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8年4月30日的深夜，我从湖南东安搭乘了一辆闷罐子一般的中巴车去邵阳。一路上山色暗黛，道路崎岖。我的心头，跳跃着一束漫想的火花，勾勒着一座未曾谋面的城市的轮廓。我并不知道，死亡之神，正在慢慢地靠近千里之外的祖父。
那是怎样放纵的日子啊，在祖父与病魔作最后决战的时候，我却和两位朋友在邵阳的每一个角落享受阳光、青春和快乐。这几乎成了我永远的内疚和自责。
我确实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卧在病榻两三年的祖父，竟然会在春天变做满野浓绿的时刻，眼里骤然熄灭了慈爱的生命火焰。我更没有想到，直到祖父下葬多日后，读初中的小弟才偷偷地给我写来了一封短信。那晚，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拆信，我立即窒息了，眼泪，无声地滑落。祖父，再也不会逼我练习书法了，再也尝不到我从柳州捎回去的菠萝了。
是父母担心影响我的学业，踌躇再三，最终没有给我发来电报的。是夜，我独自坐在校园里，万籁俱寂，不远处的鹅山静默无语。忽然间，对柳宗元的那首《登柳州峨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千年流逝，峨山已更名为鹅山，而自古以来的乡愁是一样的。我甚至惶惶地忆起，自己在邵阳的日子里，冥冥之中有一种热切的怀乡情绪，像是被谁紧紧拽着心，夜深人静时，忍不住便浮想起故乡。难道，是祖父的灵魂在牵挂我吗？
祖父一去，鹤飞九霄不再归，这也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疼痛。尽管几乎每次回到故乡，我都要到祖父的坟前看看，但内心深处似乎一直奔腾着一条愧疚的河流。由于乡村的潮气太重，祖父的照片没能保存下来，我只有凭记忆努力去恢复他的音容笑貌。
他仿佛就坐在老屋的窗边，一边用吹火筒拨弄着火，一边畅快地与外公、二爷谈天说地，不时发出朗朗笑声。
他仿佛就屈身在后山的灌木丛中，不竭地用锄头挖掘草药，治疗我左脚的脓包。
他仿佛就站在那棵枝繁叶茂的柚子树下，耐心地看着孩子们游戏，脸庞上浮着一丝微笑。那里面，藏着只有长辈才有的慈祥。
祖父一生简单，无传奇、无大荣大辱。幼时本来过继给其伯父，并拟跟随前往县城从事手工业，却终未遂愿，始终没有离开土地。后来，他自力更生，在彭家园与孔家里两个村庄之间的江水边收购了一处水力榨坊，靠收租营生。流水日夜不息，发出悦耳的歌唱，中年的祖父坐在江畔，像位行吟诗人，走出风雨尘埃，终于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自己的事业。对这一点，毫无疑问，祖父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骄傲。他用赚来的钱，将两个儿子送进了学堂，这对于解放前的乡村而言，实乃鲜见之举。此时的祖父，无疑是一棵为孩子们挡风遮雨的参天大树。
好景不长，由于种种原因，祖父不能不忍痛告别榨坊，拖儿带女搬迁到了彭家园的一隅，砌起两间土砖屋。这儿，将成为他度过生命中最后光阴的地方。偶然的一个机会，我来到了榨坊的旧址，萋萋芳草湮没了一切，长满苔藓的弃砖散落在荆棘与野草之中。我试图去想象祖父的幸福光阴和父亲遗失在这儿的童年，然而，只有水声不慌不忙地传向黄昏的深处。
也许，对祖父来说，唯一算得上传奇的事情，应该是“文革”期间的一次遭遇。那天，天气阴晦，全家人聚在屋里闲聊，忽然，门被猛烈地撞开，一位年轻男子跌了进来。他近乎哀求地道：老乡，救救我！原来，县城里正在搞武斗，他被另一派人员追捕，逃窜至此，已是精疲力竭、走投无路。屋里顿时一片沉寂，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祖父。这时候，外面喧哗起来，显然，追兵已经进村。敲门声响起来了。祖父却神色镇定，示意年轻男子躲到蚊帐后，然后打开了房门。一个头目模样的男子走了进来，很客气地道：老乡，有没有见到一个陌生男青年到村里来？祖父的脸上满是真诚的笑容：您看，我们一家人都在屋里，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男子相信了祖父的话，拉了几句家常，便带着他的人马离开了。而待祖父他们走到蚊帐后一看，那年轻人几乎是瘫倒在地。不久，传来消息，年轻人的兄长在附近的一个村子被抓，给枪杀了。
我没有亲眼看到那惊险而后怕的一幕。祖父也没有将这桩事情当做军功章悬挂在胸前，他如同轻轻地掸去一粒灰尘，生前从未向我们这些晚辈提及。一切，我是从父亲那儿断断续续听来的。
祖父的名字叫简厚，生于公元1902年2月25日，卒于1988年5月3日。
二
获悉小外公的死，是在今年清明前的晚上。
那天，我专程从省城回到故里。由于列车晚点，驾着农用三轮车来接我的兄长在火车站广场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东家边附近正在修公路，无法通行，兄长特意绕路从县工业园区穿过，一直拐到罗家与刘家两个村庄交界处，这才经由大陂头村回了彭家园。
因刚刚下了大雨，路实在不好走，看着袁岭那朦蒙眬胧的一抹山色，很自然地想起了外公。老人家百年后，便长眠在那一丛青黛之中。
昏黄的灯下，父母显得更加衰老了。或许愈近中年，我心中对生死的问题忽然间敏感起来，像一只警惕的兔子，守在草丛中，一旦有个异样，便要作出反应。不止一次，我凝视着老人的背影，追忆着他们的昨天，也想象着我们的明天。
说了些家长里短，母亲很突兀地道：“你不知道吧，小外公过了。”
我打了个冷噤，一时未回过神来：“小外婆不是才去世吗，哪里有这样巧？”
父亲接过话头：“是啊，谁也没想到，就是在正月里去的，年才过完呢，哪个有思想准备呢？你不晓得，你小外公死得好可怜啊，是掉在厕所里被粪便呛死的。”
一旁，母亲的眼圈明显红了，她开始擦起了眼睛。
我惊呆了。在他们的叹息中，我似乎亲眼看到了那不堪的一幕。
那是一个清冷的早晨。尚未完全褪去新年气息的罗家披着一袭薄如蝉翼的雾，村庄在半梦半醒之间。正在厨房里忙活的小姨清晰地听到小外公的咳嗽，随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估计是老人要上茅厕了。这是多年来的习惯，她并不在意，继续干活。时间过去了许久，仿佛有一朵乌云陡地飘来，小姨忽然升起一种不祥的感觉，她快步进了小外公的卧室，里面空无一人。她忍不住连声叫唤起来，然而，依然无人应答。
小姨顿时觉得天塌下来了，她踉踉跄跄地倒向不远处的厕所，眼前的情景令她天崩地裂，一声恐怖而凄厉的叫声撕裂了罗家村的宁静。
我的小外公，一个劳作了毕生的农民，两腿悬挂在厕所蹲位的水泥板上，身体垂直后仰，整个脑袋掩埋在粪池之中，而两手，早已无力地垂挂在那儿，像一个扭曲变形的倒写的“大”字。这怕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死法。
小姨疯狂地去拽父亲的腿，却无法搬动那壮实的身躯。她绝望地一路哀号，前去叫来兄长们帮忙。然而，一切都晚了，小外公已经死去。死因很简单，小外公患有严重的哮喘，在蹲厕所时发作，不小心仰身跌入粪池，偏偏腿部仍留在了上面，导致窒息而亡。
我无法想象，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经历了怎样的挣扎。
替小外公擦洗遗体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哭了。含辛茹苦将七八个子女抚养成人，护理瘫痪多年的小外婆直至去年西去，本以为，小外公终于可以过几年舒心的日子了。谁知，天不开眼，他竟死得如此惨不忍睹，如此空前绝后。
房间里只剩了钟摆的声音。窗外有一阵没一阵下着雨，时而在玻璃上击打出炒豆子一般的脆响。我觉得空气从来没有如此的潮闷。命运竟然是这样的不可捉摸，仿如一阵风过，花已落了一院。
其实，小外公既好客，更好面子。在经济紧张的岁月里，只要有客人到来，他总是倾其所有，整个七荤八素，弄上一桌好菜，烫上两壶水酒，让人家酩酊而去。记忆中，小外公的烟熏猪耳、猪肝、猪心做得最棒，一小碟一小碟摊开，火候恰到好处，色香俱佳。这些，是我童年里美好的记忆。倘若客人不承情，酒不尽兴，菜不尽力，小外公的脸定然要阴上半天的。有一年春节，我和大哥去罗家拜年，走东家串西家，一天之内，吃了五六顿饭。折腾到晚上，本以为解脱了，我在村庄的祠堂里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岂料小外公那边一声令下，还得吃夜宵。我几乎要崩溃了。
而今，一切成为遥远的记忆残片。
与小外公的最后一次相遇，是在三年前外公的葬礼上。看上去，他很平静，只是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一班人张罗酒席。即将起棺出村时，小外婆不知哪里来的力量，猛然丢掉拐杖，推开他人的搀扶，跪了下来，声泪俱下地叫唤着：“老兄（大哥），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啊！”站在人群中的小外公开始一直仰脸看着天，可一听老伴的哭喊，便背转身去，悄悄地抬起衣袖去擦眼睛。我没有机会跟小外公说话，但我绝对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面。令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外公、小外公、小外婆，不过前后三年的光景，这么快就在另一个世界做伴了。
我情不自禁联想起乡戏，戏曲唱罢，临时搭设的戏台也便拆除，再热闹的地方，遗留的只是寂寞。也许，人的一生，聚散不过在于朝夕之间。
对小外公的印象，更多的来自母亲，母亲不止一次地唠叨说：我的叔婶，对我真好。
我无法表述自己复杂的感情。我只能说：小外公，愿你们兄弟妯娌在天堂里一切安好。
三
大姑父是个老干部，搞土改出来的，甭瞧着瘦弱，举手投足间总透着那么一种威严。
长姐如娘，大姑妈比我的父亲年长了近二十岁，自然，他们两口子对这个唯一的弟弟疼爱有加。
印象中，大姑父总喜欢穿一身深色的服装，也可能因为我多半在冬季见到他的缘故。很长的一段日子，他们全家定居在离县城二十多公里外一个叫松山的小镇，分宜至文竹的铁路经由这儿。每年春节期间，我都会坐火车去给姑父姑母拜年，从火车站到他们的家，要徒步穿越几里狭长的街道。两边的围墙内，堆垒着小山一般的木头。小镇几乎就是沿着铁路建成，饭店、书店、影院、百货商店一应俱全。大姑父负责供销社工作，在当地大小是个知名人士。
大姑父的家就在街道的后侧，原本是一幢木制建筑，低低矮矮的，看去跟北方的干打垒模样相似，后来在屋后自己搭建了几间土墙房，使居住条件略有改观。透过窗口，满眼是翠绿的山。遇到雪后的日子，那绿里裹着点点素白，像一幅恬静的图画。大姑父的床前，似乎永远放置着一个装了石灰的痰盂，大约缘于他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大伙拢在熊熊的火炉前，相互问候。那时的我十分害怕扎在人堆里，不善辞令，而姑父却特别关心我的学习情况。他一边端起一个外壳泛黄的保温杯呷了一口茶，一边温和地与我说话，瘦削的脸庞上浮着一种平易的神情，看去多了些光泽。这种神情令我不敢懈怠，我从不敢在学习上敷衍塞责。而每次临别前，大姑妈少不了从棉袄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的票子，不由分说，塞在了我的手心。
许多日子里，我都这样想，父亲与我，两代人都受过大姑父无私的援助，这种情，是难以用言辞来表达的。听父亲说，有一次大姑父为了来探望他，大老远地骑着自行车跑到彭家园，在水北村附近的桥上，连人带车掉入江水之中，险些丧了性命。
到广西读书后，我与大姑父见面的机会少了。由于子女陆续调迁到县城或者外地工作，探亲诸多不便，踌躇再三，大姑父终于下了决心，举家搬迁到分宜县城，离开了熟悉的松山。在县教育局附近的一栋平房里，已经享受副县级医疗待遇的他，走完了最后的岁月。
据我所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姑父的宦程并不顺坦。从农会干起，他当过公社社长、书记，到鹰潭支援过铁路建设，也曾进入江西省委党校进修。但几经周折，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服从分配，去了地处山区的松山，一待二十年。与现今许多人不同，大姑父更留恋松山的光阴，他熟悉那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村庄，那种与世无争、安贫乐道的日子逍遥自在、朴实无华。
大姑父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人世的。看着眼前绕膝的儿孙，看着刚刚从下岗阴霾里走出的女儿女婿，看着银发飘拂的老伴，他的眼神充满了慈爱与温情，他的嘴嗫嚅着，像是要努力倾吐出自己对人世间最后的情感。忽然，仿佛断了电，一切永远只有黑暗。大姑父疲惫地合上了眼，也许，他是去寻找曾经烂漫的童年。那儿，有父母疼爱的目光。
远在湖北的我，没有赶上大姑父的葬礼。每次回到故乡，我都忍不住在分宜火车站站台上远眺着对面那片山林，遇到晴朗的日子，可以清晰地看到山腰那片密密麻麻的墓碑，发出惨白的一片光。我的姑父，他便长眠在那儿。
200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