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吗？
——知道。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疾病，甚至死亡吗？
——知道。
——知道你会跟人世隔绝，完全孤伶伶一个吗？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弃亲人，离开朋友吗？
——是的，可以离开他们。
——好吧，你情愿去牺牲吗。
——是的……
她的话语轻轻，却充满了激情。她的眼睛凝视着他。他从她那深沉的目光中，看到的不仅是对正义和真理的执着，而且还有另一种灼热的情感……
他们的两颗心，跳动着同样的韵律。
火与火的融会，什么样的寒潮不可以抵御呢？
1929年12月的一天，外婆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了“留克斯”旅馆——外公下榻的地方，她的脸上洋溢着兴奋和幸福的神情——这天，是她与外公结为伉俪的日子。
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满堂的宾客，只请了几位中国同学来聚餐。她既当新娘又当厨师，亲手做了中国菜。
她也没有穿婚纱，只是特意换上了那件她喜欢的、平时不轻易穿的红丝绒旗袍。
穿上红丝绒旗袍的外婆光彩照人，如一片红霞，如一团火焰，在外公的心中留下永恒的记忆。
多年后当外公对我谈起他与外婆从相识、相爱到相知的过程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成为相知，首先是因为政治，然后才是感情。”
外公所说的政治，就是革命——一方面要同三座大山作战，一方面要与党内错误路线斗争。正因为这种双重的战士身份，便决定了外公与外婆要走忍辱负重的道路，也就有了磨难中相濡以沫、刻骨铭心的爱的历程。
婚后没有多久，预料中的事情发生了——学校“支部局”做出一项决定：开除唐义贞的团籍与学籍，“罪名”是“反对支部局”——“反对支部局”就是“反党”。
外婆在遭受打击后无悔无憾，曾坦然一笑告诉一位即将回国的女友：“我被光荣地开除了团籍和学籍。”表示出她同王明集团势不两立的坚强决心。学校当局问她：“你回国后还革命不革命？”外婆回答：“当然还要革命！”于是她被送到一个“医务训练班”进行短期培训，规定回国后到苏区做医务工作。
1930年，共产国际提出要“刷新”中共代表团成员，外公回国，外婆还在“医务训练班”培训。他们婚后第一次分离。为了保守秘密，外婆没有前往送行，只是与外公约好在上海见面的办法。
9
外公于1930年七八月间回到上海。外婆是在9月底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于10月份回国，来到上海。外公派人把她接到他在同孚路租好的房子。当时租房子很困难，因为国民党的暗探、特务横行，形势严峻，租房子要有家眷，否则房东不敢出租。外公事先对房东说他有家眷，才租到了房子。外婆没来时，房东经常要问。外婆来了，房东才放下心来。
外公回国后担任出国前原来的职务——团中央宣传部长。他向团中央反映了外婆在中山大学被开除团籍的缘由，并提出恢复她的团籍的要求。他指出，所谓“反对支部局”并无政治内容，构不成“反党”的罪名，开除团籍毫无根据和理由，也不符合团的章程。团中央因而做出决定，恢复了外婆的团籍。
外婆与外公在上海的小住，是他们婚后的所有岁月里所度过的相对稳定的一段“家居”生活。有欢乐，但也十分单调。秘密工作的环境下，非不得已是不出门的，甚至也不能出去散步。这对活泼好动的外婆来说，很不习惯，但她忍了下来。
外公也不无遗憾地告诉我：秘密工作的缘故，他与外婆结婚和婚后连合影也没有拍过一张，所以他拿不出一张他们合影的照片来。这成为外公的一件憾事。
外婆在这期间也曾想回家去看望她十分思念的母亲，但由于秘密工作的要求，她不能回去，为此她十分难过，但她也克制了下来，只是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母亲她已经结婚的消息。她在信中只能写外公的姓，不能写他的名，也不能写自己的通信地址，因此也不能希望收到母亲的回信。
他们的“家居”生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他们发现忽然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来到他们住地的前楼望了一望，一言不发就又走了。他们警惕起来。不一会，这个男人又来了，并且带来一个人，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同志。他们虚惊一场，赶忙让周恩来进屋。带周恩来来的那位同志又出去了。周恩来坐着不说话，他们也不好问什么，怕隔墙有耳。大约一个小时后，那位同志回来了，把周恩来引走了。事后才知道，是因为顾顺章叛变，周恩来组织党的机关紧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暂时没地方去，先到他们住地避一避。顾顺章只知道党的机关的地址，不知道团的机关的情况，所以他们的住地倒是较安全些。他们为能掩护周恩来同志感到高兴。
外婆在上海住了一阵，就耐不住了，提出要到苏区去。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要求，她便第二次与外公分别。她同何叔衡装扮成父女俩，从上海出发，经过汕头——大埔的秘密交通线，进入闽西苏区，来到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的所在地永定虎岗。尔后，何叔衡继续前往瑞金，外婆即留在闽西苏维埃从事宣传和医务工作。
繁忙中几个月过去了，意外地，外婆与外公在虎岗重逢。
原来，1931年初，外公即受到王明集团打击，被指控为“调和路线”，并被撤了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团中央委员的职务。他要求到苏区工作，所以从上海来到了苏区，身份是团中央巡视员。外公当初并不知道外婆去了哪个苏区，这意外的相遇，两人十分惊喜，这是他们婚后第二次别后重逢。
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敌人接近虎岗时，外公与外婆随闽西苏维埃向西边深山转移，到了长汀的四都。第三次“围剿”被红军粉碎，闽西苏维埃进驻长汀城，他们也随同到了长汀。江西、福建两个苏区打通后，变为“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外公与外婆进入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外公担任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他们住在瑞金叶坪的一个大祠堂旁边，这个大祠堂，就是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址。1931年12月30日，外婆在这里分娩，生下一女孩，取名“叶坪”。
这时，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军的建制，由军委直接指挥师，并把原军医处改称为总卫生部，原属各科改称局，其中之一是药材局，专门负责药材的采购和供应。外婆被任命为药材局局长。总卫生部为了解决药品奇缺的问题，决定创办卫生材料厂，并由药材局担负建厂工作，外婆亲自兼任卫生材料厂厂长。
卫生材料厂在瑞金的朱坊镇创办起来，职工一百多人。不久，厂址又迁至胜利县平安区琵琶龙乡（现江西于都县银坑乡境内的平安寨）。这里离瑞金八十余里，外婆带着孩子走马上任，从此，她与外公很少见面了。
在当时条件下，办厂所面临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严厉的经济封锁，特别是对药品、食盐、布、棉等物资封锁最严。苏区人民吃的是由自己熬的硝盐，红军部队药品奇缺，连纱布、消毒棉花都没有，当时部队卫生员手里几乎只有一种药品——升汞。连碘酒、奎宁、治痢疾用的常用药都很难见到。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靠自力更生来解决。
厂子筹办起来了，但问题却很多。一是没有设备，二是没有材料来源，三是职工文化水平低。在困难面前，外婆充分显示出了她的智慧和组织才干。她带领工人爬山越岭采集中草药。她还在厂里成立技术研究会，试制成安福消肿膏、龙丸、八桂丹等中草药，供应红军和苏区人民。全厂上下团结一致，生产热气腾腾。后来这个厂子发展成为有五个车间、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药材工厂：制药车间，利用中草药按西药型制做中成药品；敷料车间，可以生产医用纱布、脱脂棉和急救包等；酒精车间，利用蒸馏烧酒的方法制造酒精；水剂车间，生产急救水、龙胆酊、碘酒等；器材车间，能制造手术刀、镊子、钳子等器械。这样，使得在药材品种和数量上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前线的需要。1934年，每个战士都能够种上牛痘。到长征开始时，主要依靠这个厂子的产品，给部队配足了三个月的药材用量。卫生材料厂干部群众的工作热情和干劲，多次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表扬和称赞。外婆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期间的一个日子里，外婆突然接到外公从瑞金寄来的一封信。外公在信中告诉她：他又一次遭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撤销了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派往上海团中央做组织部干事。寄出这封信后，他就立即单独上路了。
外婆将信读了好几遍，然后将信默默地收起。她知道外公是冤屈的。早在前几期的《青年实话》中，她就读到了好几篇批判外公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还指责他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时领导了反联共反国际的小组织，等等。这说明王明集团还在算老账，对不同意见者施以报复打击。所以外婆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只是在心里默默地遥祝亲人一路平安。
这是外公与外婆结婚以后的第三次分别。
不久，卫生材料厂搬回到瑞金县城郊区。她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遭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但对此除了愤慨，她能做些什么呢？然而她却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女性，她的行为表明了这一点，有一件事就是最好的说明。
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了由卫兵押着从批斗会回禁闭室的邓小平。此时邓小平被指控为“罗明路线”的追随者和“富农路线”的执行者，被撤了职，正在遭受审查和批斗，人也变得瘦弱憔悴。外婆关心他，同情他，便拦往他问询他的境况。邓小平对她说：“我饿坏了，肚子根本吃不饱。”外婆听了，心里十分难过和心酸。之后她立即用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并亲手做好，然后捎信给卫兵，要他们带邓小平到她那里吃鸡。邓小平一顿吃完了一只鸡，剩下的一只她又让他带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这看起来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外婆不怕连累自己，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公开关心、支持受王明路线打击的人，同时也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她的一颗心，就是这样像水晶般透明、纯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表明外婆在爱情上忠贞不渝、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怀。
一天，一阵由远而近的“得得得得”的马蹄声叩响在进厂的石子路上——一位大人物突然下到厂子里“视察”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