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梁实秋
闻一多（1899—1946），文学家、诗人。名家骅，又名亦多，字友兰，号友山。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的秀才家庭。六岁入私塾，学习传统诗书，同时又接受“新学”教育，性喜古典诗词，爱好美术。1910年，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读书，始学英文。1912年春，入武昌国民学校读书，后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近十年清华求学生活中，表现多方面艺术才能，参加戏剧社、美术社等活动，参与《清华周报》《清华学报》等编辑工作。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表多种创作和理论文章，如读书笔记、旧体诗、白话散文等。
1922年，赴美留学，先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美术，第二年又转学科罗拉多学院攻读美术、文学和戏剧。留学期间他对新诗创作始终不弃。1925年归国，先后任北京艺术科学校教务长、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训导、南京第四大学外文系主任等职。
1926年至1928年，与徐志摩等共同编辑《晨报 诗镌》《新月》等刊物，发表诗歌、评论，在学术上作出很大贡献。思想虽不激进，但同情人民疾苦，关心国家命运。1927年春，一度参加北伐军宣传工作。1932年秋，重返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兼课。抗战时期，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后主持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文学部工作。1943年后，开始走出书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战士。1946年7月15日遭到暗杀，用鲜血写就了他生命中壮丽的诗篇。
闻一多早年著有新诗集《红烛》《死水》等，诗作色彩斑斓，在艺术上闪烁奇异光彩，显示了他的才华，后他转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乐府》等方面具有真知灼见，阐述理论精辟、评述作品公允而卓有成就。
梁实秋（1902—1987），文学家、翻译家。原名治华，笔名秋郎。生于北京，原籍浙江杭县（今属杭州）。
梁实秋幼年受传统教育，后入陶氏学堂就读。1912年夏，进京师公立第三小学学习，始接受新式教育。1915年，他在天津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开始八年的清华读书生涯。1921年3月，他与同窗顾一樵等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扩大为“清华文学社”，吸收闻一多、朱湘等志同道合的新社员。又与闻一多等参与《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他还任《文艺增刊》的主编。始在文艺批评方面崭露才华。1922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同时在《创造周刊》《创造季刊》发表诗作。
1923年赴美留学，翌年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其间师从白璧德，接受了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合流，形成了梁实秋以人性论为标识的理论核心，贯彻了他的文学活动。1926年回国，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校任教，讲西洋文学批评史等。1927年到上海，先后担任《时事新报 青光副刊》和《新月》月刊主编。1928年，参加“新月派”，围绕“文学与阶级性”等问题，与鲁迅及左翼作家发生论战。1930年，应校长杨振声之邀，与闻一多一道去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该年12月起，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委会主任胡适之命，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并研究文学批评理论。
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山东大学发生学生风潮，遂于1932年赴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1938年，膺选为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担任教育部特约编辑兼教科书编委会常委、中小学教科书组主任，主编国文、历史、地理、公民四门教材。后一度任重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他以重庆北碚寓所“雅舍”为名，在《星期评论》上，辟专栏撰写雅舍小品。同时，他还担任国立编译馆社会组主任及翻译委员会主任，又兼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讲西洋戏剧史。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1948年秋，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后移居香港。1950年夏，担任台湾师范学院教授，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和英语研究所主任。从事有关欧美文学、莎士比亚和批评理论等课题研究。最终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工程，1968年由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晚年研究杜甫。1987年，在台北病逝。
梁实秋著有《雅舍小品》《雅舍谈吟》，及《秋实杂忆》《谈闻一多》等回忆文章，编有《英国文学史》，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等。
闻一多与梁实秋都是同时代学人，又同为“新月派”，都给中国现代文学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一个死于国民党特务暗杀，四十年之后另一位终老台湾，但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却对二位有不同的评价。
1949年后的那本算不清账的中国文学史，说闻一多同情人民疾苦，关心民族命运，热爱祖国。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拍案而起”，是用自己的鲜血写出了生命中最壮丽诗篇的反法西斯战士。而1949年移居台湾的梁实秋，一直身遭谤议，对其人其文均不能平心论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有鲁迅为之画“漫画”像，后成为对梁实秋的定评。鲁迅之论梁实秋，有个人恩怨在其间，辞多类似而是，多类似而非，在一味偏“左”的眼光下，梁实秋遭“漫画”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时至今日，文学史家们，仍然批评他以新人文主义的批评手段，错误地牵强地评价“五四”新文学。还说他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反对鲁迅及整个左翼文艺界，就让人莫名了。
平心而论，又不是给两个教书、写书的文人写政治鉴定，纠缠这些评语，似已让人厌倦。真正留下的不是对他们的评语，而是他们仍然撞击我们心灵的作品。用闻一多的《花儿开过了》表述：“只要灵魂不灭，记忆不死，纵使你的荣华永逝（这原是没有的事），我敢说那已消的春梦底余痕，还永远是你我的生命底生命！”
闻一多诗中丰富饱满的形象、深邃沉远的意境、奇异独特的幻想，仍让我受到启迪和感染，而雅舍主人的小品中那包裹在平实散淡文学中深湛的灵府、经岁月风霜打磨和沉淀的浓浓乡愁、风扬水流云在的京华往事，真真让我们愀然危坐，不胜遥想……
（一）
为了给闻一多和梁实秋留下“历史的真实”或者说“实在状态”，排除对他们二位的“谀颂”或“诋诬”种种先验的主导认识，存一个“纪实传真”的态度，我先从一封信说起。
这封信是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时，于1931年11月13日写给徐志摩的。不幸的是信发出后六天，诗人徐志摩坠机遇难。沈从文这封信首页遗失，从残信中，我们得知，是沈从文请徐志摩帮助他的一位也执教青岛大学的同事“在北平找点事做”。
这位同事，女性，叫方令孺。也是徐志摩的同人。当时方令孺与林徽因并称“新月派”两位女诗人。方令孺于1930年夏到青岛大学任教。那时的青岛大学，人才济济，名人荟萃，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在此风云际会。李白斗酒诗百篇，文人喜酒，于是青岛大学就出现了以梁实秋等教授为主的“酒中八仙”。闻一多拉方令孺入伙，在“八仙”中占了两席。方令孺也爱写诗，常常向闻一多讨教，在频繁的接触和酒的发酵下，闻一多与方令孺渐生情愫。用梁实秋的话，“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在闻一多、方令孺的诗作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如闻一多在1930年写的诗作《奇迹》，方令孺创作的《任你》《诗一首》，都委婉地表达了彼此的爱慕，同时迫于家庭、身份及世俗舆论等压力，诗歌更直接展示了内心的挣扎。梁实秋深懂他们诗歌中的痛苦，他在《谈闻一多》中说：“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荡气回肠。”
闻一多与方令孺的爱情火花刚刚绽出美丽而痛苦的花朵之后，匆匆凋零了。梁实秋对此深感惋惜：“刚刚出生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
1931年底，在梁实秋等友人的建议下，闻一多将家眷接到青岛大学，方令孺匆匆离开青岛大学，告别了闻一多。沈从文同情方令孺的痛苦处境，于是在方令孺孤独离去的时候，他写了这封给徐志摩的信。
在叙述闻一多与方令孺这段感情波澜时，我的感情是复杂的。我不知道闻一多最终是接受了友人的道德劝诫，还是受到良知的谴责，抑或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抉择了分手。但可想见，闻一多凄然地望着方令孺渐行渐远的柔弱背影是痛苦的。可以肯定的是，闻一多与方令孺情感波澜中，梁实秋是同情闻一多和方令孺的。
方令孺值得介绍。她是清代大儒方苞的后裔。方令孺的好友赵清阁说：“她不愧是清代桐城文宗方苞之后。”方令孺1897年（一说1896年）生于安徽桐城。梁实秋这样介绍她：“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仅次于曲阜孔氏。可是方令孺不愿提起她的门楣，更不愿谈她的家世，一有人说起桐城方氏如何如何，她便脸上绯红。”
方令孺家的勺园有九间藏书楼，她从小就受到书香的熏陶。可惜那藏书楼“万卷藏书，都化成灰了”。方令孺自幼天赋异禀，能诗善文。在去青岛之前，她就因诗与闻一多有书信往来。据《隐微的新月——方令孺教授传论》介绍，方令孺离开青岛，与闻一多分手后，一面教书，一面创作，两方面都有成就，后来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方令孺散文选集》由高松年作序，曰：“方令孺，我国现代女诗人，散文家，现代文学教授。”
1966年1月19日，巴金日记中写道：“六点陈同生夫妇来看九姑”，“今天是九姑的七十岁生日，我和萧珊同萝荪夫妇请她吃晚饭”。九姑者，方令孺也。方令孺与巴金一家极熟，来往也很密切。那时方令孺住在杭州。
（二）
闻一多以《红烛》翘楚诗坛。《红烛》诗集不仅表现出对艺术的追求，更有对生活的美与爱的向往，歌唱祖国，赞美青春。
闻一多自己认为《红烛》在艺术成就方面高于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唯对郭沫若的《女神》推崇备至。但对《女神》闻一多也有批评。在他1922年给梁实秋等人的信中说：“《女神》多半在日本作的。作者所描写的日本并不真确。他描写了雄阔的东岛，但东岛并不雄阔。”
闻一多对《女神》的评价，深得善于描写秀美景致的梁实秋的认同。梁实秋在给吴景超的信中说：“迩来复读《三叶集》，而知郭沫若与吾人之眼光有分别，谓彼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闻、梁对郭沫若的诗歌风格及艺术上的粗糙的批评是一致的，并成为以后《女神》评论的先声。
闻一多的诗评，有时也遭到尴尬。他是全盘否定汪静之的《蕙底风》的。由此引起了一场论争。胡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纷纷撰文支持汪静之及湖畔诗派的爱情诗。闻一多陷于孤立的境地，连老友梁实秋也只能作壁上观。
当时，湖畔诗派中，汪静之诗最多，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独闻一多全盘否定汪静之的诗，并出语极其刻薄。他在1922年11月22日给梁实秋的信中称，“《蕙底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底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实秋！便是我也要骂他诲淫”，“没有诗而只有淫，自然是批评家所不许的”。闻一多甚至赞同胡梦华对汪静之的批评“讲得有道理”。而鲁迅的《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批评的正是胡梦华。鲁迅在小说《补天》中出现的女娲两腿之间“古衣冠小丈夫”也是影射胡梦华的。
作为诗人又是诗评家闻一多，对公认优秀的汪静之《蕙底风》的偏激之论，与闻一多一贯的思想和伦理道德标准分不开，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浪潮不同步的，是闻一多在某些方面，仍然恪守着传统伦理道德。他是完全接受了家里的安排，与并不是自由恋爱的女人结婚后，才出国留学的。这一点与鲁迅的婚姻是相似的，但他出国后对妻子却产生了思念之情，这又同鲁迅与朱安一直同处一宅的死亡婚姻不同。闻一多的《红烛》也有热烈的诗句，但多“以理节情”，与汪静之等诗人大胆直率有所不同。他最终无情地与方令孺割断情缘，大概也与此有关。
闻一多又是一个情绪化的诗人。他与“四子”之一的朱湘原是好朋友，后来两人竟成了仇敌。从现有资料看，闻朱二人关系恶化似事出有因：一说闻一多在编《诗镌》时将朱湘的《采莲曲》排在无名小卒之后的第三篇，引起朱的不满；一说二人对徐志摩的看法不同，朱湘不满徐志摩编《诗镌》滥用权力而又工作不严肃，有市侩之风，闻一多站在老友徐志摩一边，对朱湘不满；一说朱湘、闻一多二人常著文批评对方的诗作，又都意气用事。没什么原则分歧，竟成歧路，证明闻一多过于率性。
（三）
闻一多一生有过不少朋友，始终不离弃者，当属梁实秋。别的方面不说，单从闻一多留下的全部213封信中，竟有36封是写给梁实秋的。可证闻一多与梁实秋的关系之好，交情之深。但与其他友人，善终者寥寥。
闻一多与徐志摩也曾是好朋友。徐志摩曾给他不少帮助和鼓励。闻一多与徐志摩交好主要是从回国之后。先是欣赏徐志摩的诗。如1925年3月，给梁实秋的信中，在谈到徐志摩在《晨报 诗镌》上的诗《一首残诗》时，谓之“情韵特佳”。当年6月，闻一多回国到北京觅职，即和徐志摩“相见如故”，过从甚密。几乎每次徐志摩举行的酒会、茶话会、讨论会，闻一多总会出席。闻一多为觅职大伤脑筋，徐志摩闻之，问：“谋到饭碗否？”闻一多答：“否。君可替我想想办法？”徐志摩说：“你来办《晨报 诗镌》吧！”后虽然闻一多到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当了教务长，但因徐志摩的力挺，他还是办了《晨报》的《诗镌》。又是在徐志摩的约稿和催生下，闻一多的《奇迹》方能在徐志摩主办的《诗刊》上发表。徐志摩在《诗刊 序》中说“我要说的奇迹是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
意味深长的是，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举国震惊，文坛流泪的伤痛中，以闻一多与徐志摩曾有过的亲密关系，在纪念这位诗坛天才时，闻一多竟没有写过一篇纪念文章。臧克家曾问他：“你是公认的他的好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闻一多的回答让人不得要领，他反问道：“志摩的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据查，从1928年始，闻一多与徐志摩及其新月社已经分道扬镳。他们的精神和思想也存在巨大差异。
闻一多与沈从文的关系，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是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同时发作品而相识的。后又同成“新月派”骨干，从此关系密切。他们在青岛大学又成为同事。梁实秋、闻一多等八人寂寞时把酒临风，号称“酒中八仙”。每日薄暮入席，直饮到冷月如钩，“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学生看不惯，非议颇多。书呆子沈从文以此为素材，写了小说《八骏图》，揭露“八骏”的道德虚伪。好事者读之，认为在讽刺闻一多等人，闻一多勃然大怒，与沈从文断交，形同陌路。
命运又让他们在西南联大相聚。沈从文自发《八骏图》，认为有违自己厚道的处世之道，心里很不安。于是找借口，请闻一多和学生到自己家里吃饭，并请他们搞民间形式歌谣、苗人谣曲收集研究，闻一多、沈从文重修旧好，但后来，还是道不同，又各走各的路了。
友谊、交情，在精神和思想面前，是十分脆弱的。我们举个闻一多与臧克家的例子。是闻一多在1930年，青岛大学考试招生时，对数学得零分的臧克家，力排众议，破格录取的。是臧克家国文试卷上的“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打动了闻一多。臧克家的诗才，让闻一多甚为赞赏，常溢之于言表，甚至把臧克家的照片摆在案头。据曹未风《辜勒律己与闻一多》中说，闻一多书斋的书桌上常摆两张照片，“他时常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陈梦家），右有克家’，言下不胜得意之至”。到了1943年，学生臧克家对老师闻一多的《死水》提了些不同见解，劝闻一多不要进入象牙塔，便对臧克家产生“诬枉”的错觉。师生之情就冷下来了。殊不知，他与臧克家等人对诗的讨论，已从技巧方面，转向意识形态方面。有人说，此时闻一多“是从一个诗人和学者转向追求民主政治的战士”。
事实是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闻一多主要是与陈寅恪、刘文典等整天躲在蒙自一家洋行的楼上，刻苦钻研古典文学。因闻一多很少下楼，同事便送其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他作学术报告时，主持人风趣地说：“现在请‘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先生演讲。”连楼都难得一下，何“民主政治的战士”之有？
闻一多，说到底，是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他才华横溢，又性格复杂。作家只能依靠心灵，只能用情感去认识一个人。唯其鲜活的灵魂，才能呈现出他们特别动人的魅力。闻一多对道德的坚守，甚或待友的感情用事，正体现了“人与文化”的深刻内容。
闻一多被杀，国民党反动派罪责难逃。我以为闻一多面对反动势力杀害无辜的著名民主活动家李公朴的暴行，拍案而起，组织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并在“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上和追悼会上，上台慷慨陈词，表现了闻一多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他从象牙塔的楼上走下来，面对黑暗势力的血腥，他坚持正义，发出怒吼，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侠肝义胆和强大的人格力量。
（四）
比起闻一多，梁实秋在1949年以后编的中国文学史上，名声并不太好。不可否认的是，梁实秋的确有点另类，当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赞颂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候，梁实秋发出的是与众不同的理性的声音。他对新文学运动缺失的反思，独具慧眼。如他认为新文学对外来影响盲目崇拜，语言完全丢弃传统形式；过多表现“情感推崇”；印象主义流行等，这些批评与他推崇新人文主义有关，但即便是对现在，仍有积极价值。
梁实秋的散文成就很高，他的“雅舍”给人一种新鲜的观世眼光，它的风采神韵，都是借助其独特的语言表达、执守和洋溢着个体精神的自由，抑或说体现着知识分子良知的精神家园。这在五四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太过强调群体意识，特别是1949年之后，对个人主义的严厉批判的结果，个体的思想自由、丰富的想象力、个性的创造力受到扼杀，梁实秋式的自由活泼而又冲淡雅致的散文销声匿迹了。文学选择了功利主义，戴上面具，唱一样的高调，文学变得粗糙和荒诞。而“雅舍”小品依然从容地被人阅读。茶余饭后，从“雅舍”“闲”的意味里，体验生活的情味和灵性的风雅，在尘埃与云朵间，温暖众生。
如果说闻一多是位“民主政治的战士”，梁实秋该算是具有自由灵魂的书生。激进的战士和自由主义的书生，志趣不同，却是一生的好友。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用在他们二人间，是不合适的。在西南联大，闻一多从楼上走下来，变得很激进革命的时候，梁实秋为朋友担心，劝他不要在公共场所太过激烈。闻一多遇害，梁实秋保存了闻一多给他写的36封信，还有闻一多遇害时的报纸。梁实秋去台湾时，又将这些已发黄的珍贵资料带在身边，一直锁在箱子里。
梁实秋与闻一多一样，是一位爱国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梁实秋家里，常年设一祭台，纪念抗日英烈。他还用笔和行动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与老舍共演相声劳军，已传为文坛佳话。据他女儿梁文茜说，在台湾，推荐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时，众人都推荐梁实秋，他说我不行。众人又劝他，这是人家给中国的唯一一个名额。梁实秋说，台湾这么小，代表不了中国。众人问那你推荐谁呢？他说，我看老舍行。那时候，老舍已去世，梁实秋并不知道。
鲁迅与闻一多和梁实秋都闹翻过，笔战甚是激烈，我们的文学史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用二元论的观点褒鲁贬梁的。在他们看来，鲁迅与梁实秋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代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台湾那边，鲁迅的后代与梁实秋的关系亲如一家。鲁迅的后代经常去梁家吃饭，一同照相留念。
最令人感动的是，梁实秋在美时，人家劝他入美国籍，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为什么入美国籍呢。对海峡对岸的大陆故乡，他一直牵挂思念，这种思乡之情，竟溢在他晚年的作品里，浓烈甘醇。他在弥留之际，叮嘱家人，一定要穿上中式的长袍马褂，让灵魂回归故里……
“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闻一多、梁实秋，始终都是普通人，又都是融中西文化于一身的“五四”学人。倘我们做平心而论而不做笼统偏执的判断，从他们二位多彩的一生，能看到一个时代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我们应该怀念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