或许因为总觉得不知还会突然遭遇到什么，或许因为虽然到了最高学府竟也不能堂堂正正做学问，或许因为越做学问越觉得学海无涯时间有限，陈宗棠越来越深感紧迫，常常想起少年鲁迅在绍兴三味书屋攻读时，刻在桌上用来自勉的那个“早”字。从此他的笔名叫：马蹄疾。
从此，《三槐堂刊本＜永浒传＞》、《西谛残藏嘉靖本＜水浒传＞》等等文章陆续见诸报端。《文汇报》1961年9月14日开始，10月12日，11月16日，11月26日……都是马蹄疾的文章。从此报刊上马蹄疾、马蹄疾、马蹄疾的，后来很多很多的人知道马蹄疾。后来又后来，陈宗棠这个原名，连单位里的人也不知道了。
1962年，开始了困难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国科学院要砍掉三分之一的人。马蹄疾被砍掉去了鞍山。他在北京一年，从25岁长到26岁，长了皱纹——心灵的皱纹。于是常记起母亲说的：仔细做人。
他在鞍山图书馆工作，有事没事也得在班上呆着。别人做什么他也做什么，不管他内心多么厌烦，多么深恶痛绝！譬如闲聊，打扑克牌。人家叫你一起玩，你不玩的话，就可能是不关心集体、不关心政治、白专道路之类。于是给你设置障碍。制造麻烦，更加影响你做学问。为了做学问，先得学会仔细做人。做人要紧的是不要让别人挑出毛病。每天第一个来打扫办公室；晚上对外借阅不是他的工作，他也常常在帮忙；人家打扑克三缺一，他舍命陪君子，那三位打牌者高声大笑，他心里痛苦不堪。但是无论如何得坚持，坚持下去。如果要社会接受他，他首先就得接受这个社会，包括闲聊、打牌，这打牌的时间，他本来要查多少资料、抄录多少卡片的。现在只能把这些活挪到凌晨3点去干了——凌晨总没有人来找他打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