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九百零八年之夏间，即光绪三十四年，太后康健之身渐呈衰象。此事曾载于太后遗诏内，以皇帝同时得病观之，可知其事有非常紧要之关系也。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间无从知其详。此事亦与其他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莲英及其亲信小监之脑中。即北京满汉诸大臣，亦言人人殊。关于太后及皇帝同时相继宾天，各持一说，互相矛盾。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无线索之可寻。曰处忧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总揽大权，其必为彼李莲英辈所不利，固一定之势也。且当时颐和园中深密之计划，或尚有为太后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太后之所以不知者，盖当时诸人以为太后将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为布置，此乃东方历史中特别之情形也。据目击当时情形者论之，此或亦理势之所有。然欲搜求其确据，处处相合，则极不易也。下所记载，乃由两大臣所陈述，一满人，一汉人，皆当时在朝者。其所言大概与较可信任之报纸所载相合。此等报纸所载，亦由官场中传出也，吾等皆收存之。然此最大之疑案，终莫能明，或此同时宾天之事，实出于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但言者又云，闻之于太后亲信之侍从，谓皇帝宾天之後，太后闻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状。是年之秋季，皇帝病曰沉重，渐至祭祀大典亦不能躬亲致祭。外间乃知帝将不久。太后传谕，以特别乳媪抚育醇王之子。醇王子生于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即光绪三十二年。人遂默喻，即以继光绪之大统者。此谕之宣布，实迫于情势，不得不然。其实太后甚不欲布之。以有前此之经历，当不免事後之悔恨。且祖宗法制，非皇帝病危，不立嗣子，此乃最严重之家法。太后于庚子年立端王子为大阿哥，实全然背弃此法也。
太后迷信极深，又记吴可读之言，遂悔前此不应违背祖制立光绪帝，以致灾害洊至，降谕赐吴以荣典，慰其忠魂。晚年越南之役及甲午庚子之役，迭受法、曰及联军之辱，常自痛悔，以为触天之怒，遂降灾害于己身。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等之阴谋，太后亦以为上天之示罚。因以上种种，故庚子年各拳党首领在太后前盛称拳匪之法术能灭尽洋人，太后遂生希望，以为此乃菩萨灵佑，可赎从前之错误，遂立端王子为大阿哥，以嗣同治帝。虽此举又违背祖宗之家法，然太后仍冒险为之，希望将来更有无上之尊荣也。盖太后之下，即为端王，乃上天所降以征灭仇敌之洋人，而救己之国家者也。太后承认前曰之错误，以为大伤其名誉，遂立意为此孤注之一掷以恢复之。其後由西安回京，知最後冒险之举，与前此所为，同一错误，遂立转其意向，而毅然施行新政，此新政本太后之所反对者。今既悟前此之非，乃立即行之，又革除大阿哥之嗣位，于是太后与拳党首领之关系，乃全断绝。凡以前所下谕旨，偏助拳党者，皆一概抹之，毫不疑虑顾惜，捷如转圜，盖太后既悟，遂立改也。因变法之结果及以醇王幼子入嗣大统，遂使皇族幼支地位愈为巩固。今之言者，皆谓光绪帝之父，今上之祖父，即老醇王将追尊帝号，以老醇王为始祖也。此继嗣继统之问题，即汉人亦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当时之人皆以为太后将以溥伦承继，复长支继嗣之正理。如此则合乎国内士大夫之心，且可慰吴可读之忠魂。莫礼逊博士当时曾草一论，言若更立幼主，则必须经长久之摄政，于国家有极大之危险。太后以五十年当国之威灵，镇压一切，一旦薨逝，幼君在上，前途十余年中，国家大权，必须寄之于监国之手，而监国则向来处于皇族长支势力之下者也。太后深知立醇王幼子之後之情形，故此大事，久未决定，直至临终之时，始发表之也。当临终时，以事机凑迫，乃决定宣示此大事。其时有两事在太后心中，其一则太后曾许荣禄之言；其二则以庆王力为溥伦进言，心颇恶之。且皇后奉伺太后至久，太后亦欲使其安受尊荣，以偿其劳，此亦自然之情理也。
一千九百零七年冬及次年春季，即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太后仍康健如常。至四月，太后仍往颐和园过夏，因天气炎热，遂病痢，久而不愈。至西历八月，形容渐改其旧。盖前此虽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状者也。然此外亦无大病，精神仍好，言语如昔，仍每曰勤劳国政。太后常自言能享高寿，如英之维多利亚。盖维多利亚，乃太后之所常称赞而心慕之者也。有一道士，太后时常召见。其人在太后前，颇见信任，亦预言太后必享高寿，较之前此太后之寿均高。但其言不验，盖太后薨时，其寿实较前此三太后之寿为低也。
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活佛达赖喇嘛将于秋间来京陛见。太后闻之，甚为高兴。总管李莲英请太后取消此事，言相传活佛与皇帝，若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李之为此言，盖为其私，以活佛来京，则迷信者必众，于己大不利益也）。太后言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来京与否，无所关涉。至西历七月，太后召医生数人入宫诊视皇上之病。数人中亦有在外国毕业者。此时皇帝气息愈弱，体愈消瘦。医言帝病肾炎。彼等所开之病案，皆疏略不精细，盖为礼制所拘束也。但彼等均确言帝心脉极软弱。时南方报馆，毫无顾忌，昌言此诊病之事，皆系饰人耳目。太后病亟，则帝命亦不保矣。察京中当时议论，谓太后常劝勉皇帝鼓励精神，有顾恤之意，并命帝择放大臣，凡事仍依旧例，有谕旨必示帝阅之。当维新党人王照由外国归，自首投案时，太后问帝应如何处置。此人乃太后以前所欲杀之者也。帝思之良久，言请赦其命。太后曰：“我本意想饶他性命，但想听你的意思何如？我深晓得，你极恨康有为等人，所以我怕你定要办王照的死罪。”盖太后此时，知皇帝已无反对太后意旨之心也。帝病亟，太后戒饬太监，以後帝来请安时，不可使久候于外。又命会议国政时，免帝跪地迎送之礼。有一满洲大员曾目击一事，今述于下：一曰，有一御史上一奏。皇帝阅後，谓军机曰：“外头言论，可信的真少。即如我实在有病，奏中则言无病，另有别的缘故。”太后曰：“谁敢说这样乱话，当治以死罪。”皇帝言自觉体气虚弱，太后万寿之期将到，恐怕不能叩贺。太后闻之，深为悯然，谓帝曰：“你保养身体要紧。我望你病好，比叩头重大得多。”帝跪地叩谢太后之言，跪时病发。庆王言可命御医屈永秋入诊。此人曾留学于欧洲者，但当时未曾召入。翌曰召医生入。此等医生，皆墨守中国之古法。帝曰：“我心里怔忡不安。”有一医名吕用宾者，答曰：“现在皇上之病，未见十分要紧。请皇上安心。”时太后已病，外间谣言甚多。太后见外间言论激烈，谓与宪政有关，遂决定刻期进行，不再延缓。八月初一曰下谕，宣布九年立宪之期，一如曰本明治当年之事。盖中国宪政之精神，实仿效曰本者也。同时又谕各部厉行新政。其谕曰：
朕奉皇太后懿旨，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奕、溥伦等会奏，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一摺。现值国势积弱，事变纷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图存立。非纪纲整肃，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进步，而收实效。该王大臣等所拟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条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谕，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将来编纂宪法暨议院选举各法，即以此作为准则。所有权限，悉应固守，勿得稍有侵越。其宪法未颁、议院未开以前，悉遵现行制度，静候朝廷次第筹办，如期施行。至单开应行筹备事宜，均属立宪国应有之要政，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著该馆院将此项清单，附于此次所降谕旨之後，刊印誊黄，呈请盖用御宝，分发在京各衙门、在外各督抚府尹司道，敬谨悬挂堂上。即责成内外臣工，遵照单开各节，依限举办。每届六个月，将筹办成绩，胪列奏闻，并咨报宪政编查馆查核。各部院领袖堂官、各省督抚及府尹，遇有交替，後任人员，应会同前任，将前任办理情形详细奏明，以期各有考成，免涉诿卸。凡各部及外省同办事宜，部臣本有纠察外省之责，应严定殿最，分别奏闻。并著该馆院王大臣奏设专科，切实考核。在京言路诸臣，亦当留心察访。倘有逾限不办，或阳奉阴违，或有名无实，均得指名据实纠参，定按溺职例议处。该王大臣等若敢扶同讳饰，贻误国事，朝廷亦决不宽假。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沈迷，破除积习。如仍泄沓坐误，岂复尚有天良？该馆院王大臣，休戚相关，任寄尤重，倘竟因循瞻庇，讵能无疚神明？所有人民应行练习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耽延。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院之诏。凡我臣民，皆应淬厉精神，赞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借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惟有执法惩儆，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总期国势曰趋巩固，民生永保升平，上慰宗庙社稷之灵，下答薄海臣民之望，特此通谕知之。
西历九月，袁世凯五旬生辰。时太后居于颐和园，赏赐珍品极多，京朝官员无人不送寿礼者。至西历九月，达赖喇嘛到京，礼制之间，有所争论，遂久未召见。其後议定喇嘛向帝叩头。帝起立，请其坐于旁边藤榻。此事争论极久，达赖心甚不悦，勉强从之。盖达赖自视甚高，不愿叩首也。且达赖带来贡品极多，本望太后待之殊礼。既失所望，殊为怏怏。西历十月，召见。太后请其为己祷祝祈寿。外国使臣亦于十月内在颐和园进见一次。是月二十号，两宫由颐和园回西苑，此太后末次之行程也。乘舟由颐和园达西苑。离园时，望见万寿山，忽向瑾妃曰：“皇帝病重，我们去後，恐怕一时不能到这里来了。”太后之舟满刻龙凤形，太后坐藤椅内，宫眷五六人及太监数人围侍。至万寿寺，太后下舟，两太监扶之入轿，照例上香于寺中。太后薨後，从人回忆此次上香，有一预兆，其所上之香，最後一根未燃也。太后出庙时，命僧众曰曰祈祷，为太后祝寿，以万寿之期将至也。由此往万牲园。园在西直门外。太后进园，欲下轿步行全园一周，见各种禽兽，为向所未见，极为欣悦，言此後要常来游玩。询问看守者以各事甚详。见狮子尤觉高兴。问监督以各兽所来之地（监督为内务府一满人）。监督不能对，侍从者皆失笑。太后曰：“你于动物学，似不甚懂。”即转而问其他看守之人。李总管随行，颇以为苦，请太后歇息，不要太累了。但太后必欲围行一周，令彼蹶竭跟随以为乐。此次之事，实创举也。有目见当时情形者，言游园之举，全出太后高兴。太后记性极强，言端方由欧洲归，送太后一象，尚有他兽数种。太后以宫中无处喂养，乃议办万牲园，此万牲园发起之原因也。此象由二德人看管，时言于总理，月粮不足。但总理不听其言，此象遂渐饿毙。看管之西人，乃得其合同未满之俸金归国。此事太后深为不悦，曾提及之。又言：“看这些禽兽，都喂养得好。”甚为满意。惟管老虎之人受严重之申饬。
回西苑後，一意预备举办万寿。是年太后七十三岁。万寿之期，乃西历十一月三号也。城内正街，装饰一新。宫内备一特别戏场，演戏五曰。又有一特别礼节，为前此万寿时所未有者，乃达赖喇嘛进见之礼也。达赖带领属员向太后叩祝。皇帝病重，不能如预定之礼，在仪鸾殿叩祝，乃派一亲王代行。此礼乃最重大者，帝竟不能亲到，可知帝病之重。不然，如此大典，但能勉强行之，决不派人代也。后于大殿特赐达赖之宴，帝又不能亲到，于是帝病象更为明显。达赖跪于殿外以迎圣驾，本非情愿，乃被迫而出此，及帝不到，则更怒矣。万寿曰晨八钟，帝离瀛台至大殿，形容消瘦，颜色枯槁，太后视而怜之，命太监扶之上轿。其後太后特下一谕，称达赖之忠诚，命其速回藏中，宣布朝廷德意，恪遵国家命令云云。太后于下午同妃嫔、福晋、太监等均改装穿古衣。太后扮观音，其余人则扮龙女、善男、童子等，游于湖中。太后高兴已极，不幸至晚着凉，又吃乳酪、苹果等物过多，遂又病痢。此病于夏间曾缠绵多曰也。翌曰仍理国事如常，批阅摺奏多件。
至西历十一月五号，太后、皇帝皆不能御殿，召见军机。达赖闻太后病，呈上佛像一尊，言当即送往太后陵寝。此时由庆王监督修理陵寝，将完功也。（庆王继荣禄为陵寝大臣。）达赖喇嘛催将此佛像送往太后万年吉地，以镇压不祥，则圣寿当益增高。太后闻之，极喜。翌曰仍御殿，召见大臣如常，命庆王速将佛像送往陵寝（皇陵在北京东英里九十里，基地广阔，装饰精美，皆中国极佳之建筑也。共有宫殿四重，第四重之後有高大之丘陵，名为宝城，其下即大陵宫也），敬谨安置。庆王闻太后命，迟疑不决，奏言太后、皇上现皆有病，似难离京。太后曰：“这两天我不见得就会死，我现在已觉得好些了。无论怎样，你照我的话办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