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与卢沟桥，注定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永恒的数字与地名。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以血肉之躯反击了日寇的侵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序幕。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终于在卢沟桥爆发！
日本侵占东北、热河、察哈尔、冀东以后，一直想占领平津，侵吞华北，并进而灭亡全中国。早在这年五六月间，驻丰台一带的日军就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妄想挑起事端。与此同时，日军不断派人到华北视察、“旅行”，搜集情报，刺探虚实，并作好了向华北增兵，沿平汉、津浦铁路及向山西、绥东方面作战的计划。
当时，日本在北平至秦皇岛一线驻有中国驻屯军5700多人，其中一个步兵大队驻丰台。中国驻守平津地区的是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其中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一一零旅（旅长何基沣）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第三营（营长金振中），驻守宛平城及卢沟桥一带。
卢沟桥气势如虹，横跨在北京西南郊外永定河上，是进出北京的咽喉要道。桥东的宛平城建于明末，是拱卫北京的军事要地。日军深知“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宛平之得失，华北之存亡系之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于是一场重大的事变在这里发生了。
卢沟桥的战火及全国人民的声援
1937年7月7日，驻丰台的日军未经中国方面允许，即在宛平城北中国卢沟桥守军阵地附近的回龙庙至大瓦窑一带，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发出枪声、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中国驻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与日方联合派人进行调查。不久日方得知“失踪士兵现已归队”，但仍然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进行谈判的无理要求。与此同时，驻丰台日军第三营营长一木清直率全大队主力赶到卢沟桥。中国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也发出“确保卢沟桥知窃平城”的命令向前线官兵提出“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受命率一营部队加强了卢沟桥的防御。
7月8日凌晨天刚破晓，日军一木清直率领第三营主力，排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回龙庙及铁路桥的中国守军扑去，扬言要在中国驻军阵地搜寻“失踪士兵”。守卫卢沟桥的两个排的战士，面对数百名日军的攻击，毫不畏惧。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申仲明排长浩然正气，立于桥头阻止日军的进攻，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之中。
申排长的鲜血激怒了第二十九军的战士，6挺机关枪和六七十支步枪一齐射出了复仇的子弹。当敌人冲上阵地后，战士们又抡起大刀，冲入敌阵，展开激烈的肉搏战。15分钟后，终因寡不敌众，陷入重围，两个排的勇士几乎全部战死于桥头。吉星文团长曾这样夸耀自己的战士：“士兵们含垢忍辱，已非一天，这一口郁积在胸中的气，无缘发泄，所以大家听见说打日本，个个都纵身跳起来。士兵们看了阵亡的同伴，一点也不悲伤，只是咬紧牙关，急步向前，带伤的就是命令他后退，也不掉转头来。”
与此同时，日军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并向城内发射炮弹，3营指挥部被炸毁，许多民房亦被炸塌。6时，日军再次炮轰宛平，经过3个小时的猛烈轰击，专员公署被炸成一片废墟，大批民房被炸得东倒西歪。接着，日军出动9辆坦克向我军阵地冲来。英勇的二十九军战士，迎着敌人的坦克毫不畏惧，他们用手榴弹、步枪将敌人的坦克全部打退。但卢沟桥铁路桥及其北侧的我军阵地，被日军占领。
入夜10时，吉星文团长带伤组织成一支由150人参加的敢死队。每人除佩带枪支和手榴弹外，还有大刀一把，潜入攻击位置。12时，敢死队员如猛虎下山，从两面突入日军阵地。一时间，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连成一片，日军被突然袭来的子弹打得蒙头转向。一位敢死队员事后曾这样叙述他的战斗经历：他冲进日军的战壕，先用刺刀扎死一个敌人，还没容他将刺刀拔出，身旁的一个日本兵也用刺刀刺伤了他的左臂。他放开手中的枪，用右手拔出背上的大刀，立即把刺他的那个日本兵的头劈成两半，接着，又用大刀连续砍死两个敌人。另一位年仅19岁的战士，挥动大刀，一连砍死13个日本兵，生擒1人。金振中营长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但还要再去冲锋陷阵。吉星文团长费尽口舌，才将他拖下战场，送后方医院治疗。
中国军人表现出的“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大无畏英雄气魄，使侵略者为之胆寒。日军不得不停止进攻，退出阵地。
经过交涉，中日双方于9日晨2时达成三项口头协议：1.双方停止射击；2.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定河西岸；3.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但是，日军并没有遵守这项协议，在9日、10日两日内连续发起进攻，再次占领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中国守军忍无可忍，于10日夜展开反击，经过反复争夺，终将失地夺回。日军不得已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区，等待国内援军的到来，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这次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抗战的起点。
卢沟桥的枪声激怒了中国守军，也激怒了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通电全国：“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一天，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为日军进攻华北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感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同时，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称其兵“处国防最前线，不畏强暴，奋勇抵抗，忠勇壮烈”，表示“誓为贵军后盾”。
7月13日，延安的共产党员，机关干部召开紧急会议，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毛泽东到会向各界群众发表演讲，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人民的抗战决心。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面前，全国人民迅速行动起来，男女老幼同仇敌忾，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支援抗战的热潮迅速掀起。
处在抗战前线的北平人民，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野蛮屠杀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事变一爆发，中共北平市委立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救亡工作，援助第二十九军抗战。
首当其冲的宛平县、长辛店等地，战争开始之后，居民们自动起来为第二十九军战士挖战壕、抬担架，运送弹药、物资。老年人冒着枪林弹雨，为部队当向导，给城楼上的哨兵送茶送饭；妇女们忙着为战士们蒸馒头、烙饼、烧开水、洗衣服；小学生组织起募捐队，沿街招募，支援战争。甚至连六七岁的娃娃，也端着水盆，供士兵们磨战刀。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长辛店工人，为修筑工事把大批铁轨、枕木、麻袋送往前线；附近的农民为部队出粮、出草、出柴、出民工……正是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战端一开，不分男女老幼，皆显示出守土抗战之责！
7月8日下午，北平救亡团体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等各派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慰劳抗日勇士。站在宛平城头上的第二十九军官兵为之感动不已。一位军官用颤抖的声音向城外的代表们说：“诸位能够不怕敌人的炮火和枪弹，冒着这样的危险来看我们，此种不怕死的勇敢精神真正可佩。”
7月9日清晨7时，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冒雨慰劳守卫北平的第二十九军官兵。在各校抗敌后援会领导下，同学们积极参加情报、战地服务、募捐、慰劳等工作。当得知前线需要麻袋时，学联立即发起捐集万条麻袋运动，很短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任务。还有许多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毅然投笔从戎，加入抗日武装队伍，奔赴抗日前线。
北平市民支援抗战的热情如火如荼。市民们将茶水、暑药、毛巾、食品，日夜不停地供应守城军警。北新桥、绒线胡同、灯市口等地的居民，发起蒸馒头、煮绿豆粥的运动，慰问夜间值勤的军警。北平职业妇女会，缝制白布小衫慰问军队。其他妇女团体，组织救护队加紧训练，并为前线士兵做布鞋。北平的茶商也发起为前方将士捐献一万包茶叶运动。就连小学生也行动起来，掀起每人节约“一大板”（铜元）的运动。人力车夫主动运送伤病员，不收任何报酬。日军尽管用高价招聘汽车司机，他们也坚决不给日本人开车。被日军抓去挖战壕的郊区农民、小商贩，中途打死押送他们的敌人和汽车司机后全部逃跑。
从北平城到卢沟桥一带十几公里的大道上，支援抗战的人群络绎不绝。北平红十字会、红万字会、灾民救济会等26个团体组成的救护队，赶到前线，护送伤员，安置难民。北平各界代表，手执花圈、大旗，在宛平城里为阵亡将士开追悼大会。在送给战士们的慰问袋上，北平人民印上“诸位弟兄，尽忠保国，北平市民，誓为后盾”的字样，以表达他们愿与第二十九军官兵共同抗敌的决心。
北平人民轰轰烈烈的抗击日寇的运动，振奋了全国人民。各地人民群众纷纷动员和组织起来，支援北平的抗日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一马当先，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上海日本工厂的工人、洋行职员，日本轮船上的中国海员，甚至日本人家里的雇工，都纷纷罢工或离职，以此表示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抗议。
各地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游击班，学习军事，难备随时加入前线作战。许多大学教授也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宣言，要求奔赴抗日前线。以“民先队”为骨干的许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远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打电报给国民政府，请缨抗战。
全国性的文化、新闻、学术、宗教及其他救亡组织，积极开展抗日募捐活动。上海市各界抗敌救援会发表的征募救国宣言表示：“保卫中华民族的神圣战争，已在古都揭开序幕。时至今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五千年之祖宗庐墓，亿万年之子孙命运，均将于此最后关头决其荣辱。吾人如不甘为奴隶，不甘作牛马，不甘永受鞭挞，不甘常被宰割，则在此千钧一发之时，当有毁家纾难之精神，捐款救国……”
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将无理关押8个月之久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君子”释放。他们的胜利出狱，进一步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
卢沟桥的枪炮声震撼了祖国大地，也震动了千千万万魂系中华的海外侨胞。各国华侨迅速组织起“华侨抗敌后援会”、“救灾总会”、“华侨筹饷会”等团体，捐款、汇款、捐输财力，征集药品、衣物，发行、购买救国公债或亲自回国，支援祖国抗战。在美国，仅纽约一地，每月参加救国募捐的华侨就达3万人，不到6个月就募集了100万美元和大批军用物资。在马来亚地区，仅半年时间，华侨就创捐款2000万元国币的成绩。他们高唱：“你一角，我一毫，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怒潮，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吐气扬眉，誓把中国保。”巨商富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甚至连乞丐也不辞劳苦，“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旅泰华侨技术人员，包括机械工人、护士、汽车司机等数百人，组织了回国服务团，直接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据统计，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2月，仅从广州口岸回国参战的各地华侨就达30批，近2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