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的失守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声讨日本侵略军。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也做了紧急应付战争的准备。蒋介石于7月8日电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本政府严令肇事日军，立回原防。9日晨，蒋介石电令第二十六路军、第四十军、第八十四师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协同冀察方面的军事行动，同时令宋哲元“从速回保定指挥”。12日，蒋介石又致电宋哲元，提出“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令宋部就地抵抗。
虽然如此，蒋介石对日军进攻华北仍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出面干涉。他亲自邀见英、美、法、德外交使节，恳求他们出面调停。蒋的这种态度，极大影响了军事上的部署。
当时，驻守冀察和平津地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宋哲元作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生怕被借机消灭。对于日本，则时存“不得不对日妥协”的想法。所以，事态发生后他在思想上对日本侵略估计不足，军事上缺乏充分的准备。
但是，日本却不断提出无理要求。9日，日本内阁在四相会议上虽然确定了“不扩大方针”，但提出解决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及今后的保证。”第二天，日本中国驻屯军即向中国冀察当局提出上述要求，并要求取缔“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等要求。
11日晚，宋哲元自老家乐陵赶回天津，次日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系局部冲突，希望尽快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同时表示愿意接受日方10日提出的道歉、惩凶、撤军等苛刻要求。
但是，日本却不以此为满足，决定向中国增兵，进一步扩大事态。10日，日本陆军部决定从关东军中抽出两个混成旅，驻朝鲜军中抽调1个师，在本土中抽调航空兵团和3个步兵师赶赴华北战场。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及参谋总长闲院宫晋见天皇，召集陆、海、外、藏四相会议，通过了陆军部议案。随后，日军兵分三路进犯华北。一路由公主岭、古北口出发，经热河省向北平北侧地区集结；一路由山海关入关，进犯北平南侧地区，窥视天津；一路以天津驻屯军一部从东侧包围北平。日本国内所抽调的3个师中的一个师经朝鲜入关，会合海军进攻天津、塘沽。7月12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到达天津，一面继续以缓兵之计迷惑宋哲元，一面暗中加紧兵力部署，制订作战方案，千方百计要消灭第二十九军。到16日，完成了包围平津的战略部署，兵力达10万之众。
面对日军大举增兵的紧急形势，蒋介石于17日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了抗战的决心，指出“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以下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日，宋哲元从天津回到北平，仍企图和平解决事变。但是，卢沟桥前线的日军连续几日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于是，他放弃了和谈幻想，表示誓死抗战。不过，良机已失，军情火急。日军大兵压境，平津告急，华北危如累卵！
日军利用和谈之机做好准备之后，立即发动了向平津地区中国守军的进攻。
7月25日，廊坊事件爆发，日军向驻守廊坊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一日，中国守军虽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烈，忍痛退出廊坊。
26日，广安门事件爆发，日军一个大队企图乘卡车从广安门进入北平，被守军阻拦，只有一部闯进城里，进入东交民巷兵营。27日，日军又向通县、团阿、小汤山中国守军发动袭击，双方经过激战后，中国守军被迫撤退。
28日，日军向北平地区的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当时，驻守南苑的第二十九军部队约2万人左右，没有修筑什么防御设施，防守极为薄弱。27日晚刚到达的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负责指挥防御作战，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也赶往那里。
28日黎明，日军以第二十师为主力，配以重炮40门，向南苑大举进犯，另以混成第四旅所部切断南苑到北平间的公路联系，其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从北平北侧攻击北苑和西苑。日军辅以40架飞机对中国守军的工事进行轮番轰炸，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战斗一打响，佟麟阁、赵登禹分别在各自的阵地上指挥作战。敌人的狂轰滥炸使各部队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无法实现统一指挥。焦急万分时，佟麟阁等人遇到军部传令兵，方知军部已下令南苑各部队立即撤回城内。由于事先没有统一安排，各部队撤向北平时，无人指挥，秩序混乱。佟麟阁当即决定到大红门附近去掩护收容。到大红门大家按照佟麟阁的命令，迅速组成一支临时部队，掩护大部队在大红门至红庙之间的一条便道上撤退。佟麟阁亲自到掩护阵地指挥收容，直到各部队撤退完毕，才和几个随从卫兵向北平城撤去。
这时，日军离他们已经很近了，双方展开对射。一颗子弹击中佟麟阁腿部，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刚毅地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带伤坚持战斗。就在这时，日寇飞机又投下无数颗罪恶的炮弹。佟麟阁不幸又被击中头部，倒在路旁，壮烈殉国。
佟麟阁曾参加1933年著名的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后他力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奋起抵抗侵略。在一次全军将领会上，他曾慷慨陈词：“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唯一死报国。”45岁的佟麟阁为国捐躯，实现了他战前立下的警言。
在南苑一役中牺牲的还有赵登禹师长。
赵登禹在激战中，多处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当部队奉命向北平城撤退、行至大红门玉河桥时，遭到日军伏击，他左臂中弹，血流如注，卫士急忙上前包扎，劝其退出火线。赵登禹全然不去理会，仍指挥向前冲杀突围。不久他又中弹，伤至要害，最终战死沙场，时年仅37岁。赵登禹事母至孝，弥留之际，他对身边卫士说：你赶紧回城里，告诉我母亲，忠孝不能两全，如果我死了，请她老人家不要难过。
佟麟阁、赵登禹的牺牲给第二十九军造成极大损失。宋哲元得知噩耗，顿足大哭说：“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表彰这两位最早为抗日救国而光荣献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同时追赠二人为陆军上将。为追思这两位抗战英烈，北平市政府将二龙路以南至国会街一段路改名为佟麟阁路；将崇元观南至太平桥一段路命名为赵登禹路。每当人们从这两条路走过时，总会把思绪带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28日晚，宋哲元前往保定，所属部队陆续南撤，随后北平沦陷。
29日，驻通县的伪冀东保安队在张庆余、张砚田的率领下反正，杀死驻通县的所有日本顾问，并抓获大汉奸殷汝耕（后在转移时逃跑）。但这时第二十九军已南撤，这次反正在军事上未能发挥大的作用。
同一天凌晨1时，驻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部队，在副师长兼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指挥下，向海光寺日军兵营及车站、飞机场等地发动攻击，占领了总站、东站，烧毁日军10多架飞机，但在日军的反击下，不得已于下午撤退，随后天津沦陷。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仅仅20几天时间，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平、天津相继陷落，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最严重的损失。由于平津的失守，使我国失去冀察乃至华北的重要屏障，中华民族的存亡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平津迅速丢失，直接原因是宋哲元囿于局部和平之念，未作充分的作战准备，致为日军所乘。追本溯源，则是南京国民政府长期对日抗战准备不足的必然结果。
“七七”抗战虽然失败了，但第二十九军将士奋起反击、喋血沙场的壮烈之举，惊天地、泣鬼神，拉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帷幕，在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此，中国人民进入“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的新时期。
抗日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进一步扩大华北战争，同时又策划对上海发动进攻。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2人驾驶军用汽车强行冲至虹桥机场寻衅，被中国卫兵击毙。日本政府以此为借口，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队，撤除防御工事，遭到拒绝。13日，日军向闸北、江湾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守军奋勇抗击，八一三抗战爆发。日军侵略上海，严重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蒋介石被迫开始抗战。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从此，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它表明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以来所执行的不抵抗政策有了较大的改变，在战争初期，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但是，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反对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民族革命斗争，企图单纯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导致了国民党战场上的失利，给抗日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在全国抗战局面实现后，中共为了正确回答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制定战胜日寇的纲领、方针和具体政策，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及各方面的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周昆等23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以来的形势，提出了党的任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而写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路线和基本任务。会议认为，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展到了全国性抗战的新阶段，战争是持久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实行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民族的抗战。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会议确定党必须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必须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
25日，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十大纲领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有力武器，为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斗争方向。
洛川会议提出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纲领和基本政策，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