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爷家过日子，朱贵有个不大不小的疑惑，那就是霍爷的老伴儿在哪儿？怎么压根儿没听霍爷说过。即便是故去了，那么霍小珍也该说说自己的娘呀。可是，霍小珍却也一直不提。这是咋回事？
没过多久，朱贵逼近了答案，那就是霍爷这辈子压根儿就没有结过婚。那天傍晚，霍小珍去隔壁帮明天出门子的准新娘拾掇嫁妆，从不沾酒的霍爷突然张罗着要两口。三盅酒下肚，他吧嗒两下嘴，冲着朱贵打开了话匣子：
“我这辈子，最能说出口的事，也最说不出口。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是个刽子手，可有谁亲眼见过我砍人头？告诉你吧，当年在菜市口法场斩肃顺，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主刀砍人头，也是最后一次。”
朱贵喝二口就满脸通红，惊奇道：“那不对呀，大伙都尊您是首席刽子手，刀下刑人无数，人送雅号‘鬼刀霍’呀。”
“那是因为他肃顺的名气大，又是我的刀下鬼。人们喜欢联想，把我爹经历的那些事，安到了我头上。老街坊中，兴许有人见过当年我在菜市口法场上忙活，便以讹传讹地编排。不过，关于‘鬼刀霍’嘛，倒有些来历。”
“先说我爹，他武艺高强，刀法精准，出神入化。当年的死刑犯，只要断头于他刀下，就算‘一路好走’了。市井间，称其为‘霍一刀’。咸丰七年（1857）正月初八，我爹与八卦掌传人董海川等十几个师兄弟在破碗居聚酒，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一觉睡过去就没再醒来。”
“那年我十七岁整，接续他到刑部应卯，还做刽子手。当时，三十多个刽子手里属我最小，轮不上玩刀。每逢‘出红差’就在菜市口法场跑前跑后的给监斩官、老刽子手们打杂。有时替刑部联络左近的商铺，转发物件，传递消息等，一来二去，便形成了个朋友圈子。有破碗居的二少爷仇海、鹤年堂的外管家小顺子、寿衣铺的金宝和无家无业、四处流浪的门拴兄弟那帮子。”
“您说的门拴兄弟是不是把我领到这儿的杨叔？”朱贵听得仔细，插了句嘴。
“是，当年他爹被蒙冤下狱，娘带着他在菜市口做点小买卖，孤儿寡母的吃了不少苦。大了点就跟些走江湖的混上了。每当法场‘出红差’都能发个小财。后来，朝廷宦臣争斗，安得海在济南府被斩。宫闱变故，捎带着给他爹那拨人翻了案，洗清罪名。可惜他爹早已死在狱中。不过，当年的同案索成，是他爹的把兄弟。平反后做了京师南旗营的参将，便将门拴招入麾下，给了个兵头将尾的差事。”
朱贵听得笑起来，“看不出老实巴交的杨叔，还有这么段经历。”
霍爷并不接茬，目光转向窗外，天暗了下来。“唉！后悔迟！”他独自了一盅，顺口嘟囔了句。
朱贵心里一惊，他知道“后悔迟”三个字，刻在宣武门南城墙门洞上，每年“秋决”时，将人犯从西单以西的死牢里提出来，都得经过这个门洞，径直拉往菜市口法场。
霍爷语调平稳，“我们这行当最讲究父子接续。我爹过世后，我娘便认准，做刽子手的阳寿都不会多。所以开始张罗着给我说媳妇。有些女方开始愿意，但一打听我干的行当，就都蔫退了。”
“一天，我娘领回来个叫淑兰的姑娘，大高个，浓眉大眼的。说不上有多俊，但也不算丑。单凭那头乌黑的发辫，加上丰满窈窕的身段，往门前一站，就够惹眼的。这么说吧，一堆人里，眼睛一扫，准能最先看见她。”
“像是什么都说定了。这姑娘进了门，连看都没正眼看我一眼，就忙活着收拾屋子。这时，我娘把我叫到一边说：她娘家姓杨，住平谷，正经八百的庄户人家。重要的是，人本分，知根知底。”
“我那时年轻，玩儿心重，这事不大过脑子。娘说行就行呗！这么着，她就留在了家里，和我娘住一间。只是逢年过节的回趟平谷，一两天马上就回来。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有个没过门的媳妇，见面就嚷嚷着要喝喜酒。一晃一年过去了，我娘请人算好了日子，定在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八办喜事，都说娶媳妇的日子要双数，取成双成对之意，吉利。”
说到这，霍爷自嘲似的苦笑，酒杯举到一半，没喝，又放下了。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六日，囚车拉着肃顺赴菜市口法场。半路上，刑部传令：霍震霆行刑斩首肃顺。我在菜市口刑场混了三、四年，经过血雨腥风，对砍人头的事不怵。后来才知道，原定行刑的是老刽子手周满仓。不知为啥，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家伙，这次临阵怯了。我那时年轻，心里这个乐呀，想的是：给人打杂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我这人读书不多，朝廷说肃顺是混球，我也认为他是老混蛋。后来听人家说，这家伙有眼力见儿，比眼下这位老佛爷看得远。当初，他不跪就不跪吧，我何必非把人家腿骨打断呢？临了，肃顺给我来了一下儿，他这下来得不轻，把我一辈子都毁了。”
朱贵听傻了，“在法场上，肃顺还能给您来一下儿？”
霍爷苦笑，“肃顺，为了让他跪下，我不是用刀背砸了他的腿吗？他一个要死的人了，就啥也不顾了。我挥刀的瞬间，肃顺似要拼命，猛地转身扑向我，右手一把攥住了我的蛋包子，往死里发力，差点儿没把我疼死过去。这时，肃顺的脑袋几乎撞进了我的怀里，也不知是疼得我要摔倒，还是有意识躲闪空隙，反正当时我后仰、挥刀、人头落地几个动作一气呵成，把监斩官和看客们都惊呆了。‘鬼刀霍’之名，就是那一刻得来的。”
“肃顺的脑袋飞了出去，可是手没有松开。报时官赶了过来，愣把他的手掰开了。肃顺的躯干横撂在我身边，我也疼得晕了过去。”
“嚯！”朱贵点了点脑门儿上的汗珠子，“还有这么一段儿。”
霍爷苦笑，指着自己的底下，“打那儿往后，我这玩意儿就不盯劲了，废了。隔我那‘吉利’的日子，也就四、五个月吧。”
朱贵不眨眼地盯着霍爷，像是想从他脸上找到点什么。
“那天，我被从刑场上抬回家，小顺子送来鹤年堂掌柜王圣一开的方子。开始，淑兰见天连煎带喂地伺候着。后来知道我成了废人，有天夜里，她趴在床上大哭了一场，天一亮就走了。退婚那天我才知道，淑兰是老刽子手杨大顺的二女儿。我说老杨家怎么连我这个姑爷的面都没见着，就放心把姑娘许配了呢？原来，就是我娘说的，两下都知根知底。”
“您没娶过媳妇儿？”朱贵惊讶了，“那，那，那……”
“我知道你要问啥，别急，往下听。”些许不高兴，霍爷打断朱贵的话，“‘伤筋动骨一百天’这话一点儿不假。三个月后，我能下床走动了。刑部差人送来二百两赏银，并言明，从今往后，不必每日应卯，薪俸照拿。打这以后，我真就没再上过菜市口法场。”
“刽子手不上法场能干啥？我那几个朋友一商量，凑了些钱，加上那二百两赏银，租下了这一溜儿门脸，开了间猪肉铺，取名‘一枝梅’。打那以后，我所有的心思就都用在打点铺子上，我娘在柜上管钱，有大事找朋友来搭把手。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可我娘的话却越来越少。”
“同治五年（1866）刚出正月，我娘走了。我知道，她走得不甘心，临了，还指着铺门上的匾额问，‘为啥叫一枝梅呢？’”
听到这，朱贵满脸疑惑，张了张嘴，没出声。
“你是要问霍小珍是打哪儿来的？还有，这肉铺明明是自家的，怎么又成了租的了呢？”霍爷用筷子敲了两下碗口。
朱贵点了点头。
霍爷往外挥了挥手，肯定地说，“反正这两样东西现在都是你的了，其他的嘛，以后慢慢扯。我累了，你也赶紧回房睡吧。”
其实，这以后，朱贵再也没从霍爷的嘴里得到任何答案。
过了几天，刑部来人，给朱贵带来一把怪模怪样的刀。朱贵拿在手上仔细观瞧，刀体沉重，刀柄处雕鬼头，刀袤方，背厚面阔。来人告诉他，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鬼头刀。兵器世界如同江湖，有英雄好汉，也有地痞流氓。鬼头刀算刀中泼皮，一般属于民间私造，登不得大雅之堂。使用此刀者，除刽子手外，多是打家劫舍的盗匪，拦路剪径的山贼。
霍爷卧床，没法身教，只能言传：法场杀人，自古有各种方法。囚车到囚场，按一般规定，行刑刽子手共三人，一人用铁制笼头套在死囚头上，另一个人在死囚身后，紧紧地勒住法绳，用膝盖顶住死囚后背，第三个人掌刀。行刑时，手持笼头的刽子手，用力往外一拉，勒法绳的刽子手用力往后一拉，死囚的头颈就已经脱出腔子外，掌刀的趁势一刀斩决。但是，菜市口砍头，通常没有这么板正，也用不着三个人，就是犯人与刽子手，一对一。常用的有二种：
第一种，犯人跪在地上，后脑勺朝天，脖子尽量伸长。刽子手站在犯人侧面往下砍。犯人脖子下面是空的，如果找不准刀口，加上刀子不快，一刀砍不下脑袋，麻烦就大了。因而，刽子手讲究“手艺”，鬼头刀抡圆，呼呼带风，落在颈椎关节第几节与第几节衔接处，分毫不差，一刀下去，人头飞滚，绝不拖泥带水。家属为了使犯人受刑“痛快”，得打点。打点银子够数，刽子手会使出绝活儿，断头不掉头，掉下来的脑袋耷拉在胸前，叫“胸前挂印”。以便于家人抬尸，缝上头，落个整尸下葬。
第二种是抹后脖子，刀长不过二尺，宽不过二寸，刀口锋快。“出人”时，不是举刀砍，而是右手握刀把，刀与小臂平行，刀刃朝外，刀尖儿在肘附近。刽子手从死囚身后，左手轻轻一拍死囚脖子，死囚哆嗦间，刽子手左手用力往左下一摁，死囚脑袋，颈椎骨的环节略张开，右手用腕力和肘力把刀刃从颈椎骨间的缝隙中间从右向左抹去，割断颈椎、气管、食管、血管，却又连着一层皮，不让身首异处。这样的老把式，脚上亦见功夫。在头落血喷之际，顺势一脚，将无头之尸轻轻踢倒，血从脖腔喷溅，自己身上不落星点。
经过霍爷的口头传授，朱贵对于怎样使用鬼头刀心里有数了。他在院子里试了试，一根粗细与人脖子差不多的木头，一节一节砍断，而且掌握了如何找准人脖子后的穴位，知道从哪儿下刀合适。
一晃儿，三个月过去。朱贵刚练出点模样，就赶上了“秋决”。秋决又叫“出红差”。处斩前夜，狱吏对犯人说：“您大喜啦，官司今天就算完事啦。”同时给犯人送“辞阳饭”，通常是酱肘子一包，大饼一斤。这天夜里，将被砍头的犯人由武装看守把门。深夜，有专人为囚犯洗脸梳头，换上家属送来的新衣服。
“红差”解释有三：一是断首时血喷满地，黄土被染红；二是刽子手粗麻赤红行头，头裹红头巾，怀抱鬼头刀，赤红蒙刀布罩着；三是验明正身当场，红笔勾魂，剩下的就是“喀嚓”一声了。
这天，来了辆刑部马车，把朱贵拉到一个院子里。后来他才知道，刑部大牢就在这个院子的边上。那天还来了几个老刽子手，凑在一起，谈笑风生。他则紧张得够呛。第二天要挥刀，按照老规矩，刑部当晚要请子刽子手大吃，一桌子全是肉，不得喝酒，饭后早早就寝。
第二天大清早，将犯人从西单以西的死牢提出，用法绳捆好，塞进囚车，从刑部大牢大门的右门洞（俗称“白虎门”）出来，到菜市口行刑。路上死囚个个戴枷上镣，走起来哗啦哗啦地响。前面有破锣开道，衙役走在犯人的两侧，监斩官在最后压阵。
沿途，果然有人家使“送行”银子，拿到红包的刽子手冲着人犯叫道：“爷！我伺候您走，吃哪碗饭办哪桩差，您放心走好！”算是答谢。北京人喜欢起哄架秧子，两旁看热闹的嚷着要犯人唱两句，有个死囚半吼半唱“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赢得阵阵喝彩。
囚车到宣武门外大街，在路东“破碗居”的酒铺门口停下，铺前放长条凳，凳上放木盆，盆里盛着为死囚准备的酒，是黄酒、白酒兑在一起的，即“迷魂汤”，又叫“金银汁”。酒劲儿大，几个死囚喝了就现醉相。将碗向棚里一抛，碗立刻摔碎。
菜市口两旁铺面，也在门口放张条案，摆上三碗白酒，有的还放酒壶，壶嘴一律朝外，示意送行。几家讲究的店铺，还会摆几碗蒸菜，不管要上路的人吃不吃、喝不喝，但送行的人不能不备。在谁家门口喝了酒吃了菜，谁家就积了阴德。事后这家店铺要挂红绸子、贴红对子，就像办喜事一样。为的是让阎王爷知道，在账目簿上记功德。死囚押到法场，开始吃喝，和家属诀别。监斩官一直盯着观察犯人家属会见情形，以判断犯人真假，是当时的“验明正身”程序。
刽子手们一如既往，穿戴讲究。砍头是显露手艺，带有表演性，通常打扮张扬，有点像戏服。标准服饰是头戴大叶飘风巾，身穿大马褂，斜露半拉肩膀，怀抱鬼头刀。因为是代表正义向邪恶挥刀，个个保持着必要的“矜持”，面无表情地行进。
朱贵走在刽子手行列中，头一次经历这种事，心里没底，也得绷着。他担忧的是，有的罪犯没有作案动机，因为一时失手而犯下罪过，他就怕自己摊上这样一位，心肠一软，初试就不利索。还行，这次朱贵刀下跪着的是个干巴瘦老头儿，大约六十多岁。据监斩官念的那纸告示，老家伙多次猥亵诱奸幼女。朱贵一听是这种罪过，当时就撞火。脾气一上来，也就忘记了紧张。
轮到朱贵了，鬼头刀在老家伙后颈找准地方，狠狠挥舞过去。他自己都没有想到，那干巴瘦脑袋就那么容易的与躯干脱离，还在地上滚了几滚。那一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似乎与世隔绝了。
围得密密麻麻的人丛中爆出一阵喝彩声，而在他听来，是那么遥远。他迷迷瞪瞪地看见，不远处有个穿长衫的中年男子，手里还拿把二胡，向他伸出大拇哥。他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逐渐缓过神来。
这次行刑之后，他回到家就吐了个一塌糊涂。而在呕吐之后，心里反倒觉得踏实了，觉得这事儿不比杀口猪难多少。
转年的十月六日，正是午时三刻，落床多年的霍爷，突然起身跪在炕沿边，双手抱头，大喊了一声“我的腿”。一头栽到地上，登时咽气。
霍爷得的是什么病，直到死，郎中也没说明白，怎么染上的就更说不清了。只有朱贵心里清楚，霍爷走的那天，正是二十八年前斩肃顺的日子，连时辰都不差。加上咽气前的举动和喊出的那句话，霍爷是因当年执法遭了报应。肃顺也算是明白人，不会怪刽子手砍他的头。但不高兴的是，无冤无仇的，为啥非让他一瘸一拐的去见阎王爷呢？朱贵断定，霍爷一定是被肃顺带着怨恨的鬼魂摄了魄。老北京话，管这叫“方”的！
霍爷安葬后，“一枝梅”肉铺转到朱贵、霍小珍夫妻名下。
朱贵和妻子商量着，把霍爷留下的肉铺改个名。开始霍小珍死活不干，并放出坚定话语：“斋堂来的土鳖，你给我听着，皇上定下来的事儿，称为‘钦定’，钦定的名字，后人不能改。情同此理，我爹生前定的事是‘爹定’。‘爹定’的店名也不能改！”
为了说服妻子，朱贵着实费了番口舌，主要陈述了改名的两方面理由：其一，“一枝梅”铺名，是霍爷当年在极度悲怆的境遇下起的，有自嘲成分。现已有儿子接续门户，事过境迁，改铺名也是遂了逝者心愿。其二，横街走到西头是牛街，牛街那儿住的全是回民，而且汉回界限划得相当清楚，牛街那儿的肉铺都是卖牛羊肉的，店幌上斗大的字是“清真”。对这一带不了解的，会认为横街左近住的也是回民，以为横街肉铺也是清真。“老朱肉铺”这个名，利用“朱”字与“猪”字的谐音，告诉路人，这儿没有牛羊肉什么事儿，卖的全是猪肉。
别看霍小珍挺横，却也讲道理。听了这番解释，觉得有一定道理，随即放弃“爹定”的“一枝梅”，店名改为“老朱肉铺”。从这次肉铺更名的实际效果来看，新店名给路人的最初印象是浮皮潦草，压根儿没走脑子，随便随了店主的姓。但牛街附近少有猪肉店，老朱肉铺是独一份儿卖猪肉的。住在左近的汉民当然比回民多得多，大伙儿冲着这个店名就来了。
霍小珍眼里本来不夹朱贵，觉得他除了会砍猪头外加砍人头，对人情世故一点都不明白。而随着老朱肉铺逐步火起来，她掂出了这次更名的意义。没想到，自家男人看事，居然有点“前瞻性”。打那时起，朱贵和霍小珍把老朱肉铺经营得火了好几年。
就朱贵而言，开始厌恶菜市口法场砍头的行当，干久了，皮实了，反正杀的都是该杀的坏人。这种事总得有人干。那就干呗。
霍小珍天生一副风骚模样，简称“骚样儿”。这话不是哪个混小子胡嘞的，横街一带的老少爷们儿都这么说。既然大家都认可，用现代的话说，就叫“取得了共识”。不用说，这种“共识”并非好事，简而言之，骚娘们儿的傻爷们儿，担着红杏出墙的风险。
一般说来，这种家庭，矮胖敦实的老公，自然不愿意风情万种的老婆抛头露面，恨不得女人整日窝在家里不让外人见到。而在老朱肉铺则不然，买卖上的事霍小珍一张脸对外，朱贵不大抛头露面，只负责后台，也就是杀猪褪猪毛这些活计。为什么会这样？朱贵是刽子手，知道自己的嘴脸拿不出手。最可行的是，男人缩在家里，外面的事由女人张罗。
朱贵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当初杨门拴在斋堂对他所说的那些话，言之不谬，全都兑现。他每年冬至前后砍几个脑袋，活儿虽然埋汰，但刑部发给他的饷银俸米不算少。这种状况，如果放到今天，他也算是“维稳”成员，行业补助自然会高一些。
清朝的公务员拿年薪，举例说，六品官一年到手百八十两银子，俸米除外。相比之下，朱贵每年到手的也是这么多。如果与清军小军官们横向比较，他的薪俸比同龄人高得多，甚至不比把总、千总这一级别少，大体上与旗营里的参将、守备差不多。
一句话，生活上没有令他发愁的事情，他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