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的处世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正确把握自己,所谓的“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就是讲的这个问题。如果身居高位,不会萌发骄纵之心,不会狂妄自大,而会更加约束自己,谦以待下;如果身居卑位或者作为一介平民,也不会坏怨恨之心而滋生悖乱之行,而会恪尽职守,做好分内的事情。
因为深谙此道的人,对地位的高低根本不介于怀,又怎么会有骄纵和怨恨之心。“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一语,是儒家一贯倡导的处世原则,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思想,反对以消极的态度为人处世,所以当政治清明之世,会把所获的大道进行弘扬,以教化他人,使道大行于天下;但是,当国家无秩序,政治昏乱之时,无法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便会独善其身,勉力修行至道,免遭祸患以保全身体。
不过,这里所谓的“明哲保身”绝非只为苟且偷生,而是留有用之身,等待机会来时行道之用。
可见能遵循中庸之道的君子,无论处于尊位卑位,还是在治世乱世,都可以达到适得事理之宜的境界。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建立一个典礼完备、政通人和的大同社会。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孔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鲁国贵族季平子对孔子的渊博学识非常崇拜,同时也很赏识孔子的为人处世,他让孔子担任过委吏和乘田吏。季平子去世后,他的儿子季恒子也对孔子以礼相待,并向鲁定公举荐孔子为官。
在季恒子的举荐下,鲁定公任命孔子担任了中都宰的职务,即是中都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孔子带着弟子们走马上任了。
在行使权力之前,孔子给弟子们上了从政的第一课,主要内容是讲治国的根本。他告诉弟子们,治国的目的就是要使百姓们都富裕起来,这是顺天命,依民意的根本。等百姓都富裕起来之后,再教化他们,使百姓文明有礼。
孔子还告诉弟子,如果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感激和回报为政者。孔子郑重地告诉弟子:要管理好百姓,必须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狂奔的马,时刻有绳断翻车的危险。
走马上任之后,孔子带领弟子走村串户了解民情,在充分了解了情况后,孔子制定了一整套整改的措施,着重于改良社会风气,提倡节约并革除奢侈恶习。
在具体施行时,孔子力行中庸之道,不做过激的事,不走极端,处理政务合法合理,着重于长远的功效。
孔子号召社会重视教育,并采取实际行动。他让弟子们晓谕中都民众:少年人要送去修学,在4个乡各添设一个乡校,贫寒人家的子弟也要上学去;青壮年不能游手好闲,要掌握一门技能,趁年轻力壮成家立业;年纪大的人,要叫他们保养身体,叫他们加强修养,以减轻晚辈的负担和压力。
当时鲁国有一个以贩羊为业的商人沈犹氏,他用便宜的价格买进羊之后,就把大把盐粒掺杂在草料中,羊吃了掺有盐粒的草料总想喝水,一只羊因为口渴不停喝水,能增重十多斤,这个奸商趁着羊喝水喝得肚大腰圆时,赶快卖出羊获利。
买羊的人发现,买来的肥羊不出几天就一命呜呼了。对这种奸商如何治理,孔子听取了颜回的意见,让颜回写了告示。
颜回写的告示,要求公平交易,不准欺诈,特别是不准卖灌水羊。这个告示贴到大街上,还特别在奸商沈犹氏的家门口贴了一张。沈犹氏一看情形很紧,就不敢再卖灌水羊了。
自从沈犹氏贴上告示后,让沈犹氏没想到的是,他的生意反而比以前好了。原来人们在他家门口看了告示,知道他不敢违抗禁令,就放心地到他这里来买羊了。沈犹氏没想到不做假反而能赚更多的钱,从此以后,他以身作则,还告诫同行要诚实做买卖。
当时,中都这个地方流行奢侈浪费摆阔气的不正之风。慎渍氏是当地一个大富翁,吃穿都很讲究。他的儿子娶媳妇,慎渍氏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大气粗,竟然模仿太子大婚的气派搞铺张浪费,这样做既不合礼制,也助长了社会上摆阔的不良风气。
慎渍氏正在家中听戏,家仆来报告说,有人来访。慎渍氏不知是谁,就叫人请了进来。不一会儿,来访之人被带到慎渍氏面前。慎渍氏一看来人,吃了一惊,忙整理一下衣服,正襟危坐起来。原来,来人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长得膀大腰圆,一脸肃杀之气。
子路见了这位富甲一方的慎渍氏,拱拱手不紧不慢地说:“最近边境上不太平,您富甲一方,理当为国分忧,中都宰的意思是想请中都地方富绅出钱,穷人出力,加强练兵,劳烦您捐助一些练兵费,数目已经议定好了,我三天后过来取。”
子路因为身材高大,勇力过人,在拜孔子为师之前已经大名鼎鼎了,谁都知道子路很凶悍刚强。慎渍氏毕恭毕敬地把子路送出了家门,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慎渍氏托人为他说情,承认自己以前奢侈炫富的错误和造成的不良影响,保证以后再也不放肆张扬、铺张浪费了。
对慎渍氏的处理方法,孔子的一些学生提出了异议,说:“老师,您总是说人要正直行仁政,可是对慎渍氏的做法,是不是有机变欺民之嫌呢?”
孔子说:“对守法的良民要正直无私,然而为了一方整体的利益,对肆意妄为的恶人是无法机械地实行仁政的,机变有时候有杀一儆百的功效,没有别的良策的时候,偶尔也可一用。”
孔子凭着一颗仁爱的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行事不走极端,最终使百姓的生活有了提高。
孔子主张治国的人只有遵循中和的大道,才能使社会有秩序,有礼仪,才能惠及世上万物,使万物都得到恩泽滋润。
季恒子的儿子季康子做了鲁国的正卿,他经常向孔子请教治国策略。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内猖獗的盗贼时,孔子一阵见血地说:“如果为政者不贪婪,多奖励百姓,百姓生活富足,就不会去干鸡鸣狗盗的事情来的。”
季康子气恼地说:“犯法的人应当受到惩罚,我一旦抓住他们,决不轻饶,要把他们斩首,杀一儆百。”
孔子应对说:“一个合格的治国者,是不用杀人的,国家有道,治理有方,盗贼们恐怕也会弃恶从善。国家无道,治理混乱,靠杀人维持社会秩序的话,恶人丛生,啥也杀不完。”
孔子历来主张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他为了纠正季康子理解上的偏颇,又说道:我之所以倡导以德治天下,是因为那才是大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废除刑罚。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因而还需要刚柔相济。政治过于宽柔,百姓可能会懈怠;政治过于威猛,百姓会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就应当放宽一些。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才能达到政通民和的大治境界。
孔子正是在这样的中庸之道的指导下,提倡推行自己仁政的,后世许多管理者都秉承了孔子的这种主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孔子为官期间,顺应民意,实行仁政,为当时中都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事实说明,一个真正有力量的执政者,并非恃强凌弱,处处显摆自己的强大,而是对人温柔仁慈。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其他有生命的东西,都要“宽柔以教”,不要轻易使用暴力,不要轻易动“杀伐之气”。正因为具有温柔宽和的特质,才会“得道多助”,使得自身更加强大。
【旁注】
周文王(公元前1152年~公元前1056年),姬姓,名昌,季历之子,侯爵,周王朝奠基者。其父季历死后,继承西伯之位,故又称西伯昌,共在位50年。在位期间,收附虞、芮两国,攻灭黎、邗、崇等国,建都丰邑,即今陕西西安,为周武王灭商奠基,传《周易》为其所演。去世后葬于陕西咸阳周陵。
鲁定公(公元前509年~公元前495年),姬宋,春秋诸侯国鲁国君主之一,鲁国第二十五任君主,在位15年。鲁定公曾于公元前500年在孔子的陪同之下参加齐鲁的“夹谷之会”。在夹谷之会期间,孔子辅佐鲁定公,谴责齐国越礼,并从齐国手中讨回了汶阳之地。
乡校 古代地方学校。西周时期特指六乡州党的学校。孔子曾经在中都设置4所乡校,鼓励青少年到这里学习,这是很有意义的培养人才的举措。当时的人们也常常到乡校中议论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孔子对子产不毁掉的做法曾经明确表示赞同,由此可见孔子悟透了治国与治民的个中奥秘。
颜回(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字子渊,春秋末鲁国曲阜人。颜回14岁时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历代执政者封赠有加,无不尊奉。
太子 指已确定继承帝位或王位的帝王的儿子。周时天子及诸侯的嫡长子,或称太子,或称世子。秦时沿袭。汉天子号皇帝,故其嫡子称皇太子。金、元时,皇帝的儿子亦称太子。明以后皇帝之嫡子称皇太子,亲王之嫡子称世子。
正卿 春秋时部分诸侯国的执政大臣兼军事最高指挥官,集上卿兼执政卿于一身,权力仅次于国君。也有部分诸侯因政体不同,未设正卿一职。由于正卿为要职,终身执掌一国之命脉,权臣代替国君发号施令,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卿结党、擅权、废立、弑主、叛国之事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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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康子当鲁国正卿的时候,鲁国公室衰弱,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势力强大,季氏宗主季康子位高权重,是鲁国的权臣。当时的鲁国,在齐国和吴国两个大国的夹缝里生存,处境很危险。季康子任用孔子的弟子冉有,击退了齐人。公元前484年,季康子迎接孔子回国,至此,常年奔波在外的孔子得以回国。
孔子虽然看不惯季康子的飞扬跋扈,但在季康子向自己请教治国之道时,还是耐心地指教他。这对当时路过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