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扬的二胡声经常从尚德路北段半掩着大门的小院里传出。周伊波的同学、好朋友董国峻住在这个院中。小院中间有两棵绿油油的石榴树。树上果实累累，小石榴开始泛红，带瓣的石榴嘴被青枝绿叶遮掩着，羞答答地一个个斜对着小院里“祖国的花朵”。几乎每天下午，董国峻都要坐在树荫下的椅子上、挺直了腰板翘起左腿，按照琴谱进行二胡基本功训练。有时姐姐华峻还站在边上给他指导。华峻是二女中乐队的成员，她的二胡演奏技巧又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程宝民教出来的。程姓房东，公私合营前是东大街宏茂茶庄的店主，国峻的父亲是茶庄店员。董家住在程家小院多年，已不分彼此。程宝民是程家独子，较华峻年长两岁，较国峻年长四岁。两家的孩子伴随着琴音和书香慢慢长大。
这年的暑假，董国峻除练琴外，还托宋婵婵在小学阅览室里帮他借出整套的连环画《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小说《董存瑞》、《把一切献给党》、《夏伯阳》、《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宋婵婵每次借到书后，就直接送到董国峻的门上。这次，周伊波来找董国峻玩，刚进小院门就看见宋婵婵在董国峻二胡的伴奏下，神情专注地唱着陕北民歌，美妙的歌声让他立即停在石榴树背后。前头的一段，他只听见了后面一句，“……哎哟带上的那个铃子哟，哇哇的那个声。”后面的一段整个听清了，“白脖子的那个哈巴哟，朝南的那个咬，哎哟赶生灵的那个人儿哟，过呀来了。”宋婵婵刚开口唱了第三段头一句“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那个手”，猛然看见周伊波站在石榴树背后，就嘎然停止了歌唱。她俊俏的瓜子脸上现出难为情的样子，停顿片刻后，甩着两条不长的小辫，朝伊波笑笑，问道：“你咋来了？”
“伊波可比你来俺家的次数多得多。他和我家每个人都比你熟。”董国峻看周伊波对宋婵婵的话感到不悦，未等他回答，就对宋婵婵说。
董国峻皮肤略黑，颜面润泽，说话时总是神情淡定，应对自若。尽管宋婵婵常帮助他借书，两人还在一起拉琴唱歌，但在他心里，周伊波还是最好的朋友。这两年，周伊波在星期天来他家和他一起做过手工劳动，把石膏粉用水和了，倒在模子里做毛主席石膏像；一起聊家里和班上同学的事；国庆节也一起挤到新城广场去看阅兵。在周伊波心里董国峻是个多才多艺、活泼友善的同学，是他学习的榜样，也是他爸爸支持交往的少数几个小朋友之一。而周伊波对宋婵婵的看法远不如董国峻好。尽管两家父辈人说话投机，尽管婵婵会唱很好听的歌，行少先队队礼时看起来很优雅、很漂亮。可他觉得她一直长不大，一直和伊燕妹妹一样是个喜欢抱着布娃娃、逗着小妹妹伊鹃玩耍的小女孩儿，和她在一起没有太多的话好说。在宋婵婵眼里，董国峻聪慧、有教养，在班上男生中最有亲近感。而周伊波站在她面前，就像立着一根木头，既冷又硬，他已经是高年级学生了，周末和假期不是去拉坡就是提着个茶壶在火车站上卖开水，让人感到粗俗、穷酸。
周伊波不愿因自己的到来，扫了他们唱歌拉琴的兴致，于是说：“我特别喜欢听陕北民歌，你俩继续。”
宋婵婵听到“你俩”，脸红了一下，她对和异性相关的话语比两个男同学都敏感，随即又掩饰了表情的变化，很大方地说道：“唱音乐课上学的《对花》怎么样？”
“好哇！”董国峻应声开始拉起了过门。
“正月里开的、是的那什么花，那正月里开的是那……”宋婵婵压低嗓音。
伊波听不清楚歌词，急不可耐地打断宋婵婵的歌声问道：“到底是什么花来着？”
“猜！猜！”董国峻冲着伊波开心地故意喊道。
“我见咱这儿城墙头上，过年那阵子开迎春花。”周伊波向北边望望答道。
“那正月里开的是蟠桃花！”宋婵婵猛地加重了歌词的发音。
“胡编，正月里哪有什么蟠桃花？”周伊波讥讽道。
“姑父说，是他们家乡闹花灯时扎的纸花。”宋婵婵解释了一句，就继续唱道：“要问那蟠桃花开的多么大，妹妹头上可从没带过它！”
“伊波，你别光说人家，你来一段！”董国峻又冲着周伊波笑道。
“我喜欢听，可是不会唱！”周伊波为难地说。
宋婵婵向周伊波建议说：“音乐老师上学期给咱教过‘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她弹着风琴唱起来，可好听啦，你忘了没有？就唱这个！”
“我忘了！”周伊波没有响应。
董国峻觉得周伊波有个怪脾气，似乎不愿意当着女孩子的面唱带着“爱”字的歌，于是带着夸奖的口气说：“我觉得你以前唱‘高高的兴安岭’挺带劲的！”
“忘了！真的！”伊波仍然没有响应。
董国峻知道伊波的嗓音很亮，调子也拿得准，可就是个倔驴，经常不给人面子。只好建议道：“让我们合唱个‘让我们荡起双浆’吧”
“那好吧！”周伊波勉强答应。
“我来起头！”宋婵婵说着就开始哼起来了。
小院里传出悠扬的二胡声和焕发着几个少年蓬勃朝气的歌声。
这年年底，大雪覆盖了北方大部分地区。西伯利亚的寒流滚滚袭来，寒流挟着流感病毒，肆虐了城镇乡村中千千万万衣衫单薄和耐不住冷冻的男女老幼。
学校放寒假的前两周，闫泰岭接连收到家父从潍县城关镇发来的两封信。前信说，“月前退休离校后，就浑身不爽，整日腰酸背疼。”后信称，“病疴在身，伏枕不起，思念儿孙……”
闫泰岭与妻子葛茹芝商议好，学校放寒假后他得回老家探亲，也想把寡居的岳母接来古城团聚，还能帮着照看孩子。
这天，闫泰岭提着两个旅行袋，一个装了冬虫夏草、枸杞子和多种补品，另一个装了大大小小的各色新衣服，回到潍县老家。他进门看见全家人正围坐在八仙桌上吃饭。老父亲一见小儿子进门，立即从坐椅上站起，亲切地呼叫着他的小名：“小三儿，就你一个人回来？怎么没有把孙子带回来？”
大哥、大嫂和侄子们也都迎上来接过旅行袋，让座倒茶，甚是热闹。
闫泰岭近前坐下，回答道：“父亲来信说有‘负薪之忧’，我不敢让他们回来烦扰您老人家，看来您的身体已经康复！”
“我只是偶染微恙，你哥哥代笔有点大惊小怪了！”父亲说起话来仍旧有些气喘，底气不足。
大哥闫东岭听见忙辩解说：“我可是照实说的。父亲那些日子高烧不退，不吃不喝。常言道，‘病来如山倒，病退如抽丝’，谁也没有想到父亲大病一场后，恢复这么快！”
“前几天有人从潍坊带话来，你妻姐已经快不行了。他从天马来，住在你岳母那儿看病有几个月了。原先心脏就不好，这次复染流感，特别严重，已经抢救了几次。家里没有人手，为给她治病，你岳母把家里两间老房子都变卖了。我说了几次，要过去看看，可是路途不便，我怕气力不够。”
闫泰岭听了父亲的话吃了一惊，还没有明白过来，大哥就把他叫出了门。
大哥领着三弟看了家里的屯粮，又到后院看了地里几垄带着黄叶的包心菜和绿油油粘着雪片的菠菜。还走到后门外指给他看了远处起起伏伏的广阔原野。大地白茫茫一片，白雪覆盖着冬小麦，只在几棵大树底下现出土黄。
为看望岳母和妻姐，闫泰岭除取出原先给父亲买的两包补品外，还到街上商店里转了几个来回，费力地买回几样礼品，同时，也捎带了一大包“气”回家。他在百货大楼里，每次购物都能碰上营业员之间旁若无人的闲聊，每次询问货品，她们或是不耐烦，或是所答非所问。
闫泰岭对着大哥发牢骚道：“以前在古城买东西，我总批评服务员态度差，‘哪象在咱山东，人亲、腿勤、说话甜。’这两年咋全变了？怎么跟古城一个样？”
闫东岭宽慰弟弟说：“以后再不要说人家古城不好了，到处一样，可能单干户要好点。依我看，国营的不如公私合营的；公私合营的不如单干的；看这庄稼长势，也是自留地里的比社里的好。”
刚退休的这位中学校长，听了两个儿子的对话，略有微词：“不要以点带面，最近有一首歌还在我们学校传唱，‘我回到阔别的家乡，家乡变了样。合作社的庄稼长得这样旺，像是大海的波浪。社员的歌声化成了彩云，让雨露在麦田上空飞翔！’”
闫泰岭觉得爹刚离开学校，还带着教育者理想化的观念，不像哥哥那样了解实际。他接着东岭的话进一步升华道：“啥东西一入集体，就不是自家的。人进集体，自私本性、惰性都会扩大，不好改！”
闫泰岭和父亲搭车来到潍坊西城老葛道街。从远处就能看见中段几间高高大大、一砖到顶的青砖瓦房。闫泰岭与葛茹芝一起在“淮海战役”救护队时，就听她说过，父亲年轻时从乡间来到潍坊城，跟着一个乡亲走了一趟东洋。几年后回到潍坊，开了个织布厂，又买了这院房。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了潍坊，父亲领着工人护厂，让日本人打死。一家人都恨死了日本鬼子，姐姐葛茹娟先是参加了抗日宣传队，接着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从军校毕业、跟鬼子打过几次大仗的年轻国军军官。记得茹芝还说过，她在姐姐的婚礼上见过姐夫一面，记得他长得很英武，高个头，一股大男人气。茹娟结婚后，不是跟着丈夫东奔西跑，就是跟娘住在这院房子里，有时也回婆家看看。民国34年日本投降后，织布厂回归葛家，母亲葛罗氏无力经管，二叔就挺身而出，继承了产业。解放后定成份，，因二叔名下有织布厂，他家就划成了‘资本家’。母亲名下没有股份，就逃脱了和“地主”一样级别的‘资本家’成份。为赚点钱维持生活，母亲就把两间空房出租了。然而，按政策这也是剥削。政府考虑她本身是穷苦农民出身，参考农村政策，给她网开一面，定了“小土地出租”，算是比“地主”低一级、比富农低二级的剥削阶级成份。
残冬的阳光没有给院子带来温暖，房前屋后仍然萧杀清冷。葛罗氏住在堂屋，屋门大开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迎着客人走出。她身着一身破旧棉衣，头顶偏扎着一个白花结，消瘦的脸上带着忧郁。
“闫表爷！”黄山芋还能认出几个月前到家里来过的表爷爷。
闫表爷眼睛盯着黄山芋头上的白花结，感到有些意外，爱怜地对小女孩说：“山芋，这是你姨夫，才从古城来，今天专一过来看看姥姥。”
“山芋！”闫泰岭完全没有料到妻姐的病情发展得这么迅疾，看到眼前的情景，一阵心酸，眼睛湿润了，呼唤着这个未曾见过面的可爱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