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孝经》的作者是孔子及其学生曾子。但现在人们看到的《孝经》是经过历朝学者整理后的版本。《孝经》从东汉时开始跻身儒家七经之列。唐玄宗亲自为之作注，宋儒邢昺为之作疏。由于朝廷与儒林的大力宣扬，《孝经》成为古代家喻户晓的经典。其书对社会各阶层的“孝行”都有明确的规范，通过宣扬孝道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目标。
儒家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孝”是“仁”的具体表现之一。据《孝经》载，孔子曾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则认为：“亲亲，仁也。”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 成书于汉朝的《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则指出：“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由此可见，在儒家理论体系中，“孝”是所有美德的起点，是道德教化的根本依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国正道。《孝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因此，封建王朝统治者积极吸收儒家的孝道观，并逐步将其改造为更利于维护自家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
但胡适认为，这种传统的孝道观是糟粕，应当被批判。他曾撰文指出：“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含在‘孝’里，故战阵无勇、在官不敬等都是不孝。这种学说，先生也承认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胡适主张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其中封建孝道观就是一个重点批评对象。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中有一条叫“父为子纲”。这句话指的是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的意志。在理学家的定义中，这就是“孝”的表现。但胡适将这种孝顺看作是流弊百出的糟粕。他公开说不希望儿子成为对父亲俯首帖耳的传统“孝子”，而要他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堂堂的人”。
当然，胡适也强调，人格独立与孝敬父母并不矛盾。否定封建礼教的旧孝道，并不是鼓励子女与双亲断绝关系，不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甚至虐待老人。而是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保持和睦的父子关系。
胡适的观点一方面来自于西方现代家庭伦理观，另一方面也与原始儒家的“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处的原始儒家指的是孔夫子时没有遭到封建统治者扭曲的儒家。胡适曾在晚年指出：“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但是到了后来，人们走错了路子，缠小脚、八股文、骈文，都是走错了路。”在他的观念里，后世扭曲的封建礼教孝道观并非孔夫子的本意。
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中包含了孝道观。孔子的“孝”指的是子女对双亲的敬爱与赡养。孝道的基本要求是在物质上赡养双亲，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人养六畜与赡养父母有着本质区别——有没有感情上的尊敬与爱戴。假如缺少了这个根本因素，那养父母和养犬马没有本质区别，都与孝道无关。
除此之外，孝道的另一体现是子女能继承父母的遗志。例如，周文王志在推翻殷商王朝，但中道崩殂。其子周武王与周公旦秉承父志，伐纣灭商，开创了周朝八百年基业。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东汉史学家班固写《汉书》，同样是继承了父辈未竟的事业。这些都发扬了孔子宣扬的孝道观。
儒家亚圣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孝道观。他认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 孟子不仅崇尚孝道，还将家庭范围的孝悌之义推广到了全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种天下大同的仁政理想，是儒家孝道的最高境界。
对比后世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观念，孔孟的孝道观无疑更人性化且更有人情味。两位儒家圣人一方面强调“子孝”，另一方面也注意“父慈”。
孔夫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每个人的言行举止要符合自身角色的社会规范。父亲要有个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个儿子的样子。虽然本质上还是“父为子纲”，但“父慈”与“子孝”存在一定的对等关系。而孟子的“老吾老，幼吾幼”，实际上同时包含了父亲与儿子两种身份应遵守的伦理道德。对待长辈讲究孝道，对待晚辈讲究慈爱。
到了北宋时期，理学兴起，礼教被强化。理学家张载发展了孟子的观点，他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这种观念与儒家建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是一脉相承的。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观的政治属性也被极力发扬，为其走向扭曲埋下了伏笔。
儒家的孝道不仅是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孝经》有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孝道是王者教化万民的大经大法。只要天下人都能恪守孝道，王者就可以达到“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理想境界。
这个理念进入执行层面时，就变成了强化各种封建礼教秩序。
不同于先秦儒家的人文关怀，儒家的宋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胡适批评的缠小脚、八股文等违反人文关怀精神的封建糟粕，也恰好出现在这个时期。而此时的儒家孝道观也不再像孔孟时期那样讲究父慈与子孝的对等关系，而是片面地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并认为这才叫作“孝顺”。
如此一来，孝子实际上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只是一味地服从封建大家长的“谆谆教诲”。这在崇尚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胡适看来，是万万不可取的。
因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猛烈抨击以儒家孝道观为代表的封建礼教旧道德。但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原始儒家孝道观与后世儒家的区别。所以在其他学者高呼“打倒孔家店”的时候，他只赞成摘掉封建礼教的烂招牌，并不主张彻底否定孔孟的孝道观，而是有意识地将两者区分开来。
伍
儒家的孝道在如今还有什么用？
儒家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变成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到了宋朝时更是获得了真正的独尊地位。这使得儒家学说与封建社会成为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儒家学说也遭到了各种新思潮的强力冲击，最终在新文化运动的打击下彻底丧失了原有的主流地位。与此同时，儒家孝道观也被当成旧道德而一同否定。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各界经过全盘西化思潮的洗礼后，又转而呼吁恢复传统文化的精华，于是儒家的孝道又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那么，在与百余年前天差地别的如今，儒家的孝道还有什么用呢？回顾一下胡适对儒家孝道的评判，也许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有人将胡适对儒家孝道的态度定义为“同情的理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胡适并不像新文化运动的其他旗手那样全盘否定儒家孝道观。他将儒家分为了“原始儒家”（指先秦时的孔孟儒家）与“后儒”（主要指宋明时的程朱理学家），并指出两者在孝道观上的差异。这个观点在当时可谓是独树一帜。
胡适对后儒孝道观的批评可谓是不遗余力。
传统的儒门道学家主张“父为子纲”，认为天下没有不好的父母，鼓吹子女对父母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与绝对的服从。胡适对此嗤之以鼻，他曾驳斥道：“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享得，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不难看出，胡适对“父为子纲”的传统孝道观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所谓“顺者为孝”的旧道德是错误的，“孝”应该建立在父子双方权利义务对等的基础上。
按照胡适的观点，父亲只有尽了做父亲的义务时，才有资格要求子女履行孝顺的义务。上述一连串“假如”，都是父亲不履行应承担义务的表现。故而胡适认为，这种父亲不值得享受权利，而子女也有拒绝“以父为纲”的权利。以对等关系为前提的孝道，是胡适倡导的新思想新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胡适看来，孔孟时代的原始儒家与后儒不同，其孝道观更接近于自己提倡的新道德。
孔孟不仅宣扬“子孝”，还要求“父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父亲与儿子都要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然后才能享受应得的权利。原始儒家的“慈”与“孝”是对等关系，而后儒只是单方面讲子女的“孝”，剔除了父辈的“慈”。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批评的传统孝道观，实际上是后儒扭曲过的封建孝道，而不是原始儒家富有人情味的相对开明的孝道。在胡适的眼中，两者泾渭分明，不应混淆。后儒的糟粕必须毫不留情地批判，但原始儒家的精华也应当继承发扬。
胡适认为儒学发展到近现代时已经与原始儒家相差甚远，甚至与开山祖师孔子的初衷背道而驰。虽然原始儒家的大部分内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消极成分也不少。后儒没能正确理解原始儒家的积极内容，反而发扬了其消极的一面，并将其变得绝对化，这才产生了新文化运动中千夫所指的“旧思想”和“旧道德”。
就实而论，评价一种思想时，应该结合其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不应该脱离具体环境泛泛而谈。原始儒家的精华演变成后儒的糟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
儒家的孝道原本用于调节家庭甚至家族伦理关系。古典社会是“家国同构”，“国”的构造形态与“家”是一致的，只不过规模不可同日而语。正是以这种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为前提，儒家学者才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存在必然联系。若没有这个前提，儒家以道德教化治理国家的主张就是空想。而在道德教化中，孝行是家庭伦理之本，“齐家”的关键。由此推之，治国也应当借助弘扬孝道来教化全社会。
《孝经》有言：“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在古人眼中，“以孝治天下”是以德治国的最佳手段。假如一个人能谨守孝悌之义，就不太可能会成为喜欢犯上作乱的反社会分子。用古人的观点说，恪守孝道的人才会忠君爱国。而统治者带头恪守孝道，才能起到“上行下效”的效果，让整个社会都达到“道德教化”的要求。
例如，西汉统治者身体力行“孝道”：从汉惠帝开始，大多数汉朝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西汉的汉文帝是“孝文皇帝”，汉武帝是“孝武皇帝”，东汉除了光武帝刘秀外，其余的皇帝谥号都带着“孝”字。据《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汉文帝为《孝经》专门设置了博士官。汉朝从此将“孝行”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察举制主要是察举“孝廉”。
到了宋明理学兴起时，《孝经》已经不再是儒生必读的十三经之一。取而代之的是《大学》《中庸》等典籍。理学家把《大学》里的“三纲八目”作为修身做人的准则，而统治者也通过宣扬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来强化封建礼教，把讲究人文关怀的原始儒家逐渐扭曲为“以理杀人”的后儒，把原本相对平等的儒家孝道观改造为“父为子纲”的愚孝思想。
为了让所有人都养成愚孝愚忠的观念，统治者将儒家孝道观写入刑法当中，规定了许多惩罚“不孝”的科条。此外，“乡规民约”之类的礼教规范虽非强制性的法律条文，但封建社会的人们经常以此为由，对违反儒家伦理的人施加比王法更残酷的私刑。
显然，后儒的孝道观与封建礼教应当批判。但正如胡适所说，应当与原始儒家的“孝”区分开来。
孔夫子曾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由这句话可知，孔子并不是片面地要求人们遵守外在的礼仪，而是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遵守礼仪。形式主义的孝不是真正的孝，而这种观念也被胡适所认可。
胡适曾讽刺道：“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丧的儿子。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称他做‘孝子’。”
他认为，许多“孝子”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孝敬父母，而是用礼数假装“孝子”。这样的虚伪行为完全背离了原始儒家对“孝”的定义，而胡适还针对这种社会不良现象，写了一篇《我的丧礼的改革》。
儒家孝道观最大的缺陷就是太过形式化，容易流于表面。胡适认为，“孝”是以两代人之间的真情实感为基础的。这个观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如今许多人呼吁恢复儒家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孝道”。但当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而由此形成的社会伦理观念必然迥异于古代。《二十四孝》里的许多典故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合时宜，甚至充满了糟粕。继承传统文化时，应当严格遵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即继承与改良原始儒家相对平等且富有人情味的孝道观，摒弃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被异化了的后儒孝道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