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从事政治活动的，此所谓“时事造英雄”。
朱元璋出身草莽，和西汉高祖刘邦有相似之处，但朱元璋的见识和雄才大略则又在刘邦之上，从起兵濠梁到定鼎南京，其间的运筹决策，虽不乏谋臣智囊为之效力，但往往有他自己的主见。经过十多年的征战杀伐，终于剪灭群雄，扫清残余，开创了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1368—1644）一统天下的基业。
“创业难，守业更难”，朱元璋深明此理。为巩固政权，打牢根基，他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
一、轻徭薄赋，扶持农业。实行轻徭薄赋等多种扶助农业生产的政策，使大乱之后的广大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如：洪武三年（1370）下令，凡是有力量开垦荒地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在洪武数十年内，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为以后各代嗣君统治天下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二、分封皇子，屏藩京师。夺取了天下，便给自己的儿子们封王赐爵，这是历代帝王的老制。但朱元璋更具心机，他的分封，不只在于让皇子们享受荣华富贵，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分封到全国各战略要地，让他们作环卫京畿的屏藩。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除第九子、二十六子早死，长子朱标立为太子外，其余二十三个儿子都分别在洪武三年、十一年、廿四年，封王就国。王府都有属官建制和军卫建制，有一至二个护卫甲士（一个护卫通常为甲士三千名）。至于西北、北部等边防重镇如秦王、晋王、代王和燕王等，则护卫更多，多的如燕王有一万九千人，在必要的时候还将给他们调遣中央军队的权力。这的确起到保卫边防、抵卸外寇侵扰的作用，但也使大明一统江山变成一个头轻重脚的虚架子，埋下了“建文削藩，诸王自危，燕王‘靖难’，建文逊位”这么一场同室操戈的祸根，造成数十万人死于非命，大批文武臣工惨遭灭门的惨剧。
三、软硬兼施，网罗人才。如果说，打天下时，武将重于文官，那么治天下则是文治重于武功。故当朱元璋还在号称吴王时，便采取了开科取士的方略，定鼎后，更以改良科举制度为急务。《明史·志第四十六·选举二》载：吴元年，设文武二科取士之令。洪武三年，又诏曰：“自今年八月始，将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但仍有不少知识分子出于种种原因拒绝做官，有的以前朝遗民不肯出山；有的视入仕为畏途而自甘淡泊，不愿应试从政。朱元璋是个权威欲异常强烈的人，不肯忍受这种不肯合作，“自外其教”的现象，于是又在科举之外另辟蹊径：一方面令地方官员把当地的著名文士，分别以“明经”、“史才”、“博学”、“文行”等列名举荐，由皇帝特诏征辟。另一方面采取威逼就范的手段，迫使他们出来为皇家效力，在其主持制订的《大明律》中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后其家，不为之过。”不为君用，不仅有杀身之祸，而且有灭门之患，多么骇人听闻，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就这样一拉二逼，双管其下，最大限度地网罗一批鸿才硕儒，如方孝孺、解缙、周是修、胡俨、金幼孜、黄淮、蹇义、夏原吉、黄子澄、胡惟庸等人身列朝纲，成为他政治机构中的得力助手。
四、排除隐患，屠戮功臣。在中国历朝的开国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功臣与皇权之间的矛盾问题，所谓“功高震主”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俗谚，便是形容这一对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高度总结。朱明王朝也不例外，而株连之广，屠戮之惨，则是超历史的。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载：“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图谋不轨伏诛，……即发羽林掩捕，考掠具状，磔于市，并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皆伏诛，僚属党与凡万五千人，株连甚众。群臣请诛李善长、陆仲亨等。”“十二月，致仕学士承旨宋濂以孙慎坐胡惟庸党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诛之……”“时四方怨仇相告讦，凡指为胡党，率相坐，收重狱。”“太师李善长自缢。”“命刑部以肃清逆党事播告天下，韩国公李善长，列侯胡美、唐胜宗、陆仲亨、费聚，已故侯顾时、陈德、华云龙、王志、杨景、朱亮祖、梅思祖、陆聚、金朝兴、黄彬、薛显，都督毛骧、陈万亮、耿忠、于琥，凡二十人。”这些都是为朱元璋南征北战，攻城略地，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直到洪武二十五年，还有“靖宁侯叶升坐交通胡惟庸”而伏诛的事。一个胡惟庸案竟迁延十多年，不断勾致株连，屠戮几及二万，真是除“恶”务尽，斩尽杀绝而后己。又同书186页载：“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凉国公蓝玉以谋不轨伏诛，磔于市，夷三族，诸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将卒，坐党论死者可二万人，蔓延过于胡惟庸。三月辛酉，会宁侯张温、都督萧用、沛阳侯蔡罕坐蓝玉党伏诛”。最后连傅友德、冯胜等仅存的元勋宿将都杀了。187 页有一段评论：“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图，仓促起机，傅会难明之事，株连者四万，朱侯者二十，周纳深文，亦云惨矣！”在这四万无头鬼中，真有罪该杀的应该是极其少数，极大多数都是冤死之魂。结果导致中央政权人才锐减，力量空虚。
五、废中书省，实行极权统治。朱元璋是一个心机极深的人，也许早有所悟，也许由于胡惟庸案的警醒，他意识到宰相一职对皇权的威胁：中书省无异于朝廷与文武百官、天下万民之间的一道铜墙铁壁，中书省的行政长官宰相，无异于第二个皇帝。所以，当胡案发生后，立即：“诏罢中书省，废置宰相，其官属尽革，唯存中书舍人。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等。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明史·职官志》）“陛六部官秩，仿古六卿之制，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同上）这一招达到了皇室的高度集权。
尽管杨士奇谢绝了一次次县、府学官的任命，但他终究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老路。建文元年（一三九九年）正月，朝廷的征召令改变了杨士奇的现实生活，并决定了他的后半生，这一机遇，使他的政治抱负有了得以施展的机会。据载：“是月，敕修《太祖实录》，以礼部侍郎董偏、王景为总裁官，太常少卿廖高逊副之，召国子博士王伸、汉中府教授胡子昭等，时杨士奇以布衣被荐，征为教授，方行，修撰王叔英复以史才荐，遂同召，俱授翰林编纂官；上复命侍讲学士方孝儒而总其事。”（《明通监·惠帝建文元年》）从此杨士奇便从民间步入仕途，一三九九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杨士奇并非科举出身，而是凭着自己的“德才”被逐渐发现走上政治舞台的。他一进翰林院，便以自己的博学多才，见解精深在这鸿儒云集的地方初露锋芒，于是方孝儒先生推荐士奇为撰修《太祖实录》的副总裁。不久，吏部奉命考核史馆诸儒，尚书张沈看完士奇的卷子后不禁赞叹道：“此非经生言也。”于是奏请第一，授士奇为吴王府审理副，仍在史馆供职。由此可见士奇并不是一个死读经书的迂腐书生，而是一个很有头脑、有经世之才的政治家。后来，他在辅导成祖的太子朱高炽时曾就“太子喜文辞，赞善王汝玉以诗法进，士奇曰：‘殿下当留意《六经》，暇则观两汉诏令。诗小技，不足为也。’”（《泰和县志·杨士奇传》）此言旨在勉励太子，但从中也可看出他的志向：他看不起诗辞歌赋这些文学小技，而是希望太子（当然也表明了自己）要当一个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他处事稳健，城府很深，史称他“奉职甚谨，私居不言公事，虽至亲不得闻。在帝前举止恭慎，善应对，言事辄中。”这固然反映了明王朝的高度专制，造就成了大臣们的谨慎风气，同时也说明了士奇处事的老练，他正是凭着这种特点，才在风云变幻的宦海里得心应手地保存了自己，为当时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