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堂县实验小学 钟瑞刚
党员，意味着责任，而责任只能靠行动去诠释。从1980年8月到现在，30多年来，钟老师对教育事业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荡涤着他的心灵，净化着他的灵魂，令他在漫漫征程中用责任去填充教育的使命，用责任去呈现生命的价值。
在我的生命历程上，最不能忘记一个日子——2004年7月1日。那天，我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经有30个年头，算得上教育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我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几十年里，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从来都是个“死心眼儿”。意思是无论教哪一个年级、哪一个班，只要我接受了任务，就会责无旁贷地去干，去干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为我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个理念。基于这样的认识，工作中，哪怕不争气的身体向我闹“罢工”，我也从来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班级和学生。在大家眼里体壮如牛的“钟胖子”，其实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药罐子”了。高血压、肾小球肾炎、颈椎骨质增生、胆囊炎、胆结石等疾病让我一年四季服药不断，尤其是肾小球肾炎已有11年了。
在这十余年时间里，我每月都要固定到川医检查治疗一次。说起每月去川医检查，实在让人心酸，前一周就要预约挂号，早上4点多起床，准时在二横道乘5点10分头班车上成都。到成都转1路公交到川医，到川医也就是6点半左右。因为要排队抽血、验血，早一点检查完，上午才能出结果，才能不误专家号，也才能快一些接受诊断、取药，才能赶上下午的课。次次如此，月月如此，所以我请假只请半天，下午还要上半天课。
2007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因急性胆囊炎住进了县医院。为了不耽误即将毕业而又处在关键时期的学生，我坚持让医生采用消炎、止痛的疗法，以便自己每天有时间给学生上课。医生拿我没办法，只好同意。就这样，我每天上午打完点滴，下午忍着疼痛，赶回学校为学生授课、辅导。一边治疗一边上班，等到胆囊不痛了，该毕业班学生也顺利毕业了。
好景不长，治愈不到半年的胆囊炎于2007年冬天复发。医生说必须做手术才能治愈。我心里着急：这病早不犯，晚不犯，偏偏在还有几天就放寒假的时候犯上了，难道让我为了治病而影响学校的整体收尾工作吗？我又一次和医生商量并征得医生同意——保守治疗。白天，疼痛加剧时，背着医生和家人服用双倍止痛药。就这样，一直到2008年元月30日，上午负责组织完春节团拜会（我担任学校工会主席），下午就进手术室做了胆囊切除手术。手术后第三天，校领导打电话布置工作任务时才得知我动手术的消息。
2009年8月20日，为检查肾上蛋白质指标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我再次住进了华西医院。一周下来，尽管医院尝试了“肾穿刺”等多种方法，检查结果还是和第一次一样以失败而告终。我婉拒了医院专家让我继续住院检查治疗的好意，回到学校迎接开学典礼。
回到学校，学校让我担任一个毕业班的数学和科学教学工作，我欣然受命。回到家里，迎接我的却是妻子的抱怨：“医院一再叮嘱你，这种病不适宜太劳累，你给学校领导说了吗？你刚送走了一个毕业班，先调整一下身体，然后再教毕业班未尝不可！是不是你没把医院的诊断书给学校看啊？”听着妻子的唠叨，看着妻子心疼我的样子，我平静地安慰她：“我一生中有几件事做对了，值得高兴。第一是选对了职业——教书育人是我一生的钟爱；第二是遇到了你——很感激你从生活到工作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与理解。我也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很想拥有健康的身体，渴望活120岁来陪伴你，但现在学校的人事安排调整不过来，我不理解和支持学校的工作，怎么对得起学校领导、学生家长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呢？你就放心吧，教毕业班和非毕业班没什么两样，我今后多注意保护自己就是了。”在我的安慰下，妻子这关算是过了，可后来在与好友接触的时候，却又遭到他们的“围攻”。面对朋友们那眉头紧锁、苦瓜似的脸，我又微笑着给他们解释。
人活着，需要健康。要健康干什么？仅仅是满足自我的需要吗？其实不然。人活着，最大的使命感应当是社会责任感。所以，我们追求健康的身体，更要追求健康的心灵，只有奉献才能助推我们去诠释活着、诠释健康、诠释个人价值社会化的意义。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应该用心做人、用心做事、用心对党，将自己的满腔热血融入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事业中去。今天我只是做了一点自己能做的事，尽一份应尽的职责，应该算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