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达当世之务，非识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诚不足以摅献纳之忠。务不达则其几莫能中也，情不周则其致莫能极也，忠不摅则矫激以沽名，怀隐而多避，徇私而少公，怯懦而不尽，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于其得言之时，亦莫不有言，而尝失之是三者。猖狂叫号，以自试于万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奸。故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梃以撞万钧之钟，必不振矣。世之说者曰：谏之道，天下之难为。欲以观其所易而闲其所难，然后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为臣能谏而必能使君之纳谏，而后为能谏之臣。此与韩非之说而忧其不合者，何以异？是皆惧撄人主之逆鳞，而天下无忠义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时遘会，立人之朝，其才足以达是，其识足以周是，其忍不为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谓谓吾君之不能为尧、舜者也。执事发策，举前代之论谏者以为问。夫一世之君，则一世之臣，不知其几也。当时陈说者盖多矣，而史之所载，彰彰者仅是。以史之所载，累而积之盖多矣，而执事所举者又仅是。虽然，言而中其几，极其致，而忠诚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后世者，又少也。如执事之所举，皆其人也。
夫谓“举世共称不无疵议”者，岂不以贾谊通达国体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潜心大业而流于灾异，匡衡被阿谀之讥，刘向泥五行之传乎？汉高祖时，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诸侯王僣拟逾制，匈奴数盗边，贾谊陈《治安》之策，皆当世切务。而或谓其明申、商之学者，独以论诸侯王宜用权势法制耳。然众建诸侯，实事之当然也，与晁错削七国异矣。本三代之所以长久，谓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谓，谊与晁错皆明申、韩，而错则以人主之所以尊显，功名扬于后世者，以知术数也，而以术数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后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谊启之也，岂可与错同论乎？汉初制度疏阔，谊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兴礼乐，谓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罚而德泽无一有，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夫刀笔筐箧之间，非徒汉事然也，虽后至今数千年如此矣。刘向称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伊、管未能远过。可不谓然乎？
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仲舒以《贤良》对策，皆傅经义，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故圣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为贵，知自贵于物。”又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此孔氏之遗言，七十子之后莫能述也。论圣王之礼乐教化，欲令当世人主改弦而更张之，与贾生之旨不异，而仲舒之渊源深矣。
自汉兴以来，天子与其大臣，皆好尚黄、老。至孝武，始兴文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实自仲舒发之。故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至于今学者守之。虽然，自恣苟简之治，百世未能变也。道同六艺，用世操术则异者，又未必轨于圣人也。班固称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其不谓然乎？
汉儒传经，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经说《诗》，当世少双。所以其论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仁和惠则众相爱。”曰：“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志。”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化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审六艺之旨，则天人之理可得。”“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群臣，动有节文，以章人伦。”夫端本、养性、审艺、治内、正仪，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为此言，而史讥其持禄保位，被阿谀之旨，与孔光等同讥。以为恭、显用事，不能犯颜直谏则然也。然传先王语，其酝藉亦足称贤矣。
刘向博闻，通达古今。作《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综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与孟轲、荀况、司马迁、董仲舒、扬雄并称，而讥切王氏，尤发于至诚。盖自恭、显之世，其忠恳已见于封事矣。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览历世之治乱，必以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因论当世人主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缪戾乖剌，文书纷纠，毁誉混乱，荧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是时恭、显用事，善类蒙戮，永光之诏，亦自谓邪说空进，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优游不断，堕宣帝之业，可为来世之永鉴矣。向之学，在《洪范传》。推迹行事，比类相从，缘箕子之意，著天人之应，世儒亦未可妄论也。
夫谓“一时救弊未为通方”者，岂不以崔寔语当世理乱，而有《政论》之作也？汉之儒者言教化，自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皆极论之。而王吉亦谓，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而质朴日衰，恩爱浸薄。东京以后，尤竞察察。钟离意、宋均、鲁恭、第五伦之徒，常以为言。而杜林亦讥后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吹毛求疵，诋欺无限，桃李之馈，集以成罪。家无全行，国无廉夫，而仁义之风替矣。崔寔独著论，谓汉承百王之敝，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皇路倾险，欲峻法以求治，以此为乱世之药石。仲长统称其书，以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右，将不以其达权救弊为一时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纵横之日，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论》，夫岂通方之论耶？
夫谓“言可经常，可以行之后代”者，岂不以荀悦志在献替，而有《申鉴》之作也？当建安之时，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悦自以时无所用，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辨，通见《政体》，谓“致政之术，先屏四恶，乃崇五政”，而以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为四恶，“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为五政。悦之论，非所以施于汉末，顾自以抱王略而不得志，为奏以发之，要其所施设皆平世法也，可谓言简而事该矣。考其正俗之论，谓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贞定而已。在上者审定好丑，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文察实，无惑诈伪以荡众志，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功，善无不显，恶无不章。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肃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汉氏所以凌迟，恣戚宦之权，成钩党之祸，夫岂不由于此？即匡衡言四方桢干，刘向讥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悦之《申鉴》，岂非经常之法耶？
晋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庄之论，朝廷皆以浮诞为美。武帝创业，法度废弛。刘颂竭诚奉公，每有论奏，该核政体，谓法禁宽纵，积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绳下。然至于矫世救敝，自宜渐就清肃，如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当渐靡而往，稍向所趋，然后得济也。其救时矫世，非急迫之论，异于徒事一切敢于断割者矣。又谓：圣王之化，执要于己，委务于下，居事始以别能否，因成败以分功罪，而群下无所逃其诛赏。尚书统领大纲，岁终校簿，赏罚黜陟之。今权不归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细过缪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无立人矣。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谨密网以罗微罪，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实在其中也。故圣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责凶猾之奏。颂之斯言，实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观，以为如此足以塞区区之责也，亦类俗吏之所为耳。由此言之，颂欲矫弊而不必任严切之法，所以为贤于实者也。拟之《政论》，则颂为是矣。
唐德宗时，陆贽上言谏诤之道有九弊：以“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衒聪明，厉威严，恣疆愎”，为君上之弊；以“谄谀，顾望，畏懦”，为臣下之弊。论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实而务博访，求精太过，嫉恶太甚，程试乖方，取舍违理，循故事而不择可否。而覈才驭吏之三术，则拔擢以旌其异能，贬黜以纠其失职，序进以谨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祸新化，要在舍己从众，违欲遵道，远憸佞而亲忠直，推至诚而去逆诈，杜谗沮之路，广谏诤之门，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约之于心焉耳。唐史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如丹青。苏轼以为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如贽之言，开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为治乱之龟鉴者也。虽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义之旨，盖过之矣。其论兴亡之际，谓天所视听，皆因于人。天降灾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而时之否泰，事之损益，万化所系，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损益生。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从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从其欲，乃至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几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叹曰：“损益，其王者之道欤？”贽于天命人情之际，可谓论之剀切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