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誉儿癖
唐朝是一个文治武功彪炳于世的强大帝国。
“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旧唐书·薛仁贵传》），大唐帝国饱经铁血征战，武威远扬。“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人们尚武好勇，充满了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热情，洋溢着豪放任侠的社会风气。将士征战沙场，“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王维《老将行》）；侠客仗剑云游，“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其二）。这种雄健有为、气吞山河的时代风貌，势必深深地影响了唐代的诗人，他们或“投笔事戎轩”（魏徵《述怀》），或“遍干诸侯”、“心雄万夫”（李白《与韩荆州书》），或坦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或立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或高歌“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或慨叹“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他们敢于突出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胸襟开放，慷慨奋发，体现了乐观自信的英雄气概和独立精神。像豪放飘逸的李白，像盘马弯弓、亲历战阵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其侠气雄心或可理解；但是就连一些“苦吟派”的文弱书生，也时时热血澎湃，想着“十年磨一剑”（贾岛《剑客》），“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其五）。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可以说是一个人人奋发图强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时期，诗人们尽情展露情感个性，狂放不拘。如杜审言之目空一切，如“饮中八仙”之纵酒使气，如李白之笑傲王侯。“狂”在唐人的字汇中似乎是个褒义语，贺知章即自号“四明狂客”，李白说自己“我本楚狂人”（《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杜甫则自称“狂夫”（《壮游》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狂夫》说“自笑狂夫老更狂”）。狂，表明诗人自傲自信、热情奔放，散发着鲜活美丽的人格魅力。
诗人而有侠义狂气，足可证明唐代的概貌：剑胆诗魂。
隋末大儒王通的儿子王福（zhS），德才兼备，精于撰述，曾任太常博士、齐州（今山东济南）长史。王福的儿子王（miEn）、王（jZ）、王勃，也都因为写一手好文章而名传天下，王福平常也爱向别人夸奖自己的儿子。韩琬的父亲跟王福是老朋友，一次，王福写信给他，说：“王、王、王勃，三个孩子写的文章、词赋都清新俊逸。最小的王勃，好像也不错。”韩琬的父亲回信给王福说：“晋代王武子有爱马的癖好，你有夸奖儿子的癖好。你们王家人的癖好，恐怕是太多了吧。我需要见到你的儿子们的文章后，才能确认他们写的文章是好是坏，值不值得夸奖。”王福收到信后，就将三个儿子的文章寄给韩琬的父亲看。韩琬的父亲和一些知名人士，读了王福三个儿子的文章后，说：“生的三个儿子要都像这样，确实是应该夸奖啊！”
杜甫的从祖杜易简，曾经赞誉王、王、王勃兄弟三人为王家“三珠树”。
第二节 杨炯恃才傲物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少有才名，十一岁时举为神童，后任校书郎、县令等职。他博学善文，以文词知名当时，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人称王、杨、卢、骆。一向恃才倨傲的杨炯对这个排名顺序很不满意，自称“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至于对“四杰”之外的宫廷诗人，杨炯就更瞧不上眼了，每次见到他们，都冷冷地称他们是“麒麟楦”。“楦（xuRn）”是做鞋子用的木制模型，泛指填塞物体中空部分的模架；宫廷诗人们弄不清“麒麟楦”究竟是什么意思，便向杨炯请教。杨炯说：“现在会聚饮宴为乐的时候，常见有人玩耍麒麟的把戏，事先画好有头有角的麒麟皮，装饰上皮毛，然后蒙在毛驴身上，扮成‘麒麟’巡场奔跑。等到揭下那层皮，剩下的不过是一头蠢笨的毛驴。那蠢笨的毛驴，就叫‘麒麟楦’。”宫廷诗人听得面面相觑、愤恨不平时，杨炯又“雪上加霜”讽刺道：“那些无德无才而身穿朱紫官服的人，和毛驴披上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
后来，“麒麟楦”成为一个典故，指虚有其表。
“初唐四杰”中，杨炯写文章，喜欢连用古人的姓名，如“张平子（张衡）之略谈，陆士衡（陆机）之所记”等等，因此被称为“点鬼簿”；骆宾王写文章，喜欢用数字作对句，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之类，时人称之为“算博士”。
第三节 子昂摔琴
“蜀山金碧地，此地绕英灵。”（陈子昂《送殷大入蜀》）巴山蜀水自西汉司马相如以来就文人辈出，初唐诗人陈子昂就是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他出身豪族，世传道教家风，慷慨任侠。陈子昂十八岁时还不知书，整天跟赌徒混在一起；后来到乡校参观，蓦然惊悟，才开始发愤读书。
二十一岁那一年，他来到京城长安谋求发展。为了提高知名度，他想出了“自我宣传”的妙招。当时东市有人卖一把胡琴，售价百万，天天都有富豪高官传看，但没人识货购买。某一天，陈子昂突然从人群中站出来，对随从说：“用车拉一千贯钱来买下这把胡琴。”众人都很惊讶，问道：“你买它干什么？”陈子昂回答：“我擅长这种乐器。”有些好事的人问：“能露一手让我们听听吗？”陈子昂回答：“我住在宣阳里。”给人们指明了他住的地方，随后说：“明天备下酒菜，专请各位光临捧场。不仅希望诸位君子光临，还请各位最好邀着名人一起来赴宴，本人将不胜荣幸。”
第二天早晨，聚集来一百多人，都是当时有声望的人。陈子昂大摆宴席，出具山珍海味。吃完之后，陈子昂捧着胡琴站起身来，面对众人说：“我蜀人陈子昂，写有诗文一百卷轴，离家辞乡来到京师，却碌碌无名如尘土，不为人所知。这种乐器，是贱民玩的玩艺儿，我怎么会把它放在眼里呢！”说完，举起琴来摔到了地下。接着抬出两案子文轴，一一赠给了来赴宴的人。人们散去以后，一天之内，陈子昂的名字不胫而走，誉满京都。
三年之后，陈子昂考中了进士。武则天召见他，初时见他“貌寝寡援”，便讥讽他“柔野”。陈子昂毫不气馁，慷慨陈辞，述说“王霸大略”。武则天遂对他刮目相看，任命为麟台（即秘书省，为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正字（九品官），后又升为右拾遗（中书省八品官，掌供奉讽谏）。
第四节 杜家的狂傲与侠烈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能诗善文，才名早著，青年时期就与崔融、李峤、苏味道被人合称为“文章四友”。他也自负才气，目空一切，经常贬低别人、吹嘘自己。
有一次，杜审言读了苏味道的一篇文章，颇为轻视，走出家门，碰见几个熟人正聚在一起谈论诗文，他便凑过去，突然冒出一句话：“你们知道吗？苏味道就要死了！”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儿来，七嘴八舌地问道：“苏味道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要死了？”“这话是从何说起呢？”杜审言捋着胡须慢条斯理地说：“事情是这样的：苏味道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送来让我看，我一看，那文章实在是太差劲儿，就狠狠地在上面写了几句批评的话。他要是看到我写的评语，还不得羞死！所以我说苏味道就要死了！”众人听说是这么回事，这才放下心来。大家觉得杜审言“损人利己”也太过分了，就争辩说：苏味道和您齐名，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观灯》）尽人皆知，他的文章怎会像您说的那样呢？！杜审言把眼一瞪，反驳道：“哼！他怎能和我相比！我的诗文，可以让屈原、宋玉当奴仆；我的书法，就是王羲之见了也得甘拜下风！”众人见他“牛皮”吹得震天响，也就不再说什么，笑着走开了。
杜审言这样狂傲自大、出言不逊，难免被同辈嫉恨。他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进士及第，做了洛阳县丞，后被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司户。在司户任上，又和群僚关系不和。司马周季重和员外司户郭若讷合伙陷害他，把他逮捕入狱，想找个借口处以死刑。杜审言的儿子杜并，年仅十六岁，禀性刚烈，决心为父伸冤报仇，趁周季重等人聚宴的时候，偷揣着刀子行刺周季重。周季重遇刺身死，杜并也被杀害。周季重临死的时候，叹息说：“我不知道杜审言有这样侠烈的孝子，是郭若讷害我到这个地步！”杜审言因此被免官，回到东都洛阳，亲自写祭文祭奠儿子杜并。士人朋友也都哀念杜并的孝烈，著名文人苏为他写了墓志铭，刘允济为他写了祭文。武则天得知此事后，召见杜审言，问他愿不愿意再任官职，他立即拜谢圣恩，并当场赋《欢喜》一诗。武则天大加叹赏，赐予著作佐郎的官衔。
虽然经历了丧子之痛，但杜审言仍然狂傲不已、口无遮拦，一直到死还口出狂言。他病重垂危时，诗人宋之问等人前来看望慰问，他却说道：“上天不公，害得我这么苦。不过，有我在世，在诗文上一直压着你们，现在我就要死了，你们可以出头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能接替我啊！”说完便气绝身亡—死也死得傲气十足。
杜甫自然也继承了杜氏家族的遗传基因。年轻时，他“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喜欢饮酒打猎；在咸阳客栈闲来无事时，甚至敞开衣服与旅客一起赌博逞强，“凭陵大叫呼五白”（《今夕行》）。长安求仕遇阻、心情苦闷时，依然纵酒狂喊：“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晚年流落到四川成都，寓居城西浣花溪畔的草堂，得到坐镇成都的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关照。严武的父亲严挺之，与杜家有旧交，所以严武待杜甫很好，时常登门造访。但杜甫喜欢与田夫野老交往，不拘小节，简傲放达。严武来访时，杜甫不整衣冠相见，弄得严武很尴尬。有一次，在宴会上杜甫乘醉大叫：“想不到严挺之有这样的儿子！”在大庭广众面前直呼“封疆大吏”的父亲的名字，这是很不礼貌的。严武怒目瞪视杜甫，说：“杜审言的孙子，妄想捋虎须是吧？”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从中斡旋调停。严武说：“我和诸位饮酒，图的是高高兴兴，何至于羞辱到祖先呢！”事后，严武的母亲害怕严武心萌杀机，便用小船送杜甫一家离开了成都。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沿江东下来到夔州（今重庆奉节）。这位五十六岁的老人，在一次参加宴会时，想重温一下青年时期“裘马颇清狂”的派头，执意驰马前往，结果坠马摔伤，但他仍然自鸣得意：“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至于在诗歌上，杜甫就更自尊自爱、当仁不让了。他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夸耀祖父杜审言的诗前无古人；又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自称诗歌是杜家的专业。对自己的诗文，杜甫也自视很高，说“赋或似（司马）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说“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或许正是因为有这种超强的自信自傲，才使杜甫成为唐代的诗圣吧！
第五节 “饮中八仙”的酒肠诗胆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诗人与酒”自然也就是千古不倦的话题。文人饮酒的第一次高峰在魏晋时期—曹操“对酒当歌”，孔融“樽中酒不空”，“竹林七贤”个个是饮酒大师，陶渊明的诗歌更是“篇篇有酒”。第二次高峰就是唐代了，其代表人物是“饮中八仙”。
据李阳冰《草堂集序》记载，李白仕途失意，乃浪迹纵酒，与贺知章、张旭等八位文人墨客“酒味相投”，被人视为“八仙之游”。杜甫则据此精心描绘，写了神采飞扬的七言古风《饮中八仙歌》。这八位“酒仙”是：贺知章、李（jSn）、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
贺知章（字季真）资格最老、年事最高，也是唐代诗人中的寿星。他为人豪放旷达，清谈风流，晚年更加放诞，自号“四明狂客”。他好饮酒，能文词，善书法，特别是酒后创作的作品，更是出神入化，被人们争相传诵、收藏。有一次，他的鼻子忽然流出类似“黄胶”的涕液，去看医生，医生说是因为饮酒太过，贺知章不以为然，照旧日饮月醉。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李白来到长安，贺知章听说后，特地前往旅舍拜访。当时贺知章已年过八十，在朝中任太子宾客、秘书监，而李白是四十多岁的“布衣”。但贺知章喜欢李白的诗酒之才，愿与李白结为忘年之交。李白得知这位名满天下的前辈诗人大驾光临，不禁十分惊喜，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李白拿出《蜀道难》请贺知章指教，贺知章还未读完就惊叹道：“先生不是世间凡人，大概是太白金星下凡，是位‘谪仙人’吧！”读了李白的《乌栖曲》，吟咏再三，称赏道：“这首诗可以‘泣鬼神’了！”两人情投意合，越说越高兴，贺知章当即邀请李白到酒馆边饮边谈，李白欣然允诺。酒逢知己千杯少，喝了一会儿，发觉酒钱不够了，贺知章哈哈一笑，解下随身携带的珍贵的杂玩之物金龟，权当酒资，继续推杯换盏，并约定以后时常切磋“酒艺”。天宝三年，贺知章告老还乡，李白赋诗送行，说“狂客归舟逸兴多”（《送贺宾客归越》）。回乡不到一年，八十六岁的贺知章在家乡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病逝。两年后，李白漫游到永兴，走访贺知章的故居，缅怀这位文朋酒友，写下了两首《对酒忆贺监》，其中一首说：“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李出身皇族，是唐玄宗长兄李宪的长子，封为汝阳王。他长相俊美，聪悟敏慧，又通晓音乐，善打羯鼓，因而很受玄宗皇帝的钟爱。玄宗每次出游，都带着李，并称呼他的小名“花奴”以表示亲昵。这一切，曾被杜甫形容为“主恩视遇频”，“倍此骨肉亲”（《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但李不乐仕进，好酒无厌，自称“酿王”兼“部尚书”。唐人饮酒，十分讲究酒器，如金酒壶、玉碗、夜光杯等，像杨贵妃喝西凉州的葡萄酒，用的是玻璃七宝杯；唐玄宗则有一种奇异的“自暖杯”，酒入杯中有热气渐次升腾。而汝阳王李别出心裁，选取云梦石（zhHu，砖）泛春渠以蓄酒，又做金银龟鱼漂浮酒渠中，当做酌酒的器具。他自家酿酒，还定有“酒法”，号称《甘露经》，关于酒的四方风俗、各种材料，无不齐备。
李适之也是皇族后裔，是太宗之子恒山王李承乾的孙子。他性情简率，不拘小节，虽有官职在身，但喜欢“座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式的文人士大夫生活，雅好宾友，喝酒喝一斗也不碍事，白天处理公务，夜晚饮酒宴乐，豪饮日费万钱。他曾赋诗表达纵酒之志：“朱门长不备，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天宝元年（742），李适之代替牛仙客为左相。在这个位置上，他与口蜜腹剑的右相李林甫格格不入，几年后便辞去相位，只担任太子少保。罢相后的李适之，更加沉溺于酒乡，并作诗言志：“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在长期的饮酒实践中，他对酒器的研究和鉴赏颇为精到，把自己的酒器分为九品，其品目是：蓬莱盏、海川螺、舞仙盏、瓠子卮、幔卷荷、金蕉叶、玉蟾儿、醉刘伶、东滨样。其中“蓬莱盏”上面有山像三个岛，倒酒时以淹没山岛为界限；“舞仙盏”设有能转动的机械装置，倒满酒就会有仙人出来跳舞，瑞香木花球掉落杯外，令人叹为观止。
崔宗之，是宰相崔日用的儿子，与李白多有诗酒唱和。曾任礼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右司郎中，被称为崔郎中。他喜欢月夜泛舟，举杯望天，傲视一切；酒后则左摇右晃、迎风长啸，醉态潇洒。
苏晋官任中书舍人，过着亦僧亦俗的生活。他既崇佛耽禅，长期斋戒，又嗜好饮酒，经常喝醉。在“佛”与“酒”的矛盾对立中，只有通过“醉”来达到和谐统一了，于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也就成了苏晋放胆饮酒的最好遁词。
李白号称“醉圣”，是“八仙”的中心人物。如果把他写酒的诗句全汇集起来，就是一部“饮酒小辞典”。他夸张说自己“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希望“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闲暇时“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春日独酌》其二），忧伤时“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友人会宿》）。酒后坦率待人，“我醉欲眠卿可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酒后文思奋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酒后傲视权贵，“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酒后唯酒独尊，“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为饮酒出手大方，千金散尽也不在意，不怕“归家酒债多”（《赠刘都使》），甚至可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将进酒》）。可能因为李白饮酒太投入、太火爆了，所以连同样嗜酒的杜甫也委婉地规劝他不要过分“痛饮狂歌”、“飞扬跋扈”（《赠李白》）。也许由于李白出生在西域的一个漂泊流浪的商人家庭，所以他对胡姬酒肆特别感兴趣，喜欢选择在那里开怀畅饮。当时在长安西市和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有许多西域胡人经营的酒肆，当垆卖酒的都是胡人少女，人称“胡姬”。胡姬佳冶窈窕，衣着时髦，态度和蔼，卖的都是西域名酒，如高昌产的葡萄酒，波斯产的三勒浆酒、龙膏酒；而且胡姬擅长表演胡歌胡舞，“舞曲拂云霄”，“更奏远清朝”（《赠王历阳诗》）。有佳人、妙歌、曼舞佐酒，更是千杯万盏也不醉了。李白纵横酒场，自然是胡姬酒肆的常客，“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白鼻（guQ，黑嘴的黄毛马）》）。有一次他为朋友裴图南送行，正在考虑“何处可为别”时，忽然看见“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遂毫不迟疑地走进胡姬酒肆，痛饮饯行酒。
张旭是书法家，人称“草圣”，以草书与李白的歌诗、裴的剑舞号为“三绝”；因曾任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他喜欢醉后落笔，趁着酒劲大呼狂奔，披头散发，走笔挥洒，草书如云烟舒卷，变化无穷。由于他惯于醉后挥翰泼墨，行为上又狂放不羁，所以人送绰号“张颠”。
焦遂与前七位稍有不同，他从未出仕，布衣终身。有口吃的毛病，平时说话结结巴巴，面对客人说不出几句话；但喝酒半醉之后，变得口若悬河，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由于他醉倒比不醉精神，所以人送绰号“酒吃”。
饮中八仙同样嗜酒如命，但又情态有异，各闪光芒。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错落突兀、幽默诙谐，本身就是一个妙趣横生的佳话，让我们永远记住这篇惟妙惟肖的“肖像诗”：“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第六节 李白的剑术
“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赠崔侍御》），李白除了酷爱酒外，对剑也情有独钟。唐人爱剑、好诗、任侠，文武不殊途，这是普遍的社会风尚，但在李白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
“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李白对巴山蜀水怀有眷恋，因为他的少年是在四川度过的，在那里开始了读书学剑的生活。他自己说“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每逢酒酣或激情难抑时，就按剑扬眉，起舞吟啸，或抒发壮志，或释放悲愤。酒友崔宗之说他“袖有匕首剑”（《赠李十二》）。李白也自述“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锦带横龙泉（剑名）”（《留别广陵诸公》），“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其二），“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一），“抽剑步霜月，夜行空庭遍”（《江夏寄汉阳辅录事》），“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酬崔五郎中》），“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其一）。
豪侠的性格和漫游的生活，练就了李白的剑术。他曾与人搏杀过，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曾“手刃数人”，李白自己也说“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后来他移居任城（今山东济宁），自称是“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年近不惑仍学剑不辍，而且学得非常认真，曾想拜击剑大家裴为师—据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记载，李白曾写信给裴，表示“愿出将军门下”学习剑技。
能诗能剑亦能酒，李白风采照千秋。
第七节 海上钓鳌客
开元年间（713—741），李白登门拜访宰相，盼望得到引荐。他递上一块自报家门的手板，上面题写着几个大字：“海上钓鳌客李白”。宰相见这人口气特大，顺势问道：“先生莅临沧海，垂钓巨鳌，请问用什么东西当钓钩和钓线？”李白昂首答道：“风波陶冶我的情怀，乾坤弘扬我的志向。我用彩虹作钓线，我用明月作钓钩。”宰相见答话富有豪情诗意，就又问道：“用什么东西当钓饵？”李白顺水推舟，妙语脱口而出：“用天底下没有义气的男人为钓饵！”宰相听了，悚然无言以对。
第八节 神气高朗李翰林
天宝元年（742），正当李白忧愁“游说万乘苦不早”的时候，唐玄宗下诏召他进京晋见。李白欣喜万分，高声吟诵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诗句，辞别妻儿，奔赴长安。
玄宗传旨接见，李白抑制住心头的兴奋，气宇轩昂地走进金銮殿。玄宗早就闻听李白的诗名，今天又见李白从容自信的气度，不觉忘记了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大唐帝国皇帝的身份，走下辇车，步行去迎接李白。见过礼之后，玄宗命令宦官高力士给李白换鞋。李白也不客气谦让，坐下身来，大模大样地把脚伸向高力士，用命令的口吻说：“脱靴！”高力士是宦官头目，平日骄纵惯了，哪受过这份窝囊气？但皇命难违，又见李白狂气逼人，只好强咽下这口气，弯下腰来，手脚麻利地脱下了李白的靴子。随后，李白当场草拟了《和蕃书》，笔不停辍，一气呵成。玄宗爱才礼贤，让李白坐在装饰精美的七宝床上，赐宴款待，并亲手为他调制羹汤。送走了李白，玄宗思量李白文采有余而老练不足，旷达而不周事务，对这类才士既不能不用也不能大用，便任命他留在朝中做翰林供奉。翰林供奉属于闲官之列，除了写诗作文供皇上娱乐外，大多数时间闲来无事。李白虽然心有不甘，但也乐得逍遥，与贺知章等“酒仙”醉眠长安酒市。
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玄宗在宫中举行乐舞表演，心情舒畅，更添闲情逸致，对高力士说：“对此良辰美景，岂能只以歌伎为乐？若有高才诗人当场献诗，足可向后世夸耀文采风流。”于是传命召见李白。当时李白正在玄宗的长兄宁王府上饮酒，已喝得酩酊大醉，听说皇上有请，便强打起精神，随人来到宫中。见到玄宗，勉强行过拜见礼，便颓然倒在地上。玄宗知道他擅长自由奔放的古风，而不长于严谨的律诗，就想“难为难为”他，让他作十首五言律诗《宫中行乐》。李白醉意朦胧，叩首道：“刚才宁王赐臣饮酒，现在臣已喝醉了。倘若陛下赦臣无所顾忌，臣方可尽献雕虫小技。”玄宗说：“可以。”随即让两个太监扶起李白，研好墨蘸好笔交给他，又令二人在他面前张挂画有红格的纸笺。李白不假思索，提笔落纸，一会儿就写出了十首五律，格律谨严，无懈可击，而且笔迹遒劲，龙飞凤舞。其中一首是这样的：“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徵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李白供奉翰林时，杨贵妃在玄宗面前已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白居易《长恨歌》）了。当时宫中盛行观赏牡丹花，玄宗得到四个珍贵的品种，移植在兴庆池东边的沉香亭前。这年谷雨节前后，牡丹盛开，争奇斗艳，玄宗乘月夜召杨贵妃到沉香亭，又特选十几名出色的梨园弟子奏乐唱歌助兴。大牌歌星李龟年手执檀板，准备演唱经典旧曲。玄宗忽然说道：“赏名花，对妃子，怎能再听旧歌曲？”命令李龟年拿着洒有泥金（一种用金箔和胶水制成的金色颜料）的笺纸去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让他创作三首新歌词。宿醉未醒的李白，欣然接受了任务，援笔立成三首《清平调》，赞美杨贵妃的美丽，说“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并把她比做汉代著名美女、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李龟年献上词笺，玄宗让梨园弟子立即谱曲，由李龟年演唱。杨贵妃见新词是歌颂自己的，自然十分得意，手持玻璃七宝杯，边听边饮西域出产的葡萄酒；玄宗也兴致高昂，拿起玉笛吹着伴奏。沉香亭弥漫着花容月色，歌飞笛飘，一派春光融融。
当然，李白在长安三年，并非一味恃酒傲岸，有时也很会说些“俏皮话”加“奉承话”。一次，玄宗在别殿宴请诸位翰林学士，酒至半酣，回头问李白：“我朝与天后（武则天）之朝相比如何？”李白答道：“天后朝政出多门，国家控制在奸佞之人手里，用人之道恰似小儿买瓜，不择香味，只选肥大的；当今朝廷用人好比淘沙取金、剖石采玉，都能得其精粹。”玄宗听后笑道：“学士过奖了。”
李白自认有经纶大才，不甘心老当文学侍从；而高力士对脱靴之耻耿耿于怀，一直想寻机报复。某一天，当杨贵妃再次吟唱《清平调》时，高力士进谗言说：“这首诗是明褒暗贬，在辱骂贵妃娘娘呢！”杨贵妃听不明白，高力士又说：“那赵飞燕在历史上是什么角色？是淫乱害国的祸水呀！李白把您比做她，显然是不怀好意。”杨贵妃恍然大悟，深以为然，不禁十分恼火，转而恨起李白来。她的态度一转变，李白在京城的日子就艰难了。李白感到朝廷终究不会重用他，便上书请求离去。玄宗乐得送顺水人情，赐予金钱，放李白重返山林。李白离开长安时，与翰林同事作别，写了一首《东武吟》，其中说：“一朝去金马（宫门），飘落成飞蓬。宾友日疏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从末句来看，他对自己的才能仍充满高度的自信。
长安三年，李白虽没能实现政治理想，但文采风流和潇洒气派还是使他增色不少。同辈诗人对此流露出敬重和羡慕，如杜甫就曾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宠，流传必绝伦。”（《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任华描绘李白“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杂言寄李白》）李白后来回忆起来，有时也自感得意，例如他因参加永王李集团而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东）时，想起昔日在长安的诗酒生活，仍感到骄傲和安慰：“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
第九节 醉闯县衙
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有一次酒后突发奇想，离开翰林院，骑着毛驴去远游华山（在今陕西）。路过华阴县时，县令正在开门判案办事。李白乘醉骑驴直入衙门，县令不知他是李白，就怒冲冲地命令衙役把李白拉进官厅来，准备予以惩罚。李白到了厅内，面无惧色，也不开口说自己是谁。县令不解地问：“你是什么人，怎么敢这样无礼？”李白说：“请给我纸和笔。”县令让人递给他纸笔，李白不写姓名，只写道：“我曾用皇帝的手巾擦过唾沫，皇帝亲手为我调过羹汤，高力士为我脱过靴子，杨贵妃为我捧过砚台；天子门前都容许我跑马，华阴县里却不准我骑驴。”县令一看，大吃一惊，慌忙起身揖手行礼，惭愧不安地道歉说：“在下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李翰林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敬请原谅。”县令想挽留李白，李白不屑一顾，又跨上驴背，扬长而去。
第十节 羯鼓解秽
唐玄宗性情豪放，在音乐上也喜欢铿锵的打击乐，而不喜欢纤弱的琴声。有一次听人弹琴，一曲未毕，就叱弹琴者说：“出去，别弹啦！”随即对宦官说：“快叫花奴拿羯鼓来，为我解除秽气！”花奴是玄宗的侄子、汝阳王李的小名，他善于敲击羯鼓。羯鼓是一种打击乐器，起源于印度，从西域传入中国，状如漆桶，两头蒙皮都可以敲击，也叫两杖鼓。
考古发现，前蜀王建的墓中，就有击羯鼓的浮雕。
后人用“羯鼓解秽”比喻豪爽之声能为人消除烦恼。
第十一节 王翰自定排行榜
以“葡萄美酒夜光杯”（《凉州词》）一诗知名的王翰，出身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的豪贵之家，“枥多名马，家有伎乐”，“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旧唐书·王翰传》）。为人豪放不羁，善写歌词，喜欢自歌自舞。文士祖咏、杜华等人钦佩王翰的才名，经常与他交游。
开元初年，宋担任吏部尚书，卢从愿为侍郎，准备革除以前在用人制度上的弊病，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王翰本来在考察范围之内，但这时候他竟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私自选定全国的文士一百多人，分为九个等级，把自己抬得很高，与张说、李邕并列第一；其余的人都加以排斥贬低。一天凌晨，他把这个“诗人排行榜”张贴在吏部东街，前来观看的人成千上万，都恨得咬牙切齿。卢从愿暗中调查，得知是王翰所为，便撤销了他的“后备干部”的资格，想奏报司法部门予以惩处。多亏王翰认识不少权贵，他们从中调停、遮掩，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第十二节 名士李北海
北海郡（今山东昌乐、寿光、青州一带）的太守，汉唐各有一位名士，汉代是“孔北海”孔融，唐代是“李北海”李邕。
李邕是学者李善的儿子，刚毅豪放，嫉恶如仇。早年他在京城做小官时，宋弹劾武则天的内宠张昌宗，武则天不予理会，李邕站在台阶下，大声说：“宋所说的是国家大事，陛下应当听从。”武则天受到触动，认可了宋的奏疏。李邕退朝后，有人责备他说：“你官位低下，一旦惹怒皇上，就有不测之祸。”李邕说：“不这样做，名声也传不开啊。”后来李邕果然名扬天下，倒不是因为政声，而是因为文才和书法。李邕是行书碑法大家，当时社会名流和寺院道观纷纷请他题字撰碑，李邕因此获得了很多“润笔费”。李邕天性豪纵，不拘小节，尤其喜欢延揽文士，杜甫就曾是他的座上客，作诗赞美李邕说：“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
当时还有另一位书法家叫萧诚，自认为书法不错，但始终未得到李邕的认可。萧诚不甘心打动不了李邕，就使出作假的手段，用西山野麻和虢郡土谷制造了一种斑纹纸，在上面临摹了几幅古帖，朝夕把玩，故意使纸色发暗，看上去像几百年以前的书法，然后谎称是王羲之的真迹，请李邕鉴定。李邕一时被他骗过，误认为是平生未见的真品。几天后，萧诚前去拜访李邕，当着众多宾客的面，对李邕说：“您常看不上我的书法，可是几天前我请您看的那几幅，实际上是我幼年时写的，你为何视为王羲之的真迹？您的鉴赏水平在哪里呢？”李邕说：“再拿来我看一看。”等看到后，只扫了几眼便扔在了桌上，说：“仔细看看这字，也说不上好。”
第十三节 矜躁乖戾的萧颖士
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二十七岁中进士，儒释道三教无不精通博识，文章学术知名当时，但性情暴躁，恃才傲物。有一次，他和别人一起到小官吏李韶家，看见一块歙砚很好，心想良砚放在俗人家里，真是一种灾难。走出李韶家后，他对同行的人说：“你们认识那块砚石吗？它大概就是所谓的‘三灾石’。”别人听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萧颖士说：“砚石的主人字写得平平庸庸，这是砚石的第一灾；文辞不优美，这是砚石的第二灾；窗台书案弄得乱七八糟，这是砚石的第三灾。”人们听了，惊讶不已。由于他这样狂躁，所以仕途坎坷，沉沦不遇。但越是如此，文名越大。就连新罗国的使者来唐朝，也曾请求说：“我们东夷的读书人，愿请萧夫子为国师。”“出国授课”的事情虽然未成，但足见他声名远播。
仕途失意，萧颖士郁郁寡欢，经常独自带着酒壶到郊野闲逛。一次出游，在一个小客栈里休息，独自喝酒吟诗。碰上风雨暴至，有个身穿紫衣的老人领着一个小僮来客栈避雨。萧颖士见那老人其貌不扬，便出言不逊，肆意嘲笑欺侮。过了一会儿，风停雨歇，突然有豪华的车马来到客栈，紫衣老人上了车，在前呼后拥下离去。萧颖士大吃一惊，急忙向人打听那老人是何许人物，人们告诉说是吏部尚书王丘。当初萧颖士中进士后，出于仕进的考虑，常去王丘府上拜访，但一直无缘见面。现在机会不请自到了，自己却无故嘲侮顶头上司。萧颖士十分后悔，第二天一早便去登门谢罪。王丘命人领他到廊庑下，指责说：“可惜我跟你非亲非故，否则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教训你！”萧颖士自知理亏，沉默不语，王丘又批评他说：“你仗着有点文学名气，就这样狂傲无礼，难道你想考中进士就算完事，一辈子无官无职吗？”
天宝初年，萧颖士外出游览，远行至胙县（今河南延津北）以南二十里的地方。那儿有胡人开的旅店，店里的人也大多姓胡。萧颖士从胙县出发的时候，天就已经较晚了，胙县的朋友为他饯行，酒又喝了好长时间，所以拖到薄暮时分才动身。走到县南三五里，天就黑了下来。荒郊野地，萧颖士独自骑马夜行，不禁有些疑神疑鬼—正在忐忑不安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约摸二十四五岁的妇女，着红衫穿绿裙，骑着一头驴，驴背上还驮着衣服。这个妇女走到萧颖士身边，大大方方地说：“我家在南边，离这儿还有二十里。今天有点儿事，回家晚了，独自走夜路又害怕，幸好遇到您，希望能随您鞍马同行。”萧颖士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会儿，问她姓什么，她回答说：“姓胡。”萧颖士常听说世间有野狐，这些野狐修炼成精，或变成男人，或变做女子，专门在日暮黄昏之际诱惑行人。萧颖士怀疑眼前的妇女就是野狐变的，于是也不答话，突然朝她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大声呵斥道：“死野狐，竟敢迷惑我萧颖士！”接着猛打坐骑，撇下那“野狐”，独自策马向南狂奔。跑到一家旅店，心神稍定，解衣歇息。过了好长时间，他被外面的声响惊动，起身一看，是他遇见的那个妇女牵着毛驴进了店来。开旅店的老头迎上前去，问那妇女：“为什么要违禁夜行？”妇女气哼哼地说：“违禁夜行倒也没什么。只是刚才在路上被一个疯汉辱骂，那疯汉大骂我是‘野狐’，还差点儿一口唾沫把我吐死！”原来那妇女恰巧是店老人的女儿。萧颖士羞愧难当，深为自己的鲁莽而懊悔。
萧颖士对身穿紫衣公服的大官都敢欺侮，对仆人就更不客气了，简直达到暴戾恣睢的程度。他常雇佣着一个仆人，叫杜亮，对杜亮张嘴就骂，抬手就打。杜亮每次遭他毒打，都被打得遍体鳞伤。可是养好伤以后，杜亮仍然像往常那样听从萧颖士的指使。有人不忍杜亮如此受苦受难还“执迷不悟”，就劝他说：“你是个佣人，反正到哪儿都一样干活，干吗不找个和善的主人，而留在这儿受这份罪？”杜亮回答：“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可是我爱慕他的才华，羡慕他博大精深的学问，所以甘愿留下。”这位爱才的仆人对萧颖士恋恋不舍，以至于最后终于被萧颖士打死了。
第十四节 郑虔三绝
郑虔练习书法但苦于没有纸张，得知慈恩寺（即西安大雁塔）有几间房屋储存着柿子叶，便借住那里的僧房，每天取红叶练字，一年多把树叶几乎全写遍了。后来自己书写自己的诗，连同自己画的画，编为一卷呈送皇上。唐玄宗见他擅书、能画、工诗，便在卷末御笔题词：“郑虔三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