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族先民来源于中东地区。回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唐宋时期（公元618～1279年）回族先民产生
公元570～632年，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复兴传播伊斯兰教，随后建立了伊斯兰穆斯林的国家。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继承者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公元632～634年），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并开始向外扩张。在以后的几任哈里发统治时期，继续向外扩张，7世纪中叶征服了波斯，到8世纪中叶，建立了包括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波斯、中亚、亚美尼亚、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等地的阿拉伯大帝国，当时的阿拉伯大帝国横跨亚、非、欧三大洲。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也随之帝国的势力传入世界各地。阿拉伯大帝国的使臣以及大批商人通过陆地丝绸之路、海上香料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们不仅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有的还在中国定居、繁衍，他们就是最早的中国回族先民。
公元651年，唐朝贞观年间（高宗永徽二年），据《唐书·西域传》等史籍记载，穆罕默德的弟子撒哈八散阿的·宛葛思作为阿拉伯帝国正式遣派使者来华。两国正式缔交后，阿拉伯使节和“贡使”来中国不断，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我国史书记载，仅在唐代，阿拉伯使臣来华次数就达37次之多。不被记载的民间商贸活动往来更加频繁。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阿拉伯人应唐萧宗李亨的邀请，派十多万军队前来帮助平定安禄山之乱。后来这些人留居在中国，也成了中国穆斯林先民来源的一部分。
在这段时期，唐朝人用“大食”这两个字称呼阿拉伯国家。大食是TaZi的译音，原是一个波斯字。从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起，一直到蒙古人入中原止，中国朝廷及原住民都使用着这个名字称呼唐宋时期的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称为“胡商”“蕃商”，对伊斯兰教，唐宋朝代叫作大食法。唐代杜环撰写的游记《经行记》是我国最早用汉文记述伊斯兰教教义的文献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非穆斯林介绍伊斯兰教最为扼要正确的记录。该书较准确全面地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礼拜、斋诫和日常生活上应该遵守的一些教义教法。可惜，《经行记》原书早已遗失。现在我们只能从《通典》上引用《经行记》的几段，共计105个字。从中略知其记述当时伊斯兰教在我国的情况：
……“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礼天。”“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罪责自负，不相株连。”“法唯从宽，葬唯从俭。”……
唐宋时期在中国落户的阿拉伯、波斯等国的穆斯林，主要集中在都城长安及沿海广州、泉州、扬州及海南岛一带，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类物品的贩卖，并运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在八九世纪时，阿拉伯、波斯商人的珍宝是较出名的，我国古书中所描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都是藏有珠宝的富商，品质上乘的珠子一颗就可以卖很多钱，大的象牙重100多斤，犀角重10多斤，香料中的乳香是宋朝廷特别统购的专卖品。一直延续到一千年后，经营香料、药材、珠宝，仍是我国回族的传统行业。当时在中国的波斯商人并不比在中国的阿拉伯人少，只是统称他们为大食人或阿拉伯人罢了。随着人口逐渐繁衍，这些商人很快就达到了五十多万。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建盖清真寺，营造公共墓地，娶妻育子、繁衍生息，成为“土生蕃客”。
在8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马尔瓦则的《论中国突厥人与印度》一书中还记载了什叶派穆斯林大批进入中国的最早史实。大约在7世纪80年代，阿拉伯帝国内曾爆发了反抗伍麦叶王朝的武装斗争，反抗主力是什叶派穆斯林。在这次反抗斗争失败后，有一批穆斯林因逃避伍麦叶王朝的逼迫逐渐由西向东迁徙，来到中国北方，学会了当地语言，作了中外贸易的“牙客”（中介人）。而今天的回族中，做牛、羊、马、干果、古玩等中介行业“牙客”的人仍有很多，特别是在我国北方一带。
五代至宋辽金夏时期，中原战争频发，北方政权林立，交通颇受阻塞，但东南地区为两宋控制之地，因而海上丝绸之路依然畅通，阿拉伯、波斯商人和使者继续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建立了具有“政教合一”性质的蕃坊组织。它既是在中国大食人的社会管理机构，又是穆斯林的宗教组织。《苏莱曼游记》这部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游历中国的书中记载当时的广州蕃坊：“其处有回教牧师（教长）一人，教堂一所，……各地穆斯林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教徒诉讼。……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教徒共同礼拜，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同为回教的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可兰经》《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习惯行事。”
经过唐宋六百多年的发展，中国回族先民尽管有所繁衍，宗教习俗尽管始终不变，但还远远没有形成民族共同体，他们还缺少同族之间的政治联系，也没有得到必要的政治地位，中国唐宋政府对“蕃客”的政治活动限制也很严格，然而这些“蕃客”的“侨居”观念也较浓，在当地广大的中国原住民眼里他们仍然是“蕃”与“客”。
（二）元代时期（1271～1368年）回族共同体初步形成
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回族人数增长发展比较快，主要原因是成吉思汗的三次西征，也是中国对外大开放时期。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带领其子孙进行了三次西征（1219～1225年，1235～1242年，1252～1260年）。
蒙古人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的穆斯林集聚生活地区，征服了中亚、西亚各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巴勒斯坦、叙利亚、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埃及、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一直进入到了当时伊斯兰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伊拉克的巴格达。
西征中，蒙古军队每攻克一城一地都要俘掠工匠和妇孺为奴，并签发征调青壮年充军。这样，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中亚、西亚各地各部落和各王国的工匠、平民、军士以及一些降将、贵族和学者等，都被迫签发或安置到中国从事各种工作，这些人多达数百万。
同时，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被编入蒙古军队，成为中国历史书中“西域亲军”“回回军”“探马赤军”等部队，他们参加了统一中国的战争。他们战时从征，平时就地屯垦牧养，过着亦军亦民的生活。他们分驻各处，以西北陕、甘、宁居多，有的则迁征西南、江南、中原各地。他们定居以后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特点，有的充当职业军人，有的从事手工业、农业和商业活动，也有少数人入仕做官。总人数规模大大超过了唐宋时期的“土生蕃客”。
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保证了商路运输安全。蒙古人建立了中国与西亚来往的通道。安全良好的经商环境对鼓励商业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一时中西交通敞开，商旅往来不断。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都畅通无阻，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特别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
这一时期来中国的中东地区移民，不仅数量大，而且绝大多数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在中国回族形成的过程中，比唐宋时期的中国回族先民（“土生蕃客”）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唐宋时的回族先民穆斯林主要活动于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元代的回族先民穆斯林则分散深入到中国各地的大小城市、乡镇、农村，其社会活动遍布各行各业。蒙元时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回族先民大批定居并落籍中国的时期。
元代在创建过程中，许多回族将领在蒙宋战争中建立了战功。蒙古人忽必烈汗即位后，起用了一大批回族杰出人物，政治家有阿合马、赛典赤·赡思丁等，制炮兵器师有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工程技术专家有也黑迭儿丁等，天文历法家有扎马剌丁等。
元代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元朝首次正式成立“回回户”，这标志着中国回族先民的“蕃客”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客”变“户”，正式被当朝政权承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新的一员。到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时，仅中都（今北京）的回回户即达2953户。元代，“回回”一名词开始代替唐宋时期“大食人”的称呼。“回回”一词最早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和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中出现。“回回”一词的概念从元代初期开始增加了种族的含义。
元代实行四等人制和户籍制度，四等人制是按种族划为四个等级。色目人中即包括回回，是元代四等人中的第二等，当时回回的地位一般高于汉族。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元代对少数民族的宽松政策，都促进了回回人的壮大。元代回回人与唐宋“蕃客”最大的差别在于，元代回回人以中国为家的观念大大增强。元中期后，回回人改用汉姓的逐渐增多，普遍学习汉文、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只作为官方语言和宗教语言。
元代时期，回回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为元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回回人在元朝立国的90多年中，担任过朝廷宰相（包括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的就有16人，担任过各行省官的多达32人。
回回中的贵族、官宦、学者及商人的活跃，对于元朝的开国和中西交通的开拓，以及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因为回回人在政治、军事、经济、学术上都有相当高的地位，这一阶段，他们在中国各地的分布和在各项事业中为自己的长期发展打下了根基，回回群体在这时都不再以客人自居。同时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进而使伊斯兰教随着他们的定居而在中国本土上扎了根。
元代是回回人不断融合其他民族扩充本民族的时期，也是中国回族共同体逐渐形成的时代。早期中国回回人只限于中东地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但共同的伊斯兰信仰和文化，使回回人的范围扩大到伊斯兰化的突厥人中去，进而使一些原先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阿速人（原居于北高加索的伊朗人，绿睛回回）、吉普赛人（罗哩回回）、犹太人（术忽回回）、蒙古人（阿难答部众）加入了回回人的行列。
蒙古人因皈信伊斯兰教而融入回回人的例子中，阿难答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之孙阿难答，自幼为一穆斯林抚养长大，信仰伊斯兰教并潜心研究《古兰经》和攻读阿拉伯文，至元十七年（1280年）继安西王位之后，在其辖地河西、关陇地区及所部蒙古军民中传播伊斯兰教，广建清真寺，实施回回历，“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
此外，北宋从印度孟买等地区来中国经商侨居开封的犹太人，因其习俗与伊斯兰教有相似之处，又以青布缠头，被称为“青帽回回”或“蓝帽回回”。蒙古族西征时，征服了讲波斯语的部落阿速人。阿速人原信奉东正教，进入中原后组成阿速军，被称为是“绿睛回回”。
在历史的长河中，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融入到了今天的回族当中，尤其是当时的犹太人，由于宗教上的亲近关系，后来成为穆斯林的较多。同时其他一些被称为回回人的基督教徒、祆教徒也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今天回族的早期先民之一。
在回族的族源上，还有许多非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人种，比如“罗哩回回”，这是元代对吉普赛人的称呼；另有宋元时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穆斯林即“占城回回”，后来许多也迁居中国；而“昆仑回回”（“黑回回”）则是对今中印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上属于马来人种的穆斯林的称呼。
在元朝中期后，回族的特点和生存成长条件处于不断形成完善之中，回回人为适应社会生存发展需要，开始采用汉姓、汉名，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与外族通婚十分普遍，由于不断融合外族和自身的繁衍，在人数上不断增多，在中国本土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之状。在元代，回回人事实上成了在中国居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色人种的总称。
（三）明代时期（1368～1644年）中国回族共同体形成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君主宗法达到顶峰的时期，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近代化的因素。明朝人思想空前解放，追求权利，追求个性，追求功利，对传统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明朝科学文化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中国医药学的百科全书《本草缉目》、农业的百科全书《农政全书》、音乐十二平律的《乐律全书》、中国文学的传世经典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诞生在明朝，还有奇书《金瓶梅》……都对人类文明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治隆唐宋，远迈汉唐”这八个字是清康熙皇帝手书，刻在南京明孝陵朱元璋陵墓前的石碑上。在历史上，明朝朱元璋是一位杰出的皇帝，有自己的治国理想，他建立的政治制度，不仅维系了明朝277年的统治，而且为清朝所继承，影响深远。中国汉唐当时的影响力远播于疆土之外，汉唐普遍被人们称为盛世，但明朝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汉唐。永乐皇帝在位期间，30多个国家的使团追随我国回族穆斯林杰出人物郑和的脚步来到中国，许多国家的亲王、使臣长期居住在中国，甚至老死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当时的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据史记，当时全世界每年出产的白银，有三分之二都流进了中国。“远迈汉唐”并不是一句空话。
明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回回穆斯林社会经济状况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在内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回回穆斯林聚居村，大部分是由元人以来军屯的回回官僚田庄发展而来的，有的则是因为人口繁殖而自然形成。
明末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在一些交通沿线的城埠里，回回人的手工业同传统的商业相结合，发展迅速。例如制瓷业、制香料业、制药业等十分兴旺发达，并逐渐成为了中国回回穆斯林的一种传统行业。在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回回穆斯林内部也开始贫富分化。农村中出现了地主与贫困的农民，城镇中既有富商大贾，也有手工业者贫民。有的人在朝廷中做官，地位显赫，有的人则参加科举成了举人、贡生、进士，从事政治文化活动。
在明代，许多杰出的回回穆斯林人物脱颖而出。开国功臣有胡大海、冯国用、冯胜、常遇春、沐英、蓝玉、丁德兴等人，抗击外侵的有麻英、达云等戍边名将，世界著名的传奇航海家郑和，刚直不阿的著名清官海瑞，反对封建礼教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马文升，文化名人还有丁鹤年、马自强、金大车、金大舆、马继龙、闪继迪、马上捷、马锦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回族这时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伊斯兰学者。除了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外，还有以汉文译著闻名于世的王岱舆、张中、伍遵契等人，他们的众多著作对我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
明代虽然对汉族以外的其他部族作了种种限制，但对于回回穆斯林之信仰还是非常尊重的。这可能是因为回回穆斯林对明王朝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的结果。他们有的运筹帷幄，有的转战南北，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卓越功劳。当时民间经常演出《十回保朱》的戏剧，反映元末一大批回回穆斯林拥戴朱洪武开创明代的故事，他们都是名载史册的回回穆斯林杰出人物，民间传说认为明朝江山是回回穆斯林打下来的。
明王朝前期统治者对回回穆斯林予以了许多优待，如对甘肃回回穆斯林免税，将西北地区的一些回回穆斯林迁徙到较富庶的华北、江南一带，并吸收他们的上层人物到朝廷任职。明王朝统治者希望广大回回穆斯林能够按《古兰经》的意旨去“导引善类”“敬天事上”“益效忠诚”。
明太祖朱元璋当政在位时期，他任命回回穆斯林大师尔某等为翰林院翻译，专职编辑伊斯兰教经典，曾御书百字赞美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并敕修大清真寺于西安、南京以及滇南、闽、粤诸地。
有中外学者甚至认为，朱元璋本人就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兰教。大多数明史研究者认为，朱元璋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兰教似乎很难站住脚，但说朱元璋和明王室与回族关系密切却是可以使人相信的。因为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朱元璋的马皇后本人就是回族，而明朝武宗也曾纳回回女为妃，在回回遍天下的时代，回族人在皇宫内院的估计也不会只有一两人，因而皇室家族个别人会在某些方面保留一些回族习俗甚至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也可以回答明史上的许多史料疑点，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伊斯兰教和回族人在明代社会，尤其是明皇室中确有较大影响。
在这样良好的族群发展社会背景下，我国回回穆斯林在经历了长达六七个世纪的迁徙、繁衍和发展之后，在中国大地上牢固地扎下了根，形成了回族民族，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力量。
前面讲到，我国明朝前期一度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明朝进入中后期后，国势由盛转衰，社会矛盾逐步尖锐，虽然历经几番改革，暂缓了阶级矛盾。但因触及大官僚地主的利益，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最终改革被破坏，大明王朝也由此走上衰落之路。
郑和七下西洋归来，明朝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自7世纪以来八百年的对外开放历史至此告终。
在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归来前八百年的漫长历史中，外来宗教在我国移植成功的只有佛教与伊斯兰教。
我国先后由国外移入的宗教有佛教、祆教、摩尼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波斯祆教南北朝时传入，经隋唐两宋，在长安、洛阳、镇江等地建有祆祠，至元代已消亡；摩尼教唐代传入，至清代已不复存在；犹太教12世纪时传入，随着犹太人融合于汉、回民族之中，犹太教也就自然消失了；基督教曾几度传入，几度消失，到了近代才再次传入。
在这八百年间，佛教、道教曾先后荣列国教地位，伊斯兰教却从未有此殊遇。伊斯兰教只是在早期侨居的蕃客和后来形成的回族等少数民族中一脉相传，它不像佛教由中国人赴印度求法归来在汉族中传播，并成为在汉民族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但历史上佛教与儒学逐渐融合。只有伊斯兰教在默默地移植中虽经历了历史的风雨，显示出了一种极强的生存发展力。
明代是回族民族最终形成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回族形成的过程。而明代的伊斯兰教已经彻底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使回族在中国本土上孕育成长了起来，回族已不是昔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西域人或被迫东迁的回回人，也不是信仰上融入了回回的汉人、蒙古人，而是一个有别于汉族文化，有着异域风格的新型民族共同体。
明朝这段时期，回回人最重要的变化是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和民族意识增强。这种建立在共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一种以宗教感情为基础纽带，以弱小民族生存的现状为可能而形成的，因而这时的回族人已分不出其先祖是阿拉伯人、波斯人、蒙古人或汉族人了，因为他们已拥有统一的、规范化的、能够共同认可的一系列严格的信仰、生活习惯、风俗礼仪，而这些都统统构成了回回人共同的心理素质外化的基础和内容，于是“回回见面三分亲”“党护族类”“行费居送，千里不持粮”“同类相遇则亲厚”“固守其俗终不肯变”如此等等，都是对回族共同心理素质外在表现的客观描述。而这种共同的心理素质尽管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的身上表现程度不同，内涵也不尽一致，但却有着坚固的可持续稳定性，至今不衰，她是构成回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独特因素。同时伴随着我国回族的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回族文化也逐渐形成。
（四）关于回族的来源的其他研究
关于回族的来源，是涉足回族史领域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回族族称的相关所在，历来论者颇多，回族学者马金宝总结归纳了在学界曾经流传的八种观点说，其中有将族称与族源分别论述的，也有将二者混合为一的。
回国人说此说最为流行，认为回族主源为13世纪随西征蒙古军东来的中亚、西亚回回人，影响较大。白寿彝、林干等人均持此说，这也被认为是明代以后“回国教”观念形成的根源。
回鹘说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最早持此说。屠寄《蒙兀儿史记》进而言“回回”为“回鹘之音讹”。清代及其后的魏源、洪钧、丁谦、陈垣、岑仲勉等均延续并肯定了这一观点。但大多又为指证“回回”这词源，对其族源不一而足。
突厥说徐珂《清稗类钞》、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等持此说。其以流溯源之片面性不言而喻。
阿拉伯说李光廷《汉西域图考》持此说。回族民间亦有类似朴素说法，甚有“回回”为唐代阿拉伯人“去了又回”和东来平叛阿拉伯士兵因想家而念叨“回（家）”形成“回回”这一传说。
波斯说冯承钧《景教碑考》引王旭语而持此说。其以点概全之误亦很明显。
九姓胡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持此说。后人多以其为误证。当代学人高郜先生《回回源流考论》独钟情于此说。独辟蹊径，可为一家之言。
大食蕃客说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持此说。教内学人多有持赞同态者，其将民族上限绵延的做法可以理解。
汉回同源说周开庆《西北剪影》及国民党内要员多持此说。这是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回族为一单独民族成分之谬误的流传。
以上八种来源说，高嵩先生在其专著《回回族源考论》中有详细的评价。
而关于回族来源，近几年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回族是以元代前后进人中国的中亚、西亚各族人为主体，汇合了唐宋时进入中国经商、传教、求学等而定居的一部分阿拉伯、波斯人后裔，并融合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主要是汉族）成分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民族。
至于其族称之演变，可以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回回”一词，是从唐宋时期的回纥、回鹘音转而来。元代回回，主要用以称呼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诸民族，但有时又泛指一切西域人或色目人，要作具体分析。明代回回，既有“穆斯林”之义，又有“回民”之义，要加以区别。清代至民国的回回已有明确的民族意义的划分，并有将国内各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不准确地分为“缠回”“撒拉回”“番回”“汉回”等做法。回回一词所蕴含之民族与宗教意义开始混淆，因而又普遍有“回教”“回部”的称呼。新中国成立后才明确将回族加以确认，“回回”专指这一民族而言，现在称为“回族”。
一个民族的形成，斯大林有个著名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科学地举出了民族形成的四个标准（或四个特征），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从回族的历史上看，她是形成于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新型民族共同体，是由来自海内外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吸收和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在她的形成和发展中，与其他民族不同，不是通过某个氏族、部落融合、发展而成的，不具备一般民族形成中种族的单一性。回族的族源在种族、民族成分的构成上是中外土著和非土著的多元结合，而且种族来源的出现在时间上也有先后，这就构成了不同地区的回族在形成时间上并不完全一致。在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中，伊斯兰教起了十分重要的纽带和决定作用。完全可以肯定，如果伊斯兰教没有传入中国，就不可能产生并形成中国回族。
在我国，回族是形成较晚的一个民族。然而，由于她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成长发展起来的，起点较高，所以从其伊始就以生气勃勃的精神活跃于中华大地，对祖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回族形成于中国，但她又不同于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中国的那些土著民族。唐宋大食人、元代回回人活动之初，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域。但是，历史上，回族人民在祖国的开发建设中，特别是在地多人少的边疆地区的垦牧活动中，以及在西北、云南等地的农业建设中，都曾付出过很大的努力。他们靠勤劳的双手，使自己扎根于中华沃土，并为这片沃土增添了新的风采。
综上所述，中国回族先民来源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及中亚、西亚穆斯林工匠与军士。回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1.中国回族先民群体产生阶段
从穆罕默德公元610年在阿拉伯复兴传播伊斯兰教到651年阿拉伯帝国正式派遣使者来华，延续到公元1260年。
2.中国回回群体聚合的重要阶段
蒙古国时期，即公元1260～1271年，指元朝建立以前的蒙古前四汗时期：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期和忽必烈汗的早期。
3.中国回族共同体初步形成阶段
元代时期：公元1271～1368年。
4.中国回族共同体形成
明代时期：公元1368～164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