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缘起我朝天聪三年，始设文馆于盛京，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一曰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史书及撰拟诸表章之属；一曰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之属；一曰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劝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之属，各设大学士掌之。顺治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十八年复改内阁为内三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仍改内阁，另设翰林院，至今用之。
大学士缘起顺治初年，设满、汉大学士，不备官，兼各部尚书衔。十五年定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土、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土、东阁大学士。雍正七年，以礼部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年近八旬，精力尚健，特加恩授为额外大学士，盖即今之协办大学士也。乾隆十三年谕曰：“《大清会典》开载，内阁满、汉大学士员缺无定，出自简任等语，本朝由内三院改设内阁大学士，未有定数，自是官不必备，惟其人之意。而康熙年间，满、汉大学士率用四员，至雍正年间以来，多用至六员，更或增置一二人协办。朕思内阁居六卿之首，满、汉大学士应有定员，方合体制，嗣后著定为满、汉各二员，其协办，满、汉或一员或二员，因人酌派。又大学士官衔仍兼殿阁，《会典》所载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画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即不必开载，著增入体仁阁名，则三殿三阁，较为整齐。再大学士缺出，定例请旨开列，亦有迟至一月后始行请旨者。朕思大学士职司赞襄，如其宣力有年，遇有告休病故，不忍遽行开缺，应俟至一月以后，乃国家眷念旧臣、加恩辅弼之意；若缘事降革，则机务重地，未容久旷，自应即行开列，不必请旨。”又五十八年谕：以大学士职居正一品，无庸复兼从一品之尚书虚衔。皆载在《会典》，永著为例。
学士缘起今人率称中书为舍人，其实古之中书舍人，尊于今之中书远甚。国初自大学士以下，又设满、汉学士及侍读学士，顺治十六年裁满、汉学士，其满洲侍读学士以下，俱改为中书舍人，照现在品级加卿寺衔，则亦非今中书所得比也。十八年始仍设学士及侍读学士，康熙十年始定满、汉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谥法定例：一品官以上应否予谥，请旨定夺，二品以下无谥，其有予谥者，系奉特旨。或效职勤劳，或没身行阵，或以文学，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而乾隆十七年韩以工制义追谥文懿，三十年王士祯以工诗追谥文简，尤为稽古殊荣。
追谥有因其子孙奏请而追谥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西安副都统阿鲁疏奏：“臣父济世哈，因军前效力，擢用至正红旗都统、刑部尚书、三等男，于康熙元年八月内病故，未蒙谥典，伏乞皇上加恩赐谥。”允之，得谥勇壮，此尤为盛朝旷典，此后未有踵而行之者。
夺谥有生前得谥而身后削夺者。和硕端重亲王博洛于顺治九年三月得谥定，十六年十月追降贝勒，夺谥；又礼部侍郎加尚书衔沈德潜于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得谥文悫，四十三年三月夺谥；又云贵总督卞三元于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得谥恪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夺谥。以劝忠励绩之事，仍严黜陟予夺之权，亦视其人之自取而已。
谥文凡由词臣出身者，谥法例准以“文”字冠首，惟乾隆二十一年兵部尚书、参赞大臣鄂容安以阵前捐躯请谥，内阁撰文刚、文烈二谥奏进，上去两“文”字，赐谥刚烈，此异数也。又雍正七年，赐吏部侍郎、署直隶总督、赠礼部尚书何世瑾谥端简，何亦词臣，而不用“文”字，莫详其故，询之馆阁老辈，亦不能答。
谥文正凡臣工谥法，古以文正为最荣，今人亦踵其说而不知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此宋人之说也。《野获编》云：“刘瑾欲中伤杨邃庵一清，李西涯东阳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笃，杨慰之曰：”国朝以来，文臣无有谥文正者，如有不讳，请以谥公。‘西涯顿首称谢，卒后果谥文正。有人改宋人《讥京镗诗》云：“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此明人之说也。及恭考我朝鸿称册中所载群臣得用之谥，以“忠”为第一字（肫诚翊赞曰忠；危身奉上曰忠），而“文”为第五字（道德博闻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学好问曰文；锡民爵位曰文），“正”为第四十一字（守道不移曰正；心无偏曲曰正），则竟以文正为佳谥之首称，亦似无所据矣。
按晋太康中范子安平，东吴时临海太守，后谢病还家，屡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谥文正先生，此盖谥文正之最先者，见《钱塘先贤传赞》。我朝之得谥文正者，百余年来亦不过数人，如睢州之汤，诸城之刘，大兴之朱，皆足媲美前修。
道光以来，则惟歙县曹太傅而已。相传吾闽安溪李公，初拟谥文正，后以在学政任内夺情事，改谥文贞，信乎此谥之难能而可贵也！
封爵《文献通考》极言封建之不可行，自是通论，顾封建之法不可行，而封爵之制不可废，我朝折衷成法，封而不建，实万世不易之良规。惟今人遇公、侯、伯，辄称为五等之封，此但沿前古之称，而于我朝封爵之制，实未之考也。成周以来，列爵惟五，秦、汉时爵二十级，并非世职，其世袭者，只有侯爵，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等，惟唐、宋悉依周制。我朝则公、侯、伯之下，并未立子、男之爵，而别立五等之世职，则共为八等。彼时尚未定汉文之名，乾隆元年始奏准以精奇尼哈番为子职，阿思哈尼哈番为男职，各分三等，以阿达哈哈番为轻车都尉，亦各分三等，拜他拉布勒哈番为骑都尉，拖沙喇哈番为云骑尉。凡公、侯、伯，无论一、二、三等，俱列超品，一、二、三等子为正一品，一、二、三等男为正二品，一、二、三等轻车都尉为正三品，骑都尉为正四品，云骑尉为正五品，恩骑尉为正六品。
武阶本朝官制，文职以大学士为第一官，以光禄大夫为第一阶，此士大夫所熟知，而询以武职，率多茫然。前明郎仁宝《七修类稿》首卷备载当时文官品级阶资，而不及武官，非必重文而轻武，亦由闻见所习然耳。谨按，我朝八旗武职，以领侍卫内大臣为第一品，内大臣、步军统领、各旗都统、各省驻防将军、都统为从一品。绿营武职无正一品，以各省提督为从一品。其武职封阶，旧例正、从一品俱封荣禄大夫，正二品至从五品俱封将军，后移荣禄大夫为文职从一品之封，改封武职正一品为建威大夫，从一品为振威大夫。乾隆五十一年复改定正一品封建威将军，从一品封振威将军，正二品封武显将军，从二品封武功将军，三、四品俱封都尉，五、六品俱封骑尉，八、九品俱封校尉，又定公、侯、伯并封建威将军。余官江南时，总督为任城孙寄圃先生，将军为普恭，普盛气凌人，每与总督争仪注，常以将军职分较大为言，孙亦怡然听之。谨按，乾隆二十七年定例，总督未加衔者，将军衔大，班次在总督前，若加衔者，其班次即当照衔序定，此例尚在将军未改从一品之前，此普所不知也。但旧例各省驻防将军本列正二品，乾隆三十二年因总督系从一品，将军亦当为从一品，使外任文、武统率大员品制相当，奏准改将军为从一品，则将军并不能大于总督，此则普所宜知也。无何，寄圃先生晋揆席，笑谓普曰：“大学士班次想不在将军之后乎？”普为爽然。
绿营武阶国初绿营提督、总兵带有左都督、右都督衔者，正一品，带都督同知衔者，从一品，带都督佥事、署都督事衔者，正三品。至乾隆十八年省去都督等衔，始定提督为从一品，总兵为正二品，游击初制正三品，后改从三品，都司初亦正三品，后改从三品，今改正四品，守备初列正四品，后改正五品，河营守备初照千总品级，后定为从五品，守御所千总初列正五品，后升为从四品，今改从五品，卫千总初列从五品，今改从六品。其七品以下，旧制未设官阶，其经制外委千总，经制外委把总，及额外外委，亦向无品级，于乾隆五十一年，定以经制外委千总为正八品，经制外委把总为正九品，额外外委为从九品，合计绿营武职一品无正，七、八品无从，实共十四阶，与文职稍殊。
武职回避武职有与文职异者二事。文职皆回避本省，武职则于乾隆十二年议定：副将、参将无论水师、陆路，均回避本省，游击、都司、守备准于五百里外及隔府别营题补，至千总末属微员发往他省，不免俯仰拮据之虑，仍留本省题补，不必回避。
又河营参将员缺，如果无籍隶他省，熟谙河务之人，亦准于本省人员内保题补用。
又议准水师与陆路不同，若必尽用他省之人，恐一时不能熟练情形，转于水师无益，嗣后水师副将毋庸回避本省。又文职遇丁忧，毋论大小，皆令离任，而武职初制，则凡遇亲丧者，皆令在任守制二十七月，照常供职，不准回籍。康熙间定副将以上皆准回籍终丧，参将以下皆在任守制，其遇军机调遣者，不在此例。凡有亲丧各官，二十七月之内，遇朝贺祭祀一应庆典，免其行礼，未满服制之前，停其升转。
伞盖《大清律例》载：“职官伞盖，一品、二品，银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三品、四品，红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以上皆三檐。五品，红葫芦，蓝罗表，红里；六品以下、八品以上，惟用蓝绢，皆重檐。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许用油纸雨伞。”又《礼部则例载》：“总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黄伞；府佐贰以下至县丞、教官，用蓝伞；其杂职以下，无伞。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黄伞；守备不用‘肃静’、‘回避’牌，余视都司。”今文官府佐贰皆用红伞，武官千总亦然，不自知其僭矣。
世职向来八旗世职，于袭次应完之后，有赏给恩骑尉承袭罔替之例，而绿营世职则无之。乾隆三十二年，因吾乡海澄公黄芳度合门殉节，曾准袭公爵十二次，念其忠荩，准照八旗之例，于袭次完后，仍赏给恩骑尉，世袭罔替。同时如将军张勇、赵良栋、王进宝，提督孙思克、陈福、豆斌，总兵高大喜等，皆照此推恩。
嗣又覆查，得殉节阵亡之张国彦等十七员，军功较著之惠应诏等十四员，亦一体加恩，此后绿营武职，始有承袭罔替之例。
鼓噪道光三年冬，南河中军副将裘安邦操练兵丁过于严刻，不服而哗，其声彻于帅署，裘因以鼓噪禀请究办，将成大狱，大拂河帅之意，龃龉者旬余日。值制府孙公莅浦，询裘曰：“是日演武场中只人语喧哗乎？抑有击鼓者乎？”裘曰：“只一片人声，并无鼓声。”公笑曰：“鼓者，伐鼓渊渊，噪者，人声嘈杂，必兼之者乃为鼓噪，此殆非也。”其狱顿息，河帅甚喜，河上同官皆啧啧称孙公之明决。余以淮海道承问此狱，时河帅已病入膏肓，不忍再激其怒，遂亦将就了之。
按《会典》中载，康熙十年题准官弁给饷稽迟，侵扣暴虐，以致营兵哗噪者，革职，该管上司及提镇皆降二级调用；又河营兵哗噪，提督徇情不参及参劾不实者，降二级调用；又若该管官唆使哗噪者，革职提问。是功令中只有哗噪之目，并无鼓声、人声之分，孙公亦因例议綦严，又河帅适病困，肝火易炎，权辞以解此狱，非遂可为典要也。
武生武举文秀才称生员，武秀才则只称武生，文科中式者称举人，武科则只称武举。
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又世俗称武职一级管一级，谓都司可棍责守备，守备可棍责千总，此无稽之谈也。康熙三十八年，奏准武职上司将所属末弁，如有事故，并不揭参，任意笞辱者，罚俸一年，笞辱守备以上者，降二级调用，此亦武职所应知也。
虚衔国家引年之典，有赏给虚衔者，即古人所谓赐板也。《魏书。肃宗纪》：“熙平二年，诏京尹所统百年以上赐大郡板，九十以上赐小郡板。”亦有称给板者，“神龟元年，诏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九十以上给小郡板，八十以上给大县板，七十以上给小县板；诸州百姓百岁以上给小郡板，九十以上给上县板，八十以上给中县板”。亦有称板假者，《孝静纪》：“天平三年，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岁以下各有差。”亦有称板赠者，《吴悉达传》：“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间，板赠悉达父勃海太守。”又有作扳授者。武定八年，太公庙碑阴所列板授钜钅鹿太守、扳授顿邱太守以下二十馀人皆是，扳与板字盖通用。
仰缪莲仙曰：仰者，下瞻上、卑望尊之词，如仰观、仰赖之类是也。今官文自上行下多用仰字者，或谓前明往往以台辅重臣谪居末秩，上官不敢轻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曰仰，不知君于臣亦有用此者。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药等物与希夷，仰所属守令以安车软轮迎先生，则仰字之为下行由来旧矣。
改元宋代改元最多，其说最不一。《铁围山丛谈》云：“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者，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实兄弟为继，故踵太平兴国之故事也。明年亲政，则改元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崇宁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为大观，大观者，取《易》‘大观在上’，但美名也。大观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义也。政和尽八年时，方士援汉武故事，谓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为得天之纪，而汉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岁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纪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时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当二十年，举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为重和元年，重和者，谓和之又和也。改号未几，会左丞范致虚言犯北朝年号，盖北先有重熙年号，时后主名禧，其国中因避重熙，凡称重熙则为重和，朝廷不乐。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为宣和元年，宣和者，上自以常所处殿名其年，然实欲掩前误也；自号宣和人，又谓一家有二日为不祥，及方腊起，连陷二浙数郡，上意弥欲易之，独难得美名，会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内禅云。”大抵名年既不应袭用前代，又当是时多忌讳，以是为难合，而古人已多穿凿征兆，有自来矣。至仁庙初始垂帘，儒臣迎合时事，年号天圣为二人圣，明道为日月，故后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谓神宗、哲宗以元符、元丰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谓英庙治平不克久，凡十数义，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谈，皆不足据也。又王得臣《尘史》云：“中书许冲元尝对客言，熙宁末年、神宗欲改元，近臣拟‘美成’、‘丰亨’二名以进，上指‘美成’曰：”羊大带戈，不可用。‘又指’亨‘字曰：“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丰纪年云。”
永嘉钱竹汀先生《养新录》载：“史绳祖《学斋占毕》记淳熙二年，邛州蒲江县上乘院僧筑殿辟地，得古，其封石作两阙状，有文云：”永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临邛汉安县安定里公乘、校官椽王幽，字珍儒。‘凡二十九字。绳祖之大父勤斋先生子坚跋云：“永之号，不见于史。’按冲帝即位改元，史传相承以为永嘉，之与嘉，文字易混乱，一年而改，见于他文者几希，非此刻出于今日，孰知汉冲帝永嘉之应为永乎？”按此竹汀先生所录如此，然又安知非上乘院古石之偶讹其字乎？存此以广异闻可矣。
保大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反江东时年号。太祖受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岂非威灵（一作棱），将及而符谶先著邪？又刘贡父《诗话》云：“太祖欲改元，须古来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为请，且言前代所无。三年正月平蜀，有宫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其镜奁，背有‘乾德四年’，大惊曰：”安得四年所制乎？‘宰相不能对，陶谷、窦仪奏对曰：“蜀少主曾有此号。’太祖叹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然二公又不知辅公已有此号矣。
日本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更号日本，以近日出而名也。其国有官名关白者，犹云宰辅之职，代相更替，专国政。国习中华文字而读以倭音，俗尊佛，尚中国僧，敬祖先，得名花佳果非敬僧即上祖墓，立法严，人无争斗，有犯法者，事觉即自杀。气候与江、浙齐、产金磁器、漆器、金文纸、马，出萨峒马者良。萨峒马即萨摩州也，其地山高水寒，刀最利，故倭人好以为佩。所统属国，北为对马岛，与朝鲜接，南为萨峒马，与琉球接。对马岛与登州直，萨峒马与温、台直，长崎与普陀东、西对峙，水程四十更。厦门至长崎，北风由五岛入，南风由天堂入，水程七十二更。海道以更计里，一昼夜为十更云。其与中国贸易者，长崎岛为百货所聚，商旅通焉。国尤饶铜，我朝经制，鼓铸所资，滇铜而外，兼市日本铜，谓之洋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岁额市四百四十三万余斤。商办铜斤，有倭照以为凭信，携带绸缎、丝斤、糖、药等物往日本，市铜分解各省。
乾隆二十四年禁止丝斤出洋，又两广总督请将绸缎、绵、绢一并禁止，嗣据江苏巡抚奏请，仍许洋商酌量携带，每船皆有定额，非办铜商船，不得援以为例，从之。前明关白兴帅蹂躏朝鲜，八道几没，后朝鲜内附本朝，而侵凌始息。崇德四年日本岛主及对马州太平守平义成致书朝鲜，胁取土产，朝鲜国王惧，以二书来告，然日本究不敢兴兵，则震天威之所致也。前明日本使者害哩嘛哈上表入贡，明太祖因询其国风俗，奏答五言诗一首云：“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刍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成春。”
帝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考日本疆域分八道、六十六州、一百二十三郡、八十八浦，宜其不知汉大而云“国比中原国”也。然其人多寿，就国王论，如神武天皇一百二十七岁，孝灵天皇一百十五岁，孝元天皇一百十七岁，昭孝天皇一百十八岁，孝昭天皇一百三十七岁，开化天皇一百十五岁，崇神天皇一百二十岁，垂仁天皇一百四十岁，景行天皇一百有六岁，成务天皇一百有七岁，神功天皇百岁，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俱百有十岁，雄略天皇百有四岁，降年之永，中土所希，所云“人同上古人”，盖言虽大而非夸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