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此外，毛泽东还从过程论的意义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永恒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
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目的在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诙谐地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这里，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形成新的理论。1960年前后，在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毛泽东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其中提到：“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应随之发展。正是因为毛泽东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他才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创造，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苏为戒，探索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他晚年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断发生误解或教条化的倾向，也从反面说明，脱离实际和实践需要而提出的理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背离。
三、毛泽东的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及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胡锦涛也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这既是党对长期执政经验的凝练和升华，也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可以说，尽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在新世纪才明确提出，但党对此进行的思考和实践却是长期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此做了诸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深入研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方针，以此促进社会经济领域的协调发展
在探索经济发展道路的进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措施，其中关于经济领域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蕴含着经济建设要做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谐发展的思想。
首先，统筹兼顾的对象是全国人民。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也就是说，要从整体出发，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统筹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不能仅仅考虑到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某一部门的暂时利益。
其次，统筹兼顾要处理好农业、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关系，多业并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同时并举”的方针，即：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同时指出：“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在《论十大关系》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被列为第一大关系加以论述：“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这就是说，在我国，工业的发展要快于农业，但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必须同时大力发展农业。后来，针对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指出：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要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交、商，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做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再次，统筹兼顾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另外，地方和地方之间也要做到要有正当的独立性，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这样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有，统筹兼顾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做到“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最后，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使经济协调发展。毛泽东认为：“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的天下大乱。”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毛泽东又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并且说：“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这是对曾经把过分注重平衡看成是右倾保守思想的一个纠正。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了相对平衡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就是说，要通过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此促进社会政治领域的协调发展
为了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社会政治领域，毛泽东提出了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设想，这蕴含着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为此，就要妥善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尤其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
毛泽东将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在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对矛盾的性质做了区分：“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性质上的区分，为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前提。
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毛泽东指出：“我们历来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进而指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并指出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解决他们的矛盾。
毛泽东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正确处理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关系的准则。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在《论十大关系》中又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是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大特色，它同人民政协制度一道构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团结带领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
毛泽东提出了巩固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非常重视民族团结，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他强调：“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则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巩固民族团结，从而实现各民族的和谐共处。
（三）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此促进社会文化领域的协调发展
毛泽东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科学和各项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此后，毛泽东又多次重申这一方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
第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艺术和科学的长期性方针。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毛泽东同时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而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我们不但在文化领域应用这一方针，而且在其他领域也可以运用这一方针。
第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实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时，“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实际表明，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需要批判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遗产和吸收外国的文化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这一正确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方针。他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提的是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这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第三，“六条标准”是实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底线。毛泽东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可以利用，而且对于人们言论和行为的正确与否，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基于此，他从广大人民的立场，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是否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否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是否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并指出，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在科学和艺术领域还会有自己的一些标准，但这六条政治标准是适用于任何科学艺术活动的。这意味着，符合这六条标准的科学和艺术，就符合社会主义的立场、符合广大人民的立场，应当大力提倡和发扬。
（四）毛泽东社会协调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如上所述，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为当前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启迪。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吸取并发展毛泽东艰辛探索的理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