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得太早了，那发光发热的生命正在喷射着诱人的智慧。他去了，军歌与涛声共鸣，他把自己的生命汇入了无边无际的浩瀚。
毛主席特地写了一首七言诗——《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元帅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担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的工作。去世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
作为我军杰出的军事家，罗荣桓同志在长期与敌人斗争中表现了深谋远虑的大智大勇，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不仅在他后期指挥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表现得很突出，就是在早期的对日寇作战中，他的指挥艺术已经令大家折服。
1941年冬，日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十天的残酷“大扫荡”之后，又分10多路把八路军一一五师机关和一些部队重重包围在沂南县留田一带。日军指挥官得意了，长刀一扬：“一一五师的，要全歼，全歼！”
情况的确危急！
兵力对比：日军人数大于八路军20倍。
武器对比：敌人出动了坦克装甲部队和大量骑兵，有几十门大炮和数百挺轻重机枪。
罗荣桓领导的部队被敌人包围得严严实实。
突围，只有突围才是生路！
可是，从哪个方向突围？紧急军事会上，10张嘴10种意见，大家争论得非常激烈。
南面是临沂，日军驻守的据点。
东、北、西三个方向敌人都加强了防线，严密把守着。
争论！争论！会议开得很艰难，主张从东、北、西三面突围出去的人都有，难以统一。唯独没人提到南路。
等到大家的意见说得差不多了，师政委罗荣桓站起来果断地端出了一个方案：“我看应该向南突围！”
众人吃惊，会场一时变得鸦雀无声。
南边临沂是日军的心脏呀，这不是硬往石头上撞吗？
罗荣桓摇了摇头，给大家摆起了向南突围的理由：“日军早就想吃我们一一五师这块肥肉了，这是我军在山东的指挥机关，不拔掉，敌人是不会舒服的。现在好不容易把我们包围在留田，他们必然集中力量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空虚这是可以意料得到的。我们就钻这个空子，趁机插到他的大本营临沂去。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嘛！”
胆识过人！折服，折服！
罗荣桓完全料中。敌人果然把主力从临沂调出去围攻我军。当夜，罗荣桓率部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南面500多米宽的两山空隙，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重围。
部下称罗荣桓为“福将”，爱国民主人士赞扬他为“真正的帅才”。
1942年秋天，盘踞在山东的日寇推行“梳篦战术”被我根据地军民粉碎之后，他们又创造了一种“蚕食”的恶毒政策，即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广筑碉堡，密安据点，一步步地向根据地的腹心地带推进。
敌人的碉堡群越筑越近，根据地的地盘越来越缩小。
大家都在犯难！
我军没有足以摧毁碉堡的重炮，就连使用黄色炸药进行爆破的技术也未普遍掌握。
就在这时候，罗荣桓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翻边战术”：敌进我进。不少人听了都感到惊讶，红军时期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哪个人不熟背在心？现在猛地冒出个！“敌进我进”，行么？
罗荣桓笑笑，对大家说：“没错，就是‘敌进我进’。不这样就不能粉碎敌人的‘蚕食’。只有派部队打到敌人的后方去，挖他们的心脏，到敌人的后院去放火，才能迫使乌龟壳里的敌人回去救火，这就叫‘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
这一战术后来得到中央军委的赞赏，并迅速在抗日根据地加以推广。不久，日寇的“蚕食”政策就被抗日军民实行的“翻边战术”碰得粉碎。
不拘常法，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这便是罗荣桓用兵作战的妙处。罗帅会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4.鲁智深醉打山门，毁了寺庙；聂荣臻与和尚共进素宴，留下美名
五台山是同昔陀山、九华山、峨嵋山齐名的中国四大佛教圣地。
五台山的故事很多，每个故事都使它的知名度陡增。
花和尚鲁智深大闹了一场五台山，《水浒传》里才有了那样精彩的一段；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五台山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进行着神圣的医疗救治工作，给这块圣地添了新的色彩；
聂荣臻与五台山的和尚共进素宴，被传为美谈。
首先是白求恩，他对聂司令此举大加称颂。
1936年6月，白大夫从延安一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在五台山金刚库迎接他。
白求恩拉着司令员的手说：“毛主席在延安告诉我，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它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你去的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聂司令戏称：“聂荣臻难比鲁智深。”
自求恩：“不过，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弄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
白求恩此言是有根据的……
五台山坐落在山西省境内，绵延100多千米，山中的寺庙有300多座，和尚、喇嘛数千名。聂荣臻率领部队驻进五台山后，对部队广泛地进行了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教育，指战员们尊重僧人的生活习惯，爱护寺院里的设施，和尚、喇嘛齐声称赞：聂司令的文明之师到五台，纪律严明，训练有素。
聂荣臻深知只有把这数千名僧人团结起来，我们才能更稳固地在五台山进行抗日斗争。一日，他带着几名干部到驻地附近的一座庙里去参观访问，和尚们出庙夹道欢迎，排着长长的队伍，还奏起了优雅悦耳的音乐。进了方丈，聂司令盘腿而坐，与住持和尚谈得十分融洽，询问生活上的饥饱，畅谈抗日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不觉日偏过午，和尚们就在方丈内摆开餐桌，请聂司令吃了顿别具风味的素宴。
不要小看这顿素宴，僧人们从聂司令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诚意，看到了希望之光。从此，五台山的和尚便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和抗日军队的感情日渐加深。
后来，晋察冀边区筹备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处的同志对于和尚、喇嘛的代表资格问题提出异议，认为：和尚、喇嘛本是出家人，吃斋念佛才是他们的本分，对抗战并没有什么作用，不应该吸收他们参政。聂司令得知此事后，亲自来到“筹备处”做工作。他说：“我个人是主张他们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大会的。因为和尚、喇嘛也是中国人，在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之中，应该同各民族各阶层紧紧地握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绝不能因为和尚、喇嘛的宗教信仰不同，便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大门之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只要他们不甘当亡国奴，有抗日要求，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而不要歧视人家。”
大家都赞成聂司令的意见，同意和尚、喇嘛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大会。
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当和尚、喇嘛的代表来到时，会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5.陈总追船与贺总办学——发生在战火中的两个故事
光阴飘走了半个多世纪，该淡忘的事情早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得痕迹不留。但是，如果是一坛陈酒，它会变得益发醇香、诱人。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它一直被人们传颂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闪射着新的光彩。
故事发生在当年皖南新四军总部驻地，故事中的主人公是陈毅司令员。
那是一个薄雾蒙蒙的清晨，太阳还没有爬上山垭，河面上浮游着一层轻烟似的雾气。这时，一个中年微胖的军人，一个闪跃动作，从岸上跳进了河中，奋力向河中心的一只小船游去。可以看出，他的游泳技术蛮熟练，一会儿趴着刨，一会儿仰着蹬，很快就游到了小船的跟前。只见他手扶船沿，把头伸到船上，对船上两个文静、雅气的青年人嘱咐着什么……
游泳的人就是陈毅。两个青年人，一个是音乐家贺绿汀，一个是画家许幸之。陈毅给他们讲什么呢？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贺绿汀和许幸之两位热血青年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救国活动。陈毅对他们的来到非常欢迎，做了很好的安排，要求新四军有关部门为他们创造一切创作条件。这天，新四军得到情报，日寇要发动“扫荡”，陈毅首先想到要保护这两位难得的人才，他选派了可靠人员，妥善安排他们先行转移。乘什么船，什么人做向导，到什么地方去，对方谁接应……陈毅都一一过问。他一再叮咛办事人员：他们是知识分子，是宝贝，一定要安全转移，不能发生问题。
他原定贺、许两人出发前，还要见见他们，因为他们来到新四军不久，有许多情况不了解，还要叮嘱他们路上处处小心，注意隐蔽等等。没料到，次日起来后，贺、许两人已经乘船走了。他追到河边，船正行到河心，他考虑到让船靠岸不方便，就下水追了上去。反正他陈毅喜欢游泳，权当洗了一次澡……
这就是发生在40年代初陈毅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一段佳话。
陈老总爱才惜才的思想在建国后表现得更强烈了。祖国富强、事业兴旺更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啊！1960年初，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剧作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多会儿想起来都是那么鼓舞人。现摘录两段：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
“……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笑声）……”
其实，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是几位老帅共有的可贵品德，叶剑英、刘伯承、朱老总等将帅不管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都保护、培养了一大批各种人才，就说贺龙元帅在解放战争中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的事儿吧！
1945年9月1日，山西文水县回到了人民手中，面黄饥瘦的文水人民站在萧瑟秋风里，脸上挂着感激的泪花，向解救他们出火坑的贺龙部队招手致意，贺老总走在队伍里，不住地停下来和路两旁的群众搭话。
第二天，贺龙在听取干部汇报工作时，得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文水中学的数百名学生中，有部分学生渴望参加革命。他听了十分高兴，站起来提高嗓门说：
“这些学生是宝贝疙瘩！是宝贝疙瘩！我们老解放区经济文化落后，斗大的字识一箩筐的人不多，更不要说是中学生了。知识分子，军队和地方都需要，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有文化的人。”
接下来，贺龙分析了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形势逼人，他当场很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现在，闰锡山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正分路向晋中进犯，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文水县城可能暂时放弃，但人才我们一定要争，不能把学生留给敌人。下午我就去学校动员，争取把师生拉出去，转移到后方，办一所我们自己的学校，可以扩大招生。”
他还当场敲定，学校的名称就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他亲自任校长，留下秘书彭德当副校长，还抽出一些干部参加学校的筹建上作。
贺龙同志当时的职务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他日夜操劳战事，运筹歼敌，确实忙得拉不开拴。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忘记关心学校的事。凡是反映到他那里的问题，他总是想尽全力去解决。学校成立后，扩大了招生，学生人数猛增，干部、师资奇缺。可是，部队和地方都缺干部呀！在这种情况下，贺龙仍咬着牙抽调了一批有教育经验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干部、教师。到学校去任教。
1948年，贺龙到陕北参加中央会议返回晋绥后，学校与陕甘宁晋绥步兵学校合并，在晋南临汾成立西北军政大学（附设贺龙中学）。截至此时，学校先后向部队、地方和中央机关输送了1500多名知识青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有一位在这个学校工作过、亲身受过贺老总教诲的同志，写了一首诗赞颂这位在战火中办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