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在沧县一个庙里过夜，而后坐了一段老牛车，到泊镇城工部受到亲人一般的接待。领导人是刘仁、荣高棠，负责接待的路达和罗云等同志，他们好像都知道我们的名字，紧紧握手，安排到苏屯住下。和我在一个组的是刘廉志、梅宗娥、熊浦云、秋晨，每天学习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之间有刘仁讲话、荣高棠作辅导报告、康力讲土改体会。每天吃小米饭、大锅菜，分外香甜。那些日子正是泊镇鸭梨成熟期，运不出来，好多就白白烂掉，在那果实累累的树林里大家可以吃一点。有一天晚上排队去泊镇戏院看戏，第一次看到王昆演的歌剧《白毛女》，我和全场的人一样看得激动不已、泪流满面。当时每个人出入都要用毛巾盖住脑袋，只留两只眼睛向前看，因为京津来的几百名进步同学还要回去干地下工作，彼此均要保密。在学习中我经过对人生对形势反复地思考，勇敢地提出入党申请。1948年8月6日，就在苏屯那个鸭梨丛林旁一间小屋里，介绍人齐先和邓祥二同志拿来一面鲜红的党旗在墙上挂好，领着我庄严宣誓，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返津前夕，路达同志领着我和刘廉志从苏屯去泊镇城工部向刘仁同志汇报工作。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正蹲在灶前烧火做饭，谈完工作，刘仁和我们谈话后，给我们照了几张照片。那时，谁能预料，时过20年，在“文革”中刘仁、康力等均惨遭罹难！
在解放区，我把原名张家鼎改为萧荻。当时凡是去城工部的同学，都要改名字以避免泄密。后来有人问我，你这个萧荻，是不是要“消灭敌人”？其实我没那么深谋远虑，我喜欢萧红、萧军的作品，取其“萧”；“荻”字则是取自一篇日本的小说。1948年8月中旬回到南中，躲过国民党的“八二○”大逮捕以后，过了不到三个月，通知我再去解放区，并带了同班进步同学王锡全、宋祥麟、黄延湖、廖锡筹等人一起出发奔往泊镇城工部。此刻，是迎接解放。天，快亮了！未几，1949年1月初，受命集队北上。远处炮声隆隆，迎面走来丢盔弃甲的国民党俘虏。在胜芳小住，大清河清可见底，可以看见河底的螃蟹和鱼虾。大家都穿上一套黄色棉军装，那时大家已不必遮头盖脸。1月15日开拔进入津城，从西营门进市，路上可以见到“国军”丢下不少冻僵的死兵死马。但人们欢呼跳跃，那喷薄而出的新时代终于到了！
年轻的人，火热的心！
1948年底，在入城前的胜芳镇，我被分到中共天津市青委。入城头几天，晚上睡觉，无论男女老少、地位高低，统统是在原罗斯福路的正中书店的地上打地摊儿，白天则下基层。那时，一开会，最流行的歌曲就是“年轻的人，火热的心！”引吭高歌，百唱不厌。市青委书记张淮三，质朴勤奋，是个曾在国民党监狱严刑拷打下坚强不屈的老地下，他平常下去是骑上自行车就走。开始我被分到学生部，部长就是在泊镇解放区给大家谈土改体会的康力，他一笑就像个天真烂漫的小孩那么心无芥蒂，和你一见如故。那时我先后跑过南开、慈泽、法汉、市一中，宣传入城政策，发现积极分子，为建团作准备。半年后，团市委又调我去和穆青、李健三人组建青年文工团。自那以后，我和文化、和笔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也惹上一场无妄之灾。
1949年7月2日，全国召开第一次文代大会。我那时在才建立的天津青年文工团算三把手吧，1949年6月底团市委宣传部长左建同志叫我随他去北京列席这次大会。这是当时天津市委文艺处负责人陈荒煤、周巍峙特别给予青年团的照顾。7月2日那天早晨进入怀仁堂后，顿感目不暇接。人们指着那些与会者说：那不是郭沫若、茅盾吗？那不是巴金、老舍吗？那不是丁玲、艾青吗？那不是梅兰芳、白杨吗？……当年只是在书本上、舞台上、荧幕上认识的大作家、大名人、大明星，如今近在咫尺，大家雀跃不已。但高潮还在后面。3、4、5日由郭沫若、周扬、茅盾分别作报告，6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为大会作政治报告，他不带稿子从国内外形势到军事、政治、经济、文艺诸方面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一直讲了6个小时，全场聚精会神。到晚上7点多报告快结束时，毛主席突然出现在台上，全场欢声雷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微笑着讲：“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艺术家，你们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随即又重复了一遍：“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闭幕那天晚上，我得到一张京剧票去看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散戏后，正好毛主席也闲庭信步一般走出剧院，好像也没有什么戒备森严。人们又是欢呼鼓掌，毛主席笑着向大家打着招呼乘车离去。这一切，给我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那句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当时的天津青年文工团，最多时达41人，绝大多数是解放前南开、津沽、耀华等大中学学生运动中的地下党员和民青。刚组团时还是供给制，吃的是黑馍、窝头加菜汤，穿的是灰布旧军装。但大家精神奋发、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排练，前方淮海战役大捷，我们就高歌《 淮海战役组曲》《 黄河大合唱 》。后来调入一位从大连来的老新四军文艺工作者、阿英的战友沙惟，又有天津群众剧社两位音乐家、《 歌唱祖国》的作者王莘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作者曹火星来团指导，大家技艺有所提高。农村搞土改，文工团就排练反映土改的歌剧《赤叶河》；抨击美帝国主义，就排演揭露种族歧视的话剧《 小雪花》；歌颂军民鱼水情，就上演小歌剧《老母鸡》。还经常带着小合唱、小歌舞、民乐合奏等深入港口、工厂演出，成为一个紧密配合形势的文艺轻骑队。之间，在《 赤叶河 》里叫我演羊倌老宋，要光头，我马上剃。在《 黄河大合唱》里要我朗诵，马上背词儿，堪称一专多能。当时为了排演《 赤叶河》下到西郊王庆坨去体验生活。在杨柳青住在石家大院，和天津地委文工团合演歌剧《赤 叶河》时，饰女主角燕燕的即地委书记刘青山的妻子，在下边看戏的刘青山和地区专员张子善当时还是谈笑风生，后来贪赃枉法东窗事发，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作恶自毙的贪官。
1951年夏，当青年文工团还在盛期时，我受命调到天津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干了两年多组教科副科长。在带领失业工人生产自救时，曾同吃、同住、同劳动。着手开辟水上公园，有一天夜里狂风大作，把亭子里的临建席棚和被褥刮飞。在修建杨村飞机场时，还持枪和警察一起在工棚里抓过一个特务，其惊险、紧张如电影。时过多年，有人还给我打电话谈到当年在失业培训中听过我讲课，经过我介绍，很快找到工作，有的还当了长、入了党，表示谢意，我才猛然想起这件事。1952年，我又调回团市委宣传部群众文化科，不久参与组建青年文化宫。
现今六七十岁的天津人，差不多都还记得解放初期天津青年文化宫那种欢乐、团结、奋进的气氛。1953年初，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同志几次向团市委建议，要像工人文化宫那样，也给天津广大青年建立一个活动阵地。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任书记胡耀邦同志，几次到天津来，更是深刻而生动地讲解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重要意义。机缘来了。1953年7月，市委决定：解放北路华北油脂公司亦即原法国球房迁出，责成团委筹建。在全国，建青年宫这还是头一份，既无先例可援、又无重金投入，沙发、钢琴、台球、地毯，全是从财政局仓库调拨的。休息厅里的油画《列宁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是请老友临摹的。大家艰苦奋斗想尽办法，仅用一个半月即竣工开业。1953年“国庆节”开幕那天，从《鲁迅日记》上选辑的“天津青年宫”五个大字，嵌上门匾金光闪闪，红色霓虹灯，一片璀璨。来自基层的各界青年，欢呼跳跃、载歌载舞，构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年轻的人，火热的心，他们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滋润心灵的殿堂啊！
人们可以在阅览室、游艺厅里自得其乐，可以在不同主题的晚会上广征博取。纪念鲁迅文学晚会、青年技改能手与老科学家会面、工农青年座谈、改进花布质量座谈、时装推荐表演，以及新年、春节通宵联欢晚会……在这些活动中，市里主要领导同志黄火青、吴砚农、李耕涛等来这里和青年们促膝而谈。专家、学者在此地和年轻的求知者教学相长；各行各业的青年在这里取长补短、双向交流。丁玲、冯雪峰、老舍、孔厥、袁静、鲍昌、王莘、鲍觉民、朱星、石坚等著名作家、音乐家、教授、记者，都曾应邀来这里给青年们讲形势、说人生、谈艺术，让人们懂得如何学文学、如何当记者、如何欣赏音乐、如何做人……还有“祖国宝岛台湾”、“唯物主义宇宙观”、“原子能知识”、“苏联音乐”、“鲁迅与青年”、“方志敏与《可爱的中国》”等系列讲座脍炙人口。这里组建的一个具有合唱、舞蹈、管弦乐、民乐四个分队的青年业余歌舞团，最多时达500多人，全是从基层选上来的文艺骨干，请市里专业文艺团体名家来具体指导，歌舞团既在上面做一些大型精彩演出，又回到基层做文艺普及。其中王景愚、黎信昌、石惟正、戴学忱等人后来成为著名艺术家。
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我遭遇了一场有惊无险的运动洗礼。运动一开始就指名开我的会，开会时团市委一位副书记楚云亲自与会，这是一个双目炯炯有神，面孔黑瘦，头脑冷静的“老地下”。当时要我交待和胡风有什么关系，我茫然不知所云，因为我根本与胡风毫无关系，只好把自己能想到的各种缺点，竹筒倒豆子检查一通。听后他微微一笑说：“驴唇不对马嘴。”完了，再也没开第二个会。时过多年我听说他1959年在反右倾里也挨了整。我想，那次反胡风时假如不是他，而是一位嗜好“火线立功”的仁兄，说不定把我要怎样折腾个够，没枣也得打三竿。在青年宫办公室隔壁就是团市委另一个部，有一个叫吴文声的干部，原来是个店员，可能有些微历史问题，在反胡风随之而来的肃反批斗中，他从六楼跳下，头颅粉碎。反胡风运动过去多时，一位当时是“五人小组”的一领导对我解密：当时开你的会，是因为转来一份检举萧荻的信，后来查明是另一个同名人。原来当时由《 大公报 》改为《进步日报》的副刊部有位老作家萧荻，比我大很多。此前他碰到我曾说，咱俩最好有谁改一下，避免重名字。我说，你是老前辈，要改我改。从此我遂把萧荻改为肖荻。看来就是因为这个重名，我喝了一小口，他可能就喝了一大壶了。打倒“四人帮”，我调到人民日报社后，有几个不相识的人给我来电话说经常看到你的稿子，祝贺你到了第一大报！而后述及别后沧桑和运动挨整等等，十分激动，其实大多是找那位萧荻的。我转《羊城晚报》文艺部交给他，两人通话时不胜感慨。
其实，初尝运动，这还不是第一回。1952年初我从救委会回到团市委，不几天就叫我去三五反运动办公室计算处临时工作。其间碰到一件案子，处长郝洁轩派我跟着检察院调来的边科长去张家口外调时，被整者愁眉苦脸说了涉及几处外地的一个庞大的贪污集团，我们听着有些太离谱。回来报到市领导吴砚农，这位头脑冷静的“老地下”综合有关情况，认为这很可能是“逼供信”而来，没有跟着那些交待走。事后证明吴砚农的判断完全正确。像楚云、吴砚农这样的老同志，在运动热潮中保持清醒头脑、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堪称是我党的精英。
到1957年那个酷热的夏天，我的遭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56年我调到《天津青年报》任副总编辑。开始为了见习如何办报，全体人员到《中国青年报》学习了一个月。之间听到张黎群总编辑几次讲话，我在吴一铿领导的文艺部呆了几天。回来在《天津青年报》工作不到一年，1957年初夏整风开始，编委会委派我担任“人民内部矛盾报道小组组长”，并叫我去北京看看情况，或找《中国青年报》请教一下如何开展这一工作。到《中国青年报》听编委徐才同志说了一些意见。当时报纸上大鸣大放连篇累牍，我去人民大学找老同学唐云，顺便看了一些大字报，听了一次林希翎的讲演，回来向编委一一汇报，并签发了文艺组一些稿件，其中重点稿是歌舞团的一个座谈会发言，稿子发表前为了慎重，和编委程海一起到文化局请副局长黎砂审了稿。这一切本来也很正常。但平地起惊雷，之后发生了一些做梦也想不到的奇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