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沉吟了一下，说道，“后来我不是被迫辞职了吗？老婆带着儿子离开了我。为了赔付那笔所谓的‘精神损失费’，我只得下了海。重庆女人也带着孩子离开了那个男人，我们现在只有经济上的联系，每月我寄笔生活费给他们母子俩。就是这样子。人走到这个地步，只有顺其自然了。”
“你想到过娶那个女人没有？”我好奇地问道，“无论怎么说，人家都给你生了个儿子呢。”
“娶她？怎么可能？”吴起撇了撇嘴角，“难道你要我离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再娶另外一个带孩子的女人么？”吴起连连摇头道，“我宁愿当个孤寡老人，老了，就进养老院，在那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呢？你们不是也没有小孩吗？怎么计划自己的晚年的？”
我回答说没计划。“懒得计划，过一天是一天。”随后，我这么补充了一句。
二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在同样的时间段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如此反复，毫无休止的迹象，当我第六次收到这样一封信件时，我告诉自己这绝对不是一个闹剧，极有可能比我预期的要复杂得多。那么，这是个阴谋？或者是某种神秘的暗示？我更倾向于将这件事看作某人在阴暗的地窖里为我画的符咒，就像某部恐怖电影里所看到的场景：一个人因为仇恨，他（她）要用针尖反复刺扎小布人，直到仇人在异地痛不欲生。想到这里，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是的，我厌恶。尽管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些年，但对这种在背后使手腕的勾当仍然难以接受。究竟是谁在背后这样诅咒我呢？我又值得哪个女人如此仇恨呢？
六封来信使用的都是邮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白色标准信封，信纸也是统一的A4复写纸，信的内容也一字不易：
张望你好！
多年未见，想必你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幸福吧。
来信是想告诉你，我和儿子都很健康，只是偶尔有点想你。我不知道你把我们母子存放在记忆库的哪个角落里了，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但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当年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种种非议，坚持把你的儿子生下来，并抚养至今，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提醒你：我们曾经爱过，并因爱而痛苦过。
仔细清理一下你的记忆库吧。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没有日期。只能通过邮戳上的日期来辨别每封来信的先后顺序。
我将收到的六个信封整齐地铺排在桌面上，反复查看，我发现，除了邮戳上的日期和寄信地址不同外，其他地方完全一样，连邮票的图案和面值也相同，贴的位置都一样在信封右下角而不是规定的右上角！
寄信人没有在信封下端留下自己的通讯地址。她没有留下任何笔迹，所有的文字（包括信封上的）都是打印出来的。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把六张相同的复写纸用大头针别在一起，每封信的内容平均读了不下十遍，现在，只要我一开口，就担心自己不小心对外人说出了信中的内容来。估计公司里的人注意到了我最近一段时间的神情反常，譬如，有时我会突然将某个职员喊进来，本来想对他（她）交代什么事情的，等到人家站在我面前后，我张张嘴，又忘了想说什么。
我依稀记得第一封信是夹杂在一叠报纸和商务公文中出现的，我订了很多报纸，还有几份经济生活方面的杂志。以后，每个星期一就会出现一封新的。起初，我真还没有把它当回事，报纸上报道这类事情太多了，恶作剧，诈骗，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生活中发生的怪事、奇事早已麻木了我的神经。一直到第三封信出现后，我才渐渐有些慌乱起来，心想，恶作剧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仔细分析过信件的内容，咬文嚼字，逐字逐句分析每个字、词、句的含义，从它们的内涵一直解析到它们的外延，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了大麻烦。这封信除了陈述“有个女人为我生了个孩子”和“世上有个小孩是我的儿子”这两个莫须有的“事实”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可查的线索。至于这个写信的女人是谁？那个孩子今年多大了？他们住在哪儿？等等，全都成了悬疑。难道果真如那个女人所说，她这样做只是想提醒我“清理”一下自己的记忆库么？这未免不合常理吧。那天我约吴起喝茶聊天，就是想从他那里获得某种启发。然而，最终我发现目前我所处的状况与吴起当年是有区别的，吴起的“荒唐”还存在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我的呢，这一切几乎等于是空穴来风。
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个神秘女人住手呢？我极度苦恼地揪拽着自己的头发，想着对策。有那么片刻工夫，我脑海里面闪过一丝莫名的快意：老婆虽然不能为我生育了，我居然还是当上了父亲！一丝诡异的笑容浮现在脸上。但这样的快意很快就被排山倒海的恐慌所覆盖了。倘若这个女人不肯就此罢手，倘若此事被妻子觉察出来，倘若我真有这么一个儿子……我这样假设着，并在假设中聆听到各种混乱的脚步声纷至沓来，越来越近了，此外，还夹杂着一张张陌生又似曾相识的面孔，这些面孔像放幻灯似地在我眼前一一闪过，却始终无法定格。
我告诉自己，你要镇定，不能自乱阵脚。
我一次次走到盥洗间里的玻璃镜子里怔怔地打量自己，一遍遍用凉水冲洗平头，说道：“我不相信！”
是的，我不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每当我转身走回到办公桌前时，这叠被我视为“废纸”的东西又活灵活现起来。我把它们揉成一团，不久它们就重新伸张开来，像一朵朵妖艳邪恶的花蕾绽放；我把它们锁进抽屉里，它们仍然在挣扎，膨胀，而抽屉似乎也随之改变了形状，榫子几乎脱裂开来……
终于，在收到第六封信后，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办公室，乘电梯下到地面。我站在马路边，观望着潮水般汹涌的人流，真想对着他们大喊大叫：“你是谁？”那一刻，我的五官被愤怒扭曲得不成人形了。我举着白色的信封对着人群挥舞了半天，直到手臂酸痛，才一屁股跌着在路边苗圃的护栅栏上。我想，再这样持续一段时间我会疯掉的。我倒不怕疯，只是担心自己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而疯。
觉察出我有疯癫倾向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公司秘书小柳，另外一个是杨芬。
小柳是我公司创办不久应聘来上班的，已经属于公司元老级的员工了，年近三十，人长得不算漂亮，但容貌端庄，或许是由于性情有些古板吧，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她在大学里念的是文秘专业，平时在公司的主要工作是收发各种函件，接听电话并做会议记录，最近两年也时常帮我处理一些业务，相当于经理助理的角色。我的办公室与职员们的工作间用一块花玻璃间隔着，三个设计师和一个会计师坐在蓝色抽屉状的格子间里各忙其事，小柳就坐在敞开的会客间角落，从我老板桌这里看过去，正好可以看见她骨感而有韧性的后背，若是有事情，我会按一下桌面右手的那个黑色按铃，铃声一响，小柳就会扭过身来，先冲我笑笑，随后起身抻抻衣摆款款地走过来敲门。
出了这件事情后，我经常伸手按铃，害得小柳一个上午就要来回白跑数趟。我不是故意要这样捉弄她，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这是一种既想操守秘密又特别想与人分享的奇怪心理，我一次次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向那黑色的按铃。昨天下班前，小柳终于忍无可忍，主动来找我了，她质问我是不是对她的工作不够满意，我说没有啊。那您为什么老是叫我进你办公室呢？她红着脸说道，公司里的其他人都在私下议论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是吗？有这事？我躲闪着小柳清澈冰凉的目光，支吾道，没事的，你很好，跟我这么多年了，工作一直不错啊。那就请您今后少按这个铃吧，她说着，弯腰清理了一下沙发上面的杂物，特意将一沓过期的报纸拿到我的办公桌上，盖住了那个按键。
至于杨芬，她就更惊诧于我最近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变化了。我在前面说过，最近一段时间我很少像从前那样下班后在外面逗留了，几乎每天都比她先回到家里，做她爱吃的饭菜，等她回家。女人在这方面天生敏感，虽然杨芬在嘴上夸我能干、勤快，但她在心里一定问过无数遍这个问题：这个人究竟怎么了？还有一点让她迷惑的是，我近来看电视不再像从前那样专注于经济频道，我几乎不专注于任何频道，每次坐在电视机前，我总是手握宝贝似的遥控器，在按键上胡乱按着，先从“1”翻到“97”，接着，再快速翻一遍，再接下去是东按一下西按一下。我盯着屏幕，杨芬盯着我……她能不感到奇怪么？除了按遥控器，我还喜欢有事无事地拿出手机在键盘上胡乱按着，按键“嘀嘀”直响，她能不感觉奇怪么？
杨芬以前曾警告我不要在外面乱来，我鼻子灵得很，你知道的，只要你和哪个女人挨近点，我都可以闻出那个女人的气味来，她正儿八经地说道。那时候，她的确有一只灵验的鼻子，嗅觉灵敏。但自从出了那桩医疗事故以后，她就什么气味都闻不出来了。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她似乎又逐渐恢复了嗅觉的灵敏，常常盯着我看，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星期天上午，我去了趟邮局，胳膊里夹着那只新款的男式“dunhill”手包，包里面有许多隐秘的夹层，每个夹层功用各异。这个包还是几个月前杨芬特意为我买的，我把驾驶证、身份证，以及各种磁卡、银行卡、购物优惠券等都放在里面了。此刻，我又在里面增加了那六封神秘的来信。我去邮局的目的是查找寄信人的某些线索，希望他们尽可能地为我提供一些，哪怕是蛛丝马迹。
我将六只空信封伸进橱窗，递给那个正在发呆的年轻人，说明了我的来意。年轻人看了我一眼，默默接过信封，在桌面上摆成一排，对比着每个邮戳内面的时间与地址。只见他时而蹙眉沉思，时而念念有词，总之，一副极其认真且富有经验的表情。我站在柜台外面，我的面部表情随他的表情变化而变化，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激动。年轻人约莫比较、甄别了七、八分钟，然后默默地将信封整理好递还给我，有些难为情地嗫嚅道，“对不起，实在查不出其他线索。除了这些日期和寄信的地址，哦，可以肯定，六封信分别是从六座不同的城市寄发出来的，每次寄信的间隔周期为五天，也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人每星期给你寄这么一封信，啊，嗯……”
未等他絮叨完诸如此类的废话，我就收好信封快步走出了邮局大门。估计我走出去好几十米远了，那家伙仍然在那里喃喃低语，若有所思。我在心里骂了他一句“傻×！”与此同时，我似乎隐约听见他在背后骂我“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