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间，他得知当年会议筹备核心人物李达的夫人还健在。一查李达夫人王会悟的简历，得知其于嘉兴师范毕业。嘉兴师范学生与嘉兴会议，两者是偶然，还是有联系？邵维正从这一猜测中带来激情和精力。最后打听到李达的女儿在某机关工作。从他女儿处，邵维正终于见到王会悟老人。
老人静静躺在病床上。这位当年做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秘书的老者，是“一大”的后勤官，也是李达的助手。是她向徐宗汉借房安排“一大”代表的住宿。同时，也是嘉兴会议打前站的人。
邵维正做通了其女儿的工作。女儿是个党员，感到母亲有责任把这段往事公布于众。经过她再三动员，老人才开了口：
“那天夜里，可紧张啦……”邵维正知道她讲述的是1921年7月30日的夜晚。他继续聆听，嘉兴会议前后的一幕幕再现了：
“当时的情况是，会议开得时间较长，加上法国巡捕的干涉，代表的心情急切，希望会议抓紧开。那天晚上，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周佛海都在我家碰头研究，经过我们提议，决定第二天改在嘉兴南湖开会。我第二天一大早，约六七点钟，就乘早班车去嘉兴准备了，代表们乘的车比我晚到嘉兴两三个小时，你刚才说张国焘第三天到嘉必的，这个说法不准确。”
接着，老人讲述了选择嘉兴的理由。最初，有人提出去杭州开会，但遭到陈潭秋的反对，他认为目标太大。已是次日凌晨，见大家都想不出什么好地方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
“我是浙江桐乡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读过书，对嘉兴很熟。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近，期上有游船可以租用，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程。如果到嘉兴，明天可以继续开会……”
“好啊！”大家一致赞同。
当天上午，全体代表按计划到达嘉兴。
午间，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按王会悟预先的安排，在游船上继续开始。代表修订并通过了党纲和决议，接着，又选举了中央的领导机构。最后在“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人类解放万岁！”的口号声中宣告结束！
大会结束时间正是1921年7月31日下午6点左右。
截至此时，“一大”日期已经弄清，邵维正结合考证和文献资料，不仅弄清了会议起始的本来时同，还将会议内容列了一个详表：
第一次会议：7月23日。上海。开幕、致词、确定会议日程。
第二次会议：7月24日。上海。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
第三次会议：7月27日。上海。讨论党纲和今后的工作。
第四次会议：7月28日。上海。讨论党纲和今后的工作。
第五次会议：7月29日。上海。讨论党纲和今后的工作。
第六次会议：7月30日。上海。法国巡捕干扰，会议未能进行。
第七次会议：7月31日。嘉兴。通过党纲、决议，选举中央局，闭幕。
随着时间和日程的确定，邵维正又用几天时间赶出了考证的专题论文，送到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很快被编辑发表。
就在这篇论文发表不久，一个意外的电话打到邵维正办公室。电话是当时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史权威胡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的。这位秘书转告他：乔木同志读了这篇论文，特别高兴，并郑重吩咐：
这是党史研究上的突破性成果，应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公开发表。
1980年1月，“一大”考证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如期发表。同时在卷首增加按语，称之为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一石击起千层浪。美、日、前苏联、法国和罗马尼亚等国及时作了转载或介绍。香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来信联系请求交流。日本学者称其为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
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邵维正的考证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并讨论改不改党的“七一”纪念日。
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十分动情地说：“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按照已形成的惯例，党的纪念日就不一定更改了；但要把这个问题向全党、全国人民澄清。为此邵维正撰写《党的诞生纪念日与“一大”的召开日期》的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当时是《红旗》杂志，后来改为《求是》）杂志上公开发表。
邵维正的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红旗》杂志与世人公开见面。
这是中共学者的公开宣告，也是一个中共党员对反共学者们的回击。
同时，也是邵维正资政生涯的开始。
四
假若把邵维正在“一大”考证前后的研究工作看成一个“点”的话，那么后来的他则进人了中共党史的历史的“面”。用专家们的行话讲：
他这是由“红色的起点”走向“红色的世界”。
80年代初期，当思想大解放的政治气息给中共党史研究带来无限活力的时候，邵维正没有在红色的“起点”上停留驻足，他开始设计和规划新的前进目标。
那是邵维正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编撰工作之后，回到教学研究岗位上不久。有一次，他去拜访几位党史研究界的前辈。
前辈们自然是赞赏、称道，并提出这样的问题：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几个研究机构想调我。一来组织上不同意。二则我也需要学习历史，打牢基础。”
“有什么具体打算呢？”
“目前主要是教学，同时做一些有关教学的研究工作。”
看来，他的回答并没使前辈们满意。直到临别时，前辈们才给他吐露心迹：
“党史研究是一条特殊的战线。过去，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不多。”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许多人怕搞研究了，年轻的又接不上。再过几十年，共产党这本‘家谱’还是要有人来续，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啊！”
老前辈的话语重心长。对于这个问题，邵维正过去似乎并没有思考这么多。但他是一个有心人，当历史的敲门砖叩击心扉之时，他心里翻动了。
这时，邵维正才用心地去关注党史研究这一行。无数的长夜，邵维正的床头都堆满了中共党史的材料，从这些材料中，他才弄清党史研究的过去和当前这一历史的契机。
中共党史研究大概是从建党之初开始的。
李大钊先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党史研究的先驱。他的《史学要论》，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工作相结合，既亲手参加建党，也在帮助全党认识自己。中共党史上两次研究党史的高峰产生了最有影响的两个历史《决议》。它不仅揭示了一个政党的产生和发展的环境，评价了党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党的发展过程的回顾与总结，使党史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并不断分析对党发展产生影响的主客观因素，寻找发扬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对党的历史进行系统总结，了解过去、剖析现在、预测未来，促进党的事业蓬勃发展。
邵维正清楚，这个概念不是抽象的，在这个概念下，有许多具体事例：
首先，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善于进行党史研究和应用的典范，每次重大转折关头，他总是号召全党学史明史，最后达到党的高度统一。
早在4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需要自己的领袖的时候，当时延安的胡乔木、张如心等革命理论家，着力研究中国特点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经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阐释和完善，确立起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胡华和李新等一批党史专家，又构建了中共党史的科学体系，为普及党史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党史不仅中国在研究，国外也在研究。据资料显示。美国、日本、前苏联都有上千名关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假若我们自己不很好地研究，国外的研究也会混淆视听，造成副作用……知道这些，邵维正对党史有了举足轻重的感觉，中共党史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邵维正再度忙碌起来。
多少年后，邵维正把这段时间统称为“学习思考阶段”。因为他清楚，要从事党的历史的系统研究，没有良好深厚的基础是不行的。但是，他的学习不是单纯的学习，而是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不同的是他把研究中共党史划分为几个阶段。由于他对党的各阶段的基础知识不足，决定先从创建时期开始，然后逐阶段学习和研究，以便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和层次化。
新的一天开始，撰写第一本党史研究专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计划提到他的日程，邵维正又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和事业的激情。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北京的街区上穿行，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都是他进出的地方。白天教学，仅仅是中午休息的两个小时和晚上的时间，他也不放过。到了星期天、节假日，他更是忙，查资料，访问，休息时期也得到充分运用。
经过充分的准备，他开始了写作。
当邵维正再次提笔的时候，他的笔下便荡起时代的风云。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一书以30余万字的篇幅，全面分析了中共创立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契机和环境，并着重介绍了中共创立的过程、意义和影响。它不仅填写了党史的空白，同时也成为认识中共扬帆起航的依据。著名作家叶永烈在作品中曾多处引用了这一成果。电影《开天辟地》的情节也是在其研究成果上扩展的。
从红色的起点不断拓展，邵维正又接着开始参与主编《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
众所周知，中共最初的30年是我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隐蔽斗争到公开武装斗争，从书斋走向群众之中的30年。这30年的业绩和经历，一直为国内外所关注。
1951年，由于党内党外对我党30年的党史不甚清楚，中共中央专门组织力量撰写了《中国共产党30年》的文章，并经政治局讨论，以胡乔术同志的名义发表，澄清了当时的一些是非问题。
但是，随着我党逐渐走向成熟，党史研究条件不断改善，国内外需要更详细的情况。1987年5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决定，要编出一套完整准确的大事记，把党的全部活动逐日记载下来。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出版了创业30年和执政40年两部大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