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前往樊城的路上，一团阴云始终罩在我的头顶，每次我把脑袋探出车窗，或者每当我看后视镜时，总能一眼就看见它，好像除了它之外天空上就不再有别的什么了。我在临上高速公路前百米处的那个便民餐馆简单地吃了份盒饭，外加一根炸肠和一枚卤鸡蛋，然后过去给油箱加满油，继续朝前方进发。没想到，走到半路上肚子剧烈地疼痛起来。起初，我猜测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食物所致，后来发现疼痛的部位从下腹一直蔓延到了胃部，整个腹部都难受起来了。我开始担心问题的严重性来，真是出师不利啊，要是就这样病倒了，可就麻烦了。人生最大的悲哀之一，莫过于在你最需要亲人在身边时却举目无亲，试想一下，若是我真的病倒在了樊城，甚至还没到樊城就不得不止步就医，那将是一件多么悲凉多么让人伤感的事情啊。
我在岔路岭加油站停下车，捂着痉挛的胃部去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求助，一个穿蓝色工作服扎马尾辫的年轻女孩把我引进屋子里，她友善地倒了杯热水给我喝了，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回答说估计是肠胃出了问题。她拉开抽屉，里面有许多小瓶子，她从中找出一个满是油污的白色塑料瓶，用一张纸巾随便蹭擦了几下，递给我，“这里面还有一些胃霉素，也许对你有用吧，”说着，她又给我倒了一瓶白开水。我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似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出一把药片塞进嘴里，囫囵吞咽了下去。女孩见我这样，她忧心忡忡地望着我灰白的脸色，问我准备开车去哪儿，我说樊城。她抬头朝外面看了看，天色已经阴沉了下来，“说不定会下雨的，你看，那里有一团阴云呢。”我问这里距离樊城还有多远，她回答道，二百三十公里左右。她看了看我的车，说道，你大约还得开三小时，能支撑得住么？我用手掌揉了揉胃部，感觉似乎好了些，就笑道，我得赶路了，谢谢你的药，要不，等我回来再还你一整瓶吧。女孩说哪能呐，不要你还的，如果对你的病管用，那我太荣幸了。真的，出门在外，谁都有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我感激地笑了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姓郭。我再次道谢，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桌面上的一张国内交通图上，我走过去瞅了几眼，问道，能不能把这张图买给我？小郭笑了，说道，你拿去就是了，这图不值钱的，站里还有好几张呢。本来我想掏十块钱给人家，但又担心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庸俗化了，就拿了地图，边折叠边说道，我一定还回来的，小郭。
雨果然在我离开加油站不久就下了起来。这场雨下得有些稀疏，雨点却显得格外大和响，一滴一滴砸落在挡风玻璃上，然后在灰尘中炸开。刮雨器费劲地来回摇晃着，使玻璃表面蒙上了一层胶状泥浆。此刻，我的心情倒是平静下来了，甚至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祥和感。吃下去的药还真管用，肠胃居然不再像先前那样痛了，只是小腹还有些胀气，并伴随着某种难以确定具体位置的隐痛。这条路上车辆不多，我加快了车速，看看时针，猜想若无意外，八点钟之前赶到樊城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我计划好了，一到樊城，就找家宾馆先安顿了下来，好好泡个澡，吃点东西后再给朱鹃打电话。
我在银狐大酒店登记了一个标准间，进去后就直奔盥洗间，先调试水温，往浴盆里面放水，然后三把两下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地在马桶上坐了下来，接连抽了两支烟。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樊城。第一次还是在十年前，那时我才二十六岁，正是一生中最荒唐的季节，周围繁花似锦，前途歧路丛生。根据省教委“关于青年教师下基层锻炼”的指示，我们一行四人被学院派往樊城渡口中学支教，除我以外，其他三位均为女生，我理所当然被指定为这个“支教”小组的组长。四人当中，我和小车已经有了助教职称，小马和小潘连助教也不是。我在大学学的是古筝古琴专业，小车是二胡专业，小马是钢琴专业，小潘是从另外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院的，在文化基础部担任马列教员。渡口中学在樊城只能算是一座普通中学，但它的音乐和美术特长班却办得不错，在当地很有影响，每年春天他们把特长班的学生带往省城参加联考，每年都会有一些孩子考上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地的音乐、美术学院。等我们去了后才发现，学校的硬件设施远远跟不上生源快速扩展的要求，比方说，全校只有五台破旧的缺乏维修和保养的珠江牌钢琴，其中三台的琴键都有不同程度的坏损，也没有一间正规的琴房，没有一面墙壁是隔音的，学生练琴必须持证排队，而且还只能在课外活动与晚自习期间练习，以免影响其他人。
学校安排我们四人住在一套由教室改造成的宿舍里，从大门进去，过道改造成了厨房，两间寝室，我独占一间小的，她们三人住另外一件稍大的。说实话，我们对这样的住宿条件已经很满意了，因为我们学院的青年教师大多还在住集体宿舍呢。女孩子们爱整洁，在她们的收拾下，没几天，这个“家”就被整理得很有些温馨的意思了。总之，我很喜欢，很快就有了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
在我来之前，渡口中学没有一个古筝学生，倒是有几个学二胡、竹笛的，绝大多数都在学钢琴或小提琴，在普通人眼里，那才算是比较正宗的乐器。那几年，民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比谁都清楚，古筝是没有多大前途的，譬如我，若非小时候被父母引导着误入歧途，我才懒得学这种劳什子的乐器呢。我一直觉得那个状如棺木的琴盒本身就像是一种不详之兆，而且怎么看怎么像。可是，眼下我还得争取必需的课程量，不然，为期一年的“支教”结束了，我拿什么去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的评审考核呢？我先开了段时间的视唱练耳和乐理课程，趁校领导表扬我工作认真的机会提出了我的想法，我建议他们面向社会招收一些古筝学员，理由是这乐器学起来容易，很快就能初见成效，利用节假日上课，既能发挥我的专长，同时也可以为学校创点收。校长一听见“创收”二字便来了劲，拍着我的肩膀说道，没有想到小张老师还能替我们学校着想，真难得，你的建议很好啊，我下去和其他同志商量后再通知你吧。
两周后，古筝班就开办了起来。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在校学生，又有社会上的待业青年或各类音乐爱好者。首期古筝班招收了十八名学员。朱鹃就是其中的一位。
朱鹃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里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属于那种天赋不够却极有恒心和意志的女孩，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留着齐耳短发。弹琴的时候脖子梗得老长老长的，每当拨动琴弦时，身体随指法侧转，摇摆，仿佛风中杨柳，煞是好看。我从基本指法入手，慢慢教学员们演奏一些曲目，从《汉宫秋月》到《蕉窗夜雨》等，很快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四个月后，我从班上挑选出八名学员参加了樊城的一次文艺公演，她们合奏的《庆丰年》博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朱鹃来寝室找我，怀里抱着一大捧鲜花，说是献给我的。我记得那天是个周末，与我同宿舍的三个女孩都回学院去了（她们每个周末都要回省城，而我得利用周末上课），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接受了她的鲜花，和她东扯西拉地闲聊，到了晚饭时间，朱鹃出去了一下，回来时像变戏法似地从拎在手里的塑料袋里掏出一坨卤牛肉、两条剖好洗净的鲫鱼和一颗大白菜，我这才想起她进门时放在门边的那只黑色塑料袋，原来她是有备而来的。不用出去了，我很会做菜的，她笑道，保管你吃了说好。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朱鹃切白菜时，左手无名指头被菜刀划破了，不过，只是道很浅的口子，渗出了少量的血迹。我帮她作了清洗，又将她颀长的手指含在嘴里吮吸。那时候，她没有血腥气，我觉得非常甜蜜。
二
杨芬是小潘的同乡兼学友，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城一所重点中学当语文老师。在杨芬来樊城我第一次见到她之前，我和朱鹃已经同居了一段时间。我已经没有住在学校分配给我们支教组的那个“家”里了，只是在午间和课外活动期间回寝室小憩，看看电视，或者与她们三个人玩扑克。我被她们善意地嘲笑，当然也有让她们羡慕的地方，那就是，每天晚上我都能吃到朱鹃做的饭菜。她的菜确实做得非常可口，她们请她来做过两次，印象深刻。朱鹃对我说，她母亲告诉她，要想管束男人，首先必须管束住他的嘴巴，而做得一手好菜就是最好的管束方式。她承袭了她母亲的人生经验，每天变着花样犒劳我，让我对她日渐依赖起来，再也吃不好其他几个丫头随便凑合的饭菜了。我常常希望这样的好日子能够没有止境地延续下去，然而，理智又不断提醒我，我和朱鹃之间最终是很难有美满结果的。那时候，朱鹃虽在农业银行上班，但还不是正式工，而我呢，眼看着支教一年的限期就要结束了，我不可能留在樊城。还有一点是最让我受不了、最觉得无望的就是，朱鹃的性格喜怒无常，她经常为一点小事而和我争吵，她特别爱钻牛角尖，随着交往的深入，她敏感多疑的一面完全暴露无遗。
有天傍晚，我回寝室拿备课本准备去朱鹃那里，打开房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正蹲在过道上择菜，嘴里还在哼唱着一支曲子。没等我问她是谁，她先大方地自我介绍道，“我是小潘的同学，杨芬，来樊城看望她的，你是张望吧？”我点头道，“是的，我是张望，你从哪里来？”她说武汉啊，我是××中学的老师，我们学校组织秋游，我觉得没意思，就跑到你们这里来了。欢迎啊，不过樊城好玩的地方可不多，我笑道，怎么你们学校现在才秋游啊，都快冬天了呢。杨芬没有回答，她问我晚上在哪儿吃饭，我说出去吃。
我收好东西正要出门，小潘她们几个下课回来了，手牵手地拦在过道上，死活不准我走，要我留下来吃晚饭，并拿出了刚买的两瓶红酒，说道，“不准走，你好久都没陪我们吃饭了，还组长呢。今晚咱们一醉方休！”我担心朱鹃在家里等我，就说我等会再回来，先下去打个电话。小马惹笑道，张望完蛋了，才几天啊，就这样重色轻友了，唉。小潘也说，张望现在就这样怕老婆，今后怎么办哦。我在她们的嘻笑声中朝门口走去，听见杨芬在身后说道，“你们搞错了吧，怕老婆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呢。”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我到街边小卖店往朱鹃宿舍和她办公室分别打了两次电话，那头都没有人接。朱鹃去哪儿了呢？我一路嘀咕着回到寝室，看见杨芬仍然在独自忙碌着，其他丫头都在房间打牌，餐桌摆在我的寝室，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几样菜：青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清蒸武昌鱼、酸辣土豆丝，一袋子兰花豆、一碟花生米。筷子和酒杯、碗都已经摆好了。“要是再有一个什么汤就好了，”有人在身后嘀咕，回头见是杨芬，她脸红扑扑的，双手在围裙上不好意思地搓揉着。我笑道，“好丰盛啊，色香味俱全了。”“还是差个汤，我本来想做西红柿蛋汤的，后来还是炒了，”杨芬看着我，好像怕我不喜欢吃，“你尝尝味道咋样？”我故意安慰她说，幸亏你没做成那个汤，我更爱吃西红柿炒鸡蛋，特别是汁，美味得很。
“开饭了！”我喊叫了一声，说道，“你们几个丫头太不象话了，杨芬是客人，你们不招呼客人，却反而要人家服侍你们，象话吗？”
“不象话，”女孩子们嘻嘻哈哈地围拢过来坐在桌旁，小潘用手指夹了根肉丝，一边赞美着杨芬的厨艺，一边嘟囔道，“我就不相信杨芬比朱鹃的厨艺差那里去了，要知道，她今天才来，又没有什么准备，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做了这么多的菜，实属不易。”
我惹趣道，“潘老师啊，你不如做做杨芬的工作让她也到我们支教组来吧，这样，我们就顿顿有好吃的了。”
“不是吧，”小马先是对小车挤眉弄眼，转过来又对我说道，“如果小杨真来了，你岂不又若有所失了么？”
我窘迫地拿起筷子，冲小马扬了扬，说道，“再胡说八道，小心脑袋！不说了，咱们吃饭。”
“是，组长！”她们调皮地齐声应道。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她们几个一直在灌我，轮番上场。当我迈着醉步走出房间时，杨芬跟我走到走廊，满脸歉意地说道，“张老师真对不起啊，我来了，害得你这么晚了还要找地方住，不好意思。”
我无所谓地挥了挥手，嘟囔道，“我走了，那张床，你随便住！”
我踉跄着回到朱鹃那里，一进门，朱鹃就冲我吼道，“你还没死啊，我以为你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了呢！”
我说我打过电话了，你不在。说完，连澡也懒得洗，就仰面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第二天，我将近中午才起床，看见床头留了纸条，上面写道：“昨晚你的表现真让我失望。知道么，昨晚是我们俩认识整整一百八十二天的日子，我买了好多你喜欢吃的，后来全被我倒进了垃圾桶。今后你饿了，就去吃垃圾吧。张望，半年了，我怎么感觉我们没有走近，反而越来越远了呢？我知道你昨天在和你的那些妹妹们喝酒，我去过你们寝室。”
此后，我和朱鹃的关系变真的像她所感觉的那样“越来越远了”。我重新搬回到了寝室，只是偶然去朱鹃那儿吃吃饭。有天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怀孕了，希望我能陪她去堕胎。走到半路上，我终于没有勇气去面对她，便打转回到了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