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1988年3月15日的《人民政协报》，刊有这样一张照片：邓颖超老人站在一张摆满麦克风的桌子前，向隔着桌子面对她的外公探起身，手指着自己。照片题为：“爱生还记得我吗？”
照片中的两位老人都那样容光焕发，热情洋溢，脸上带着欣喜的笑容。
可以猜测到，这是外公与我们见面后回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特意向邓奶奶谈起了团聚的情形，邓奶奶听后高兴极了，不禁问道：“爱生还记得我吗？”
更使人感到欣慰的是，爱外婆与她的爱生，两个多月后，也在北京相见了。
在1988年3月29日外公给我的信中就告诉我：“你父母五月来京，很好。邓颖超同志说，她想看见叶坪。届时我当与之同往见邓。”
1988年5月，我的父母和弟弟赴京探望外公。6月2日，爱外婆得知爱生到了北京，便热情地邀请她到自己家中做客。
下面是我弟弟赖章荣陪同父母、外公和八姨婆到邓奶奶家做客那天写下的日记：
六月三日星期五
今天是过得很愉快和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下午三点四十分，外公、八姨姥姥、父母和我，分坐两辆小轿车去邓奶奶家。一路上，我的心激动不已，跳个不停。以前只在电视上见到邓奶奶的形象，今天就要亲眼见到她——这位全国爱戴的革命老人了，能不高兴和激动吗？看得出来，妈妈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和激动的神情。我们是在昨天接到要去邓奶奶家做客的消息的。从那时起，我们大家的心绪就兴奋难平了。
我们从西北门进入中南海。这里每道门都有岗哨，警卫向通过的车子敬礼。车子停下后，我知道邓奶奶的家已经到了。
我们下了车，进到一个雅致幽静的院子里。一进院门，我们就看见邓奶奶了——她站在屋门口。她老人家是出来迎接我们的啊。
外公与邓奶奶握手后，将妈妈拉到邓奶奶面前，说：“这就是我的女儿。”邓奶奶握住了妈妈的手，高兴地说：“你就是叶坪呀！你是我的爱生哩。我见过小时候的你，现在终于又看见你了。相隔五十多年，不容易，不容易哟！”妈妈眼里泛起泪花，立即叫了声：“爱外婆！”邓奶奶呵呵地笑，久久执着妈妈的手不放。
然后，邓奶奶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与她握手时，我对她说：“邓奶奶，您好！”八姨姥姥说：“邓奶奶是你外婆的爱妈妈，你妈妈的爱外婆，你应该叫‘太姥姥’才对。”我就说“太姥姥好！”邓奶奶听了又是高兴地笑起来。
邓奶奶将我们让进了客厅。客厅很宽畅，墙上挂着敬爱的周总理的瓷盘像。
我们入座后，工作人员端来饮料，还在每人的茶几前摆下一盘樱桃。邓奶奶说：“你们吃樱桃吧。爱生要来，我就想，我拿什么来招待她呀？昨天恰好在钓鱼台买来了樱桃，真是难得。你们江西有没有樱桃……你们要多吃，每人把盘子上的樱桃都吃完，我才高兴。”妈妈坐在邓奶奶相邻的位子上，邓奶奶几次把盘子推到妈妈面前，“你就端着盘子吃，我要看着你吃完它。”
接着，邓奶奶对妈妈回忆说：“以前，在瑞金，我常见到你和你妈妈唐义贞。你妈妈叫我‘爱妈妈’，我就叫你‘爱生’，你妈妈要你叫我‘爱外婆’。你长得很像你妈妈。”她又转向外公说：“你前几年找到儿子小定，现在又找到了女儿，真不容易呀！”
外公高兴地说：“我现在到处都有家了——北京、江西、福建。”
邓奶奶又问起我们家的情况，得知我们家在于都县时，她说：“于都是老革命根据地呀！”她还问起妈妈，是说普通话，还是于都话。我告诉她，“说于都话，但听得懂普通话，也会说一点。”邓奶奶又问爸爸：“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爸爸一一回答了她。
外公向邓奶奶介绍说：“叶坪有四个孩子，老大老二都是大学毕业。老大是学哲学的；老二是学数学的，（他指着我）喏，就是这个傻瓜。老三是女儿，老四是男孩，都在中学念书。”邓奶奶听后连连点头：“好，好，真好！”
八姨姥姥也说了很多话，她谈起了在第三届全国妇联会上与邓奶奶见面时的情景。
邓奶奶说：“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正在生病。一只耳朵听力差，另一只好些。”外公说：“我也是一只耳朵好，一只耳朵差。你现在的事务还太多了。”邓奶奶说：“没有办法呀，都想见我，请我讲话。”外公说：“还是我好，清闲得很。”
邓奶奶比外公长两岁，已经84岁了，看上去身体较虚弱，精神不太好，说话声音也不大。八姨姥姥说：“看您在电视上讲话精神还挺好的，”邓奶奶的秘书赵炜说：“在台上还好，下来就不行了。”
我们交谈了40多分钟，外公怕影响邓奶奶的休息，就提出告辞。邓奶奶和大家握手告别。她和我外公握手时说：“我们是老战友了！”妈妈与她握手时说：“爱外婆，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下次再来看您。”邓奶奶说：“谢谢，再见了，爱生！”我们都祝愿邓奶奶健康长寿，她一一表示感谢。
她一直送我们到院门口，看着我们上车，连连说着“再见”。直到我们的车子起步了，她还在招手。
再见了，爱外婆！再见了，太姥姥！
令人感动的是，在外公与父母、弟弟到邓奶奶家做客回来的第二天，即6月4日，邓奶奶又派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特意送来了几样东西，邓奶奶的秘书赵炜还附了信作出说明：
陆老：
您好！
昨天邓大姐见您女儿时未送她什么东西，晚上找出三样东西：一件衣料；一盒巧克力糖；一盒饼干。现派人送上，请您方便时转交。
祝您健康长寿！
赵炜
4/6
邓奶奶是多么重情谊呀！从这一件小事里，让人感受到的是革命老人一颗质朴的心。
父母和弟弟那次从北京探亲回来后，不久，又收到外公的来信。外公在信中写道：
“这次来京，邓颖超同志见了你们。她是关心你们的。到家后，要写信去谢谢她，问她老人（家）（她现在84岁了）安好。”
一样的质朴，一样的真挚和细腻！
8
初次见到外公时，见他爱笑，性格爽朗，也很乐观，善言谈，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但我在心里一直在琢磨：除此之外，老人内心世界里还有些什么？一个经历了生离死别的老革命家的胸怀里，有着怎样的情感波澜呢？
第二次见到外公，是相隔两三个月后的1988年春节，他在杭州，他邀我去他身边小住。
那是个春寒料峭的早春，杭州下了场大雪。西子湖畔，一个雪花飘飞的傍晚，我与外公在他下榻的房间里说话，不知怎么就说起了元稹的《遣悲怀》。
“《遣悲怀》是悼亡诗。中国古典诗词中悼亡诗不少，但写得好的要算元稹的这三首。”
外公评议说。他记忆力好，能背大量的古曲诗文，这会儿，他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来：
谢家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
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从窗外透进来的微白的雪光。窗外有几枝腊梅，枝上有细细的花骨朵，映着淡白的雪光，像暗红的炭火。
老人继续背诵着，语调变得深沉缓重。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我感到此刻那黄昏的微光中，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四散漫延。我的心变得沉重起来。
…………
同穴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无期！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吟毕，外公久久没有开口，只是凝神注视着窗外那几枝腊梅，像是在追忆、默思……
后来，我去到外婆的墓上扫墓，看见墓碑上镌刻着外公亲笔写下的碑文：
……唐义贞烈士是我的最亲爱的亲人，是我的知己，我永远怀念她、学习她，也教儿孙们这样做。
这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对他在半个世纪前就不在人世的妻子的深切的怀念。这一份感情是多么真挚和恒久呀！
是的，在外公的记忆中，总有一片永不消失的红霞，一团光华耀眼的火焰。
年轻的外婆，就是那红霞，就是那火焰。
外公与外婆是在苏联莫斯科相识、相爱并结婚的。
那时外公是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外婆即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
外婆是来自长江之滨的大武汉的一位共青团员，于1928年初由党组织派来中山大学学习。
外婆进了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大开设的课程很多，有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还有政治经济学大纲、经济地理、列宁主义、联共（布）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及军事学，功课自然十分紧张。但在开初，一切是那样新鲜，那样令人激动：陌生的街市，陌生的话语，全新的生活，紧张的学习，热烈的讨论。也有傍晚红墙下的漫步，课余街心公园的小憩，假日莫斯科郊外的畅游……虽然夜深人静时那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会像潮水般袭来，但她总是咬咬牙来克制它……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她却感受到一种西伯利亚寒流般的砭人肌肤的寒意。
是的，她觉得在这块土地上的政治风云在变，就连学校里也风波迭起，失去了往日的平静。那个名叫米夫的苏联人，当上了中山大学的校长后，起用王明等人，控制了“支部局”，把持学校的大权，一会儿抓“江浙同乡会”，一会儿抓“工人反对派”，天天搞斗争，谁敢与支部局有不同意见，就对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她对这一切感到困惑，陷入痛苦的思考之中。
她外表文静，内心却有一团灼热的火。
混乱的局面已经使人无法忍受，她带着义愤，和同学们一起，多次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向中共代表团控诉“支部局”的恶劣做法。
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她与外公相识了。
她所见到的外公，个头不高，戴一副近视眼镜，一介书生模样。但当了解到他就是出国前的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的主编，并记起她还读过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笔犀利的文章时，不禁就在心中产生了钦佩。
而外公眼里的外婆，也有很好的印象：外表秀丽文静，内心却充满激情，且正义感强，疾恶如仇。
她在他面前吐诉对学校“支部局”的不满和面临政治风云的困惑。
他仔细听着她的倾诉，陷入沉思……为了解答她的困惑，他说：“我讲讲我的一个体会。当初，我以为参加革命，就是同反动派斗争，单纯得很。后来，瞿秋白同志告诉我，党内有斗争，我才意识到革命的复杂性。那时候，就是瞿秋白同志为代表，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斗争，‘四.一二’、‘七.一五’就是党内的右倾妥协给我们的血淋淋的教训……现在，你所反映的那伙人，也在提出一套‘左’得出奇的理论，还有他们在学校的所做所为，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呀！”
他的话，使她明白了党内同样有正确与错误力量的斗争，她认定米夫和王明一伙一定是错误的势力。当她知道中共代表团也成为打击的对象时，才感受到他的心中同样有一团压抑的火焰。
就这样，他们相识了，有了往来，有了交流，有了说不完的话题。
火与火相映照，那沉闷的日子就会少一份冷寂。
形势却更加严峻，学校一批批无辜的学生遭到迫害。她的头脑更加清醒，对那伙人的面目认得更清了——她内心的火爆发了！
又一场斗争会，她忍无可忍，挺身而起，慷慨陈辞，语惊四座！
同在中山大学的谢怀丹后来著文回忆：“女同学唐义贞，性格坚强，头脑清醒，敢于说话，不满陈绍禹（王明）一伙，因此被开除团籍。”1988年，小定舅舅寻访谢怀丹，谢又谈了两件事，一是中山大学开会时，外婆因气愤而中途退场；二是一次会议上，外婆与她坐前后排，两人都发了言，但内容已不记得了。
后来我从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写的《往事如烟》中读到她回忆在中大时的情形，其中提到了外婆（但她把外婆的名字写成了“汤仪贞”）：
“当时在中国同学中有两位女同学，一个是汤仪贞，一个姓徒，名字忘记了，她们都是湖北省女子师范的学生，汤仪贞长得唇红齿白，亭亭玉立，惟个性很倔强，一张嘴不肯让人，一回斗争大会时，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骂得最凶。汤曾同陆定一结婚，有一个时期住在青年国际招待所。”
同学们钦佩她的勇气和胆略，却又都为她暗暗捏着一把汗，因为大家知道任何愤慨的表示都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厄运。但是她无所畏惧，义正辞严。
就在这严峻的时候，外公与外婆的心贴得更紧了。
一天，她又到他那里，告知一个紧急消息：支部局要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并要瞿秋白参加，目的是要质问和斗争瞿秋白。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瞿秋白同志决定不予理睬。”他说，然后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进又长长地吐出。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我有一种预感：这伙人有野心，是要篡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打击别人，是为了抬高自己，他们不是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吗，只有他们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这说明什么，用意不是很清楚吗？”
停了片刻，他又关切地对她说：“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今后……你就不要来这里了。”
“为什么？”
“他们要打倒代表团，当然就不会放过与代表团亲近的人……你会受连累的。”
“就因为这个？”她淡然一笑，然后沉默下来。
这时候他看见，一种刚烈的神色泛上她本是柔和的眼波，那略显厚实的嘴唇的轮廓透着平时少见的坚毅。
她却突然把话题一转，“我来背一段诗你听吧。”说完，她果真用流利的俄语背诵起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中的一段对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