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都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开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见敌国的居民呢。在路上，当我听见空空如也的山村传来雄鸡的啼鸣，当我看见被战士们解开缰绳的水牛在安闲地吃草和散步，看见路边的桔子树上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的时候，我就想：假如躲在山上的越南群众肯回来看上一眼，他们对我军传单上申明的一切就容易理解了。现在，你看这几位老人的笑容象无云的天空一样晴朗，完全没有恐惧、疑虑或是屈从、谄媚的影子，乍一看，就象我们国内的老大爷在路边迎接野营拉练的队伍似的。他们的笑容是一面镜子，它能反射出中国军队两天来留下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大家草草吃了一点干粮，就各忙各的去了。我们跟上做群众工作的一路，回头来访问这座在地图上时过无数次的小镇。我们了解到，这条街总共有二百多户人家，除了少数农户和官员家属而外，大部分以经营手工业和小买卖为生。其中有四十多户华侨，凡留下的，都在近两年加入越南籍了。县医院旁边有一间“中华会馆”，墙壁已斑驳残旧，里面堆放着一些积满灰尘的条桌和长凳，其冷落凋零的局面，正与当局迫害、歧视下侨民们的处境相似。但它与侨民们同样是无辜的，门旁那一副被青苔剁蚀的对子：“越都过国来此地共叙乡情，隆梓兴桑登斯堂必恭敬主。”表示了我国侨民安分守法的态度。
在百货商店旁边的一幢房子里，我们访问了一位六十八岁的华侨老人。他租籍广西，过来已经五代了。早年以伐木为生，识得一些草药，略通医道，晚年便成了他糊口的生业。老人一边整理他的药材，一边告诉我们，他老伴和三个孩子都上山了，公安逼着走，不走不行，他自己腿脚不好，偷偷躲在防空洞里了。他说他不懂也不敢过问国家的事，但是他说，一九七四年以前和中国友好，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每月口粮是十六公斤。现在不和中国好了，每月口粮是十公斤，其中一半是玉米。烟、酒等日用品也没有了，只有干部才能得到。一架单车，卖给干部是二百多元（越币），他们一倒手，上了黑市，卖给老百姓就得七百多元。政府总说苏联好，肯帮助我们，可是除了门口贴的苏联纸旗和商店里的黄头发塑料娃娃，什么东西也没看见。
现在家里的用具都还是七四年以前的。他一提醒，我们才留心这小小厅堂的摆设。只见一套茶具，是景德镇的瓷器；铁壳热水瓶是“西湖”牌的；倒扣在空酒壶上的玻璃酒杯虽然没有中国标记，但我认出，它和我家里用的是一模一样。这些小小物件虽然微不足道，可它证明，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已通过无数的毛细血管渗透到越南人民的生活中，黎笋集团纵有造谣的天才，想抹掉它也是不容易的。
离开老人的家，但见街上又有一些部队和支前民工开上来了，纷纷坐在路旁喝水、休息。政治部的同志办事利落而又周到，已在街口立了两块大黑板，一边写着：“同志们，辛苦了，保卫祖国边疆立功劳！”一边写着：“部队和民工同志们，遵守纪律，勿入民房。”为了防止后来的部队分不清机关和民房，他们在所有民房的门上都贴了写着“禁人民宅”字样的封条。商店和仓库都派了岗哨，等侯统一清点和处理。
政治部的杨管理员也展开了他的工作，正提着缴获的半口袋硬币，四处张罗着买点青菜为大家“改善”一下。
可是他困难很大：小小县城既无菜店，也无菜园。居民们门前虽然种了一些，可是主人不在，提着钱袋寻不见卖主。
最后经请示，决定用粮食换一点。就这样，他请翻译写了张条子，压在二三十斤大米下面，然后割了十几斤青菜提走了。
中午，我们回到驻地，看见门前有一群入围着什么吵着骂着。近前一看，原来是一袋从敌人仓库里缴获的大米，邪麻袋是翻过来用的，打开一看，里面印着四个大字：中国大米！
不会儿，清查敌人军火仓库的同志也回来了，在这里共缴获重机枪四十四挺，步枪、冲锋枪三百余支，地雷五百个，六〇炮弹七十三箱等一大批弹药。其中不少是我国当年援助的！
中午这顿带菜叶子的大米稀饭本来十分难得，可还是压不住大家肚子里的火气，边吃边骂着越南当局背信弃义。
和这样的敌人打仗，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回头再想想我们的战士，忍着一路战斗跋涉的劳苦，宁愿顶着太阳坐在路边，披着露水宿在草坪，也不动一动民房，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
离开东溪以后，我们又到过省会高平和几个县城，但总是忘不了东溪的一切。那里后来成了我军的临时战勤基地，前运的大批弹药、给养和后送的俘虏、伤员，都从那里经过。我们的工兵战士还修好了几台打米机，把从当地国库缴获的稻谷加工成米，直接运往前线。撤退之前，有几位记者又到东溪去了一趟，他们带回的消息说：那里虽然有大批人马经过，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秩序。驻东溪的部队、医院和俘转站撤退之前，又对全城进行了一次大扫除。考虑到群众回来后缺粮吃，他们在每家都留了一些大米和盐巴，后来觉得米太少，又给每家添了一些稻谷。
“老百姓回来了没有呢？”我在东溪时，就听一位老人念叨，他的老伴和孩子走时都没带衣服，这几天在山上可受苦了。早知道中国军队是这样，何必上山去受罪。-那时距现在已二十多天了。
“回是回来了一些，但是……”接着，他们告诉我一个令人发指的惨剧。那是在东溪附近的一个山村，有一天，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回家来拿东西，被我战士看见了。他们给她一些吃的，告诉她我军不杀老百姓，也不要你们的东西，让她回去告诉爸爸妈妈不要怕。小女孩回家一看，果然，东西一样没少。第二天，她就把全家八口都从山洞里领回来了。爸爸郑春碧是个砖瓦工人，抗法战争时期在我广西边境一带打过游击。他说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军队会杀老百姓，要杀哪用等到今天！十七日早晨，全村老少往山上跑的时候，中国的坦克就在他们屁股后头，坦克兵怕轧着他们，还伸出头来直摆手，让他们躲开点呢！可是政府头头和公安不让下山，也不许说这样的话。
郑春碧下山后第三天的傍晚，全家正在吃饭，突然门被踹开了，两名越公安把住门口，二话不说，端起冲锋枪就扫。郑春碧刚往床下钻，屁股上已中了两弹。等越公安仓惶逃走，他往外爬的时候，听见三岁的小女儿在叫他：
“爸爸，我的身上有血……”他流着泪说：“孩子，你忍一忍，爸爸去找中国叔叔来救你！”他爬到我军的驻地，战士们火速赶来，见他的妻子和六个女儿已全部惨死在血泊中。
后来，郑春碧含着满腔悲愤，给部队，给下山来的越南群众和俘转站的俘虏，讲他一家的遭遇，连几个俘虏也听得流泪了。
就在我听到这个故事的第二天，郑春碧被送往我后方医院治伤，途经我们驻地的时候，我见到了他。这位四十九岁的老工人已经没有哀伤，恨火把他的脸庞熔铸得更加棱角分明，目光咄咄逼人。他说：真没想到他们会下这样的毒手。我有什么罪？我的孩子有什么罪？现在我没有别的报仇手段，我只好跟你们到中国去。可是如果你们有困难，我也愿意留下。我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可是我用七条命换来的真理，不能白白地烂在肚子里，我要告诉所有从山上下来的人；我的一家是谁打死的！
1979年2-3月，断续于行军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