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伊尹具有强烈的济天下之难的责任心，那么生活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的孔子，则在以仁义为灵魂，以天下为己任，济世救民的价值观支配下，在治国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仁治”、“礼治”主张。他的这一思想主张，成为当时及后世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
那是在鲁昭公管理国家的时候，鲁国发生了内乱，鲁昭公被迫出逃。孔子也离开鲁国来到齐国，做了齐国执政大夫高昭子的家臣。
有一次，高昭子把孔子推荐给齐景公。齐景公问孔子国君应该如何施行国家政事，孔子回答说：“国君在施行国家政事时，首先是做国君的要像个国君，做臣子的要像个臣子；做父亲的要像个父亲，做儿子的要个儿子。”
齐景公又问施政原则是什么，孔子回答说：“施政最重要的是控制支出，节省财力。”
从此以后，齐景公常常与孔子一起谈论政事，时常约孔子同去郊外打猎，感觉和孔子在一起如沐春风。由于相处日久，教益日深，还给孔子提高了待遇。
有一年春夏两季，齐国滴雨未下，农作物颗粒无收。孔子日夜牵挂灾民，但自己身居客地，也没有办法救济他们。齐景公更是为此心急如焚，要前来向先生请教解救的良方。
孔子说：“您如此怜惜百姓，仲尼实为敬服，这也是齐国百姓有福，能遇上这样一位仁德的君主。民为立国之本，一个国君能爱惜百姓，这个国家必能兴盛，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也是可能战胜的。”
齐景公又问用什么办法来赈济灾民为好，孔子说：“过去尧帝时发生过9年水灾，商汤有7年旱灾。水旱灾荒，古代圣明帝王在位，也是无法避免的。尧舜时代，常常遭遇水灾，后来经过大禹治水13年，水灾才慢慢减少了。丘认为最好的赈济办法首先就是免除百姓的苦役，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然后向丰收的邻国买粮食，并半价转卖给饥民，这叫平粜。最重要的是水旱灾荒必须常年预防，不可临渴掘井。”
齐景公担心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孔子说：“丘的想法，就请国君劝导那些富足的官家，每户拿出数十石，就可以救活一批灾民。”
齐景公于是决定召集大夫出粮赈灾，孔子又说：“开仓放赈，容易被一些昧着良心的人从中作弊，即使国君拿出了粮食，饥民所得无几，因此必须选派贤德的大夫去做才是！”
就这样，齐国上下都投入了赈济灾民的热潮之中。孔子因此在齐国百姓中享有盛誉。
孔子主张用“仁爱”的方式治理天下，在齐国施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一些大臣嫉妒 孔子之心也日渐强烈，一次又一次地在齐景公面前贬低孔子。由于坏话说得太多，齐景公的态度也慢慢转变了。
这一天，孔子的弟子南宫适差人送来书信，信中介绍了鲁国政治已趋稳定的情况。孔子阅信后，更有归国之意，就对弟子子路说：“我离开鲁国已是数年，鲁国毕竟是父母之邦啊！”
于是，孔子启程归国，时年38岁。
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至公元前501年，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的孔子已经51岁了。
在中都宰的位上，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卓有成效。有一次，鲁定公问孔子，能不能用治理中都的办法治理鲁国，孔子回答得相当有信心：“用我的方法治理天下都可以，何况只是一个鲁国呢？”
于是，一年之后，孔子便被另任为司空，接着再任为大司寇。这样，孔子参与政治的抱负终于实现了。
孔子在任司寇时，强调“仁治”、“礼治”的教化作用，反对滥施刑罚。比如，有一次在处理父子诉讼案时，面对父亲告儿子不孝、儿子告父亲打人的控告，问清情况的孔子并没有立即判谁的罪，而是把他们监管起来让他们各自反省。等到都想通了并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对之处，孔子竟然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是自此父慈子孝，连个口角也不再发生。
当时的当政者季桓子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孔子是背离以孝治民的道路。但是孔子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认为为政者要做表率，反对不教而诛，主张不杀无辜、不滥施刑罚。
还是在孔子的司寇任上，有一次从衙署下班回家，路上听到了马厩失火的消息。他首先关心和问及的，是人有没有受伤，而没有问及马匹及财产的损失情况。
虽然这只是一件不大被人注意的小事，却也反映着孔子内心深处的“仁爱”的思想，体现了对于人的重视，而且危急时刻，更能够看出人的根底的善恶。
作为全权负责公检法的官员，处理案件，审判官司，当然是他的首要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时候，他一改以往由贵族官吏根据惯例专断判决的习惯，而是从“仁”的精神出发，将民主的东西引进诉讼。将凡与案件有关的人员找来谈话，一一问询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再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
孔子也注重诚信。据《论语·颜渊》记载，有一次孔子弟子子贡问老师说：“如果迫不得已必须要从粮食、军队与武器、百姓的信任三项中去掉一项，那么去掉哪项合适呢？”
孔子坚定地回答：“去掉军队与武器。”
孔子的这个回答很经典，以至于成为了后世朝廷共同标榜的原则：没有粮食不过饿死，但如果人民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也就会完了。
在为官方面，孔子为古代的知识分子带了一个好头，那就是有原则、有思想，真做官、做好官，而且是认真做官。
公元前500年夏天，孔子陪同鲁定公参加了齐、鲁两国夹谷之会。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光彩的一页，集中体现了他的“礼治”思想的精髓。
在盟会上，齐国大夫犁弥鼓动齐景公用武力劫持鲁定公。孔子带着鲁定公往后退，并命令随从道：“士兵们，快拿起武器冲上去！”
孔子转头对齐景公说：“两国国君友好会见，而华夏之地以外的夷人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这不是齐国国君命令诸侯会合的本意。华夏以外的人不得图谋中原，夷人不得触犯盟会，武力不能逼迫友好。这样做对神灵是不吉祥的，对德行也是伤害，对人却是丧失礼仪，国君一定不会这样做。”
齐景公听了孔子这番话后，急忙叫劫持鲁定公的人避开。
即将举行盟誓时，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上了这样的话：“一旦齐国军队出境作战，鲁国如果不派300辆兵车跟随我们，就按此盟誓惩罚。”
孔子作揖回答说：“如果你们不归还我们汶水北岸的土地，却要让我们供给齐国的所需，也要按盟约惩罚。”
齐景公准备设享礼款待鲁定公。享礼是当时使臣向朝聘国的君主进献礼物的仪式。
孔子对齐国大夫梁丘据说：“齐国和鲁国从前的典礼制度，您怎么没听说过呢？盟会的事已经结束了，而又没有设享礼款待，这是让办事人辛苦了。再说牺尊和象尊不出国门，钟磬不能野外合奏设享礼而全部具备牺象钟磬，这是抛弃了礼仪；如果这些东西不备齐，那就像用秕稗来款待，是国君的耻辱；抛弃礼仪则名声不好。您为什么不好好考虑一下呢？享礼是用来发扬光大德行的。不能发扬光大，还不如不举行。”
最后，齐景公只好打消了举行享礼的想法。
夹谷之会以后，鲁国的地位有所提高，孔子的影响也有所扩大。
孔子56岁那年，又由大司寇，代理相国职务。他参与国政仅仅3个月，鲁国的风俗就大大变了样。孔子的事业和影响越来越大。
孔子的成就使齐景公感到害怕，齐景公特地挑了80名美貌的女子，让她们穿上华丽的衣服，教她们学会舞蹈，加上120匹骏马，一起送给鲁定公，以腐蚀他的意志。这一计果然奏效，鲁定公沉湎于娱乐之中，不再过问政事了。
孔子的学生子路见到这种情况，便对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吧！”
孔子一直对自己的国家有着深深的爱，即使是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他的心里还抱有最后一线希望。于是回答说：“鲁国现在就要在郊外祭祀，如果能按照礼法把典礼后的烤肉分给大夫们，那我还可以留下不走。”
结果，鲁定公违背常礼，没有把烤肉分给大夫们。孔子深感在这种“礼崩乐坏”的情况下，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于是辞去职务，带领一批弟子，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旅途。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先后到过卫、宋、郑、陈、蔡、楚等国，本想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说服各诸侯国的当政者实行礼治仁治，然而终无一国接受，最后返回鲁国。
孔子返回鲁国后不再求仕，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用在了文化教育上。他努力搜集整理国家历史上的文化典籍，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作《易传》。这些文献，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十分难得的文化瑰宝。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愿望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
孔子“仁治”、“礼治”的思想与实践，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与“大禹精神”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精忠报国精神的源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强盛而努力奋斗。
[旁注]
大夫 古代官名。西周时期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后世遂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秦汉时期，朝廷要职有御史大夫，备顾问者有谏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明清时期废除。
平粜 丰年由官府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粟，即平籴；荒年用平价出售积粟，即平粜。孔子曾经向齐景公提出这一方法。战国时魏国李悝也提出这一主张，用以扶植、调剂农业生产。后世也有平粜，但在执行中，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出现弊端，使平籴、平粜不能起到应有作用。
司空 古代官名。西周时期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寇、司士、司徒并称五官，掌水利、营建之事，金文皆作司工。春秋战国时期沿置。春秋时期的孔子曾任鲁国的司空。此外，司空也为我国姓氏之一。
大司寇 西周时期的司寇。周天子是最高裁判者。朝廷设大司寇，负责实践法律法令，辅佐周王行使司法权，大司寇下设小司寇，辅佐大司寇审理具体案件。大、小司寇下设专门的司法属吏。此外，基层设有士师、乡士、遂士等负责处理具体司法事宜。孔子曾出任大司寇。
相国 春秋时期齐景公设左、右相，相成为齐国卿大夫的世袭官职。以后其他诸侯国也有设置，或称“相国”，或称“相邦”，或称“丞相”。如魏国魏文侯以李悝为相以后，列国纷纷开始设置“相”这个文官总长，以及“将”这个武官总长，文武开始分立。
大同 出自《礼记·礼运》。是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这种思想，源远流长，产生于先秦时期。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诱人的力量。因此，它在我国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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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爱国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
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晏子维护国家的尊严
春秋时期，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不仅出现了孔子那样的思想大家，也有像晏子这样维护国家尊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当时的齐国早已不是管仲为相时的齐桓公时代，中原霸主的地位早已易位，国势日渐衰微。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外交就显得更加艰难，也变得更为重要了。
晏子不仅德行出众，而且头脑机敏，能言善辩。作为国王的主要助手，他曾经多次出使他国，在外交过程中，有理有节，进退有度，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充分表现出了维护国家尊严的忠诚与能耐。
有一次，晏子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听说后，就对左右人说：“晏子是齐国最能言善道之人，现在他要来，寡人欲羞辱他一番，该如何做呢？”
于是，左右之人献计种种。
待到晏子如期出使楚国，到了城门口时，楚人想要嘲笑他身材矮小，因此故意不开正门，而是在正门旁开了个小门来迎接他。
在古时，家居院落等建筑会在正门旁的墙根开个小门或留一小洞，方便狗儿出入。
晏子若从小门进，正中楚人之奸计，无疑是受辱；若从城门进，必须找到一个理由，否则便显得无能，也是受辱。楚人就是这样给晏子出了一个两难之题。晏子一眼就看出了楚人的意图，毅然拒绝从小门入。并机智地抛出了这样一个推论，一下就解开了两难之题。
晏子对着迎接的官员说道：“只有出使狗国者，才从狗门而入；而今我晏子出使楚国，不当由此门而入。”
晏子这一推论明确地告诉楚人：从小门入，是我晏子一人受辱，可楚人你则要付出整个楚国受侮辱的代价；你楚人不愿付出受辱的代价，则我晏子就当从城门入。你楚人就看着办吧！
迎宾官员一听，脸色发红，却无言以对，只得打开城门，请晏子从大门堂堂正正进入。在第一个回合中，晏子取得了胜利。
晏子进入朝门，楚国几十员大臣等候着。楚国治理城郊的郊尹斗成然首先发话：“听说齐国在姜公封国时，强于秦、楚，货通鲁、卫，而自从桓公之后，屡遭宋、晋侵犯，朝晋暮楚，齐君臣四处奔波臣服于诸侯。但凭景公之志、晏子之贤，并不比桓公、管仲差呀，这是为什么？”
晏子说：“兴败强衰，乃国之规律，自楚庄王后，楚国不是也屡次遭到晋、吴两国的打击吗？我们的国君识时务，与诸侯平等交往，怎么是臣服呢。你的父辈作为楚国的名臣，不也是这么做的吗，难道你不是他们的后代？”斗成然羞愧而退。
楚大臣阳丐上前一步说：“听说你很善于随机应变、左右逢源，然而，齐国遭遇崔庆之难，齐多少忠臣志士为讨伐两人而献出生命，你作为老臣，既不能讨贼，又不能退位，更不能以死相拼，你留在朝廷还有何用？”
晏子说：“抱大志者，不拘小节；庄公之死有他自身的错误。我之所以留身于朝中，是要扶助新君立国、强国之志，而非贪图个人的性命。如果老臣们都死了，谁来辅佐君王呢？”
阳丐自知无趣退下。
楚右尹郑丹上前逼问：“你说得太夸耀，崔庆之难的重大事件，你只是隔岸观火，并不见你有什么奇谋？”
晏子答：“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崔庆结盟，我未干预；四族之难，我正在保全君王，这正是宜柔宜刚，怎么说是旁观呢？”郑无话可答。
楚太宰启疆闪出发问：“你贵为相国，理当美服饰、盛车马，以彰显齐国的荣盛。你怎么骑着瘦弱的马、穿着破旧来呢，还听说你这件狐裘，已经穿了30年了，你是不是太吝啬了。”
晏子笑答：“你太见小了，我自从居相位来，父辈有衣裘、母辈有肉食、妻族无饥荒，同时，依靠我救助的还有70多家。我个人虽然节俭，而富于三族、解除群士之难，这不是更显示出君王的德正吗？”
启疆叹服。
楚王车右囊瓦指问：“我听说君王将相，都是魁梧俊美之相，因而能立功当代、留名后人。而你身不满5尺，力不能胜一鸡，你不觉得羞愧？”
晏子坦然自若地回答：“秤驼虽小，能压千斤；舟桨空长，终为水役。侨如长身而被鲁国所杀，南宫万绝力却死于宋国，你自以为高大，还不是只能为楚王御马吗？我虽然不才，但能独当一面，忠心为国效犬马之力。”
囊瓦羞愧难当。
楚大夫伍举见大家难当晏子，忙解围说：“晏子天下奇才，你们怎么能跟他较劲呢？算了算了，楚王等着召见呢！”
晏子觐见楚王后，却又面临着“话难听”这一关。楚王为之设宴赐酒。坐定后，楚王故意问晏子：“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怎么派你当使者呢？”
楚王仗着“势”大气粗，完全不把晏子放在眼里，更不能把晏子当人看。明明活生生的人一个出现在楚王面前，可楚王他口出难言“齐国没有人了”，简直是目中无“晏子”！
晏子作礼答道：“齐国的临淄城有750百户，人人张袖可成荫，挥汗可成雨，行人来往川流不息，站立时必须并肩接踵，怎么会没有人呢？”
晏子有意误解楚王之意，而楚王仍不善罢甘休，又再次质问晏子：“那为什么要派你出使呢？”意欲置晏子于难堪之中而后快。
面对质问，晏子机智地予以了反击。他答道：“齐国派遣使者，各有所出使的对象，贤者出使于贤君，不贤者出使于不贤之君。晏子最为不肖，故最适合出使楚国。”
晏子假因溯果，先说齐王选派使臣的原则是各有所用，人尽其才。齐王的这一原则显然是出自晏子的机智假设。然后，他再说自己是最不肖者，有意贬低自己，说不肖的晏子我就只配出使到最不肖的君王的楚国了。
晏子的这番回答，其实是接连套用了这样的逻辑：大前提是，凡是无才无能之人，就只配出使无才能的君王的国家；小前提是，我晏子是最不肖的人，故只配出使到最无才能的君王的国家；结论是，既然我晏子出使的是楚国，那楚国的君王就是最无才能的君王了。
晏子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把楚王贬折了一番，使得楚王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无言以对。于是笑着赐晏子酒。
这时，楚王还不善罢甘休，他还有另外的计策。待饮酒尽兴时，恰好有两个小臣绑一人从殿前经过，经过楚王面前，楚王问道：“绑住的人怎么了？所犯何罪？”
臣子答道：“是齐国人，所犯是盗窃之罪。”
楚王又看着晏子，说道：“难道齐人生性喜欢偷窃的吗？”
晏子离席而起，回答楚王：“晏子听说，橘子生在淮南为橘，其味甜美，若生长在淮北就变成枳，酸小涩苦，其叶虽似，但果实味道却不相同。为何会如此呢？实是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如今人民生活在齐国不偷窃，来到楚国却偷窃，这难道是楚国的水土使他发生了变化吗？”
楚王见无论如何都羞辱不到晏子，反让自己感到羞愧，于是笑着说道：“圣人真是不可加以戏弄的啊，寡人欲让您受辱，反而自取其辱了。”
楚王依据事先的谋划，与“两个小臣”同唱双簧戏，暗中将晏子推入他们预计的陷阱中。殊不知，晏子灵机闪现，一个犀利的橘、枳类比，反将楚王推进了他们自设的陷阱中。楚王又一次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自取受辱，落得自我难堪的境地。
晏子出使楚国，楚王却想借机羞辱晏子，面对这种种困境，晏子竟能游刃有余，不仅自身不受辱，也保护了齐国的国威，还善巧地使对方自感羞愧，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真可谓是不辱使命。
晏子就是这样聪明机智，既不辱使命，楚国和齐国的百姓、大臣、诸侯、君王都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华。
[旁注]
姜公封国 姜公，即姜尚，字子牙，也称“吕尚”。先后辅佐了6位周王，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周武王平天下后，封姜尚于齐地的营丘。姜尚治国，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崔庆之难 崔杼和庆封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齐庄公与崔杼妻有染，两人联合由庆舍弑齐庄公，共立齐灵公的幼子杵臼为君，就是齐景公。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庆封心中暗怀嫉妒，便召集甲士抄杀崔全家，崔杼自缢而死。
右尹 古代官名。地位次于令尹，为楚国之卿。又有左尹，地位略高于右尹。古代各朝代左右的次位各有不同。此外，尹的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又为古代官的通称，如京兆尹、河南尹、州尹、县尹等。
太宰 西周时期设置太宰，即冢宰的首领。太宰的职责是“掌管国家的6种典籍，用来辅佐国王治理国家。”其中6种典籍是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可见当时的太宰是百官之首，相当于后来的宰相或丞相。不同的朝代职责和地位不同。
车右 古代车战时，站在御者右边的武士。车右一般选择力士，作战时保护车左之主帅，此将帅所乘之兵车也。行车遇到障碍时，则下车助推。兵车，则车左者执弓矢，御者居中，车右者执戟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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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齐景公心爱的小狗死了。他十分伤心，打算做一付上等的棺木厚葬爱犬，还决定让大臣们给狗举行隆重的葬礼。
晏子郑重其事地说：“大王，百姓听了这件事，必定不拥护您做国君，各国诸侯听说了，必定看不起齐国。内有不满的百姓，外被诸侯小看，再加上大臣们跟你学开心取乐，齐国危亡不远了，这难道是小事吗？”
齐景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说：“对呀！多亏您提醒了我。狗还是送厨房，炖了吃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