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老师只有三位，他们分别是吴三省、周彦文、杨岐。
吴三省老师是本村人，教我一、二、三年级的所有课目。他是我父亲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说起他的名字来，还有一个故事。记得那时，我们一群开裆裤们钻进破碾坊里玩，我抬头看见房梁上贴着一句标语。我虽说没上学，但在家里还是识了几个字的。我念道：打倒吴三省。开裆裤们马上就想起大人们白天里的游戏来，就一路喊着到了学校。老师见是一群野娃娃，就把我们撵跑了。可是村里的主任却没轻易马虎这件事，晚上召开了村民大会，声讨了一顿吴老师。父亲开完声讨会，又接着在家里主持我的批斗会。我屁股上挨了两巴掌。父亲说：“怪不到人家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你才识了几个字，就给我惹了这么大的事。”我不明白，在声讨会上父亲因我还受到表扬呢。吴老师的罪是名字惹的祸，原来人们叫他吴三省（sheng），他纠正说他叫吴三省（xing），还之乎者也了几句。结果他就成了村子里的孔老二。之后，我就成了他的学生。他讲课不错，毛笔字写得更不错。出于好奇，我自己扎了一支毛笔，还剪秃了狗尾巴。他见了后就笑。笑完了就把他的那支毛笔送给了我。可惜再没遇上爱写毛笔字的老师，更可惜的是那支毛笔也遗失了。
到了二年级，就该加入红小兵了。快到六一了，我的心里很紧张。我知道比我大三岁的班长嫉恨我的成绩好，也嫉恨老师经常批评他成绩差。如果他从中作梗，我就别指望了。果然，就落一个名额了，还没人提我。“完了”。我绝望得真想哭。就听吴老师说：“我提名柳向荣，同意的举手。”同学们都偷眼看班长，没人举手。吴老师举起自己的左手说：“我同意。”没想到班长站起来说：“你是孔老二。不算数。”吴老师严厉地说：“上课时我是老师。”班长气哼哼地坐下了。同学们才纷纷举手。过后，我遭到班长的报复。但我看着胸前的红领巾，心里就有一团美丽的火焰。
第二年就粉碎了“四人帮”，吴老师也不再是孔老二。可是人们还是叫他吴三省（sheng）。只是他再也不去纠正了。
周彦文老师，是邻村人，教我四年级。他也是吴老师的学生。初中毕业就当了民办教师。他很严厉，同学们都怕他。不少同学都挨过他的打，我也不例外，但只有一次。那是因为我用纸做的手枪深受同学们喜爱，我就卖弄地拎枪在手，嘴里响着枪声，没听见上课的铃声，朝着门外射击。周老师端着一叠书正撞在我的枪口之下。同学们一片哗然。周老师冷脸“缴”了我的枪，扔进火炉里，顺势又给了我一脚。我的一条腿顿时触电般麻木。
周老师喜欢把数学竞赛跟体育锻炼结合起来。他把竞赛题写在小黑板上，挂到百米之外的树枝上，然后让我们先跑百米再抢答赛题。我跑得不算太快，结果却总是第一。渐渐地我就骄傲起来。一次，周老师讲赛题时，指着一道题问谁会做，我心怀不屑，没有举手。周老师就点我的将，而我也不含糊。可是，周老师并没有夸奖我，只是狠狠地说：“懂装不懂，是一种骄傲。自以为了不起更是一种可恶的骄傲。”这声音振聋发聩，二十年后仍响在我的耳边。
杨岐老师教我五年级。他是个笑口常开的乐和人，教书也不拘一格，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夏日里，他就把课堂搬到树荫下；冬天里，他就把课堂挪到雪地上。他让我们用木棍在山坡上、荒地里、操场边边背边写。他说手过一遍，胜过口诵千遍。凡足迹所至之处，必有我们书写下的土色文字。他还说大地就是我们的作业本。要把这么大的作业本写完，就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至于冬天在雪地里跺着脚背课文，更充满着欢乐。我的“郑人有欲买履者……”等文言小故事就是在雪地里背会的。杨老师望着我们冻红的脸蛋问：“冻不冻？”我们就说“冻”。杨老师说：“冰天雪地里，没有不懂的人。”同学们才明白过来，心里更加暖和。
临近升学考试前，公社里组织了一次小学五年级语数竞赛活动，杨老师让我参加。我当时十一岁，还不会骑车。一路上，杨老师捎着我。半路下起小雨，杨老师脱下外衣让我裹住，担心我着凉。我口拙，心存感激却说不出口。杨老师见了就笑着说：“我出力气，不要紧的。”竞赛结果我是数学第一，语文第三。杨老师本来就合不住的笑口，发出了哈哈哈的笑声。
这三位老师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深刻的。尽管只是一些琐碎小事。可就是这些小事，一点一滴地积攒在我的心里，或经验或教训，使我受益匪浅。
这就是我的小学老师们。他们日复一日地永远做着这样那样的琐碎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然而，正是他们守望着我的少年。他们是我心中永不褪色的一道风景线。
（1998年发表于《班主任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