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中一个著名的学术流派，它特别重视脾胃在人体生理、病理上的重要作用。互为表里的脏腑，如肺与大肠、心与小肠、肝与胆、肾与膀胱等，在生理功能和病理机制方面，都与脾胃息息相关，因而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首创了中医脾胃学说。
悠久的中医发展史表明，医源于易，而脾胃学说更是渊源于《易经》。考殷易坤乾阴阳之术，其六十四卦以“坤”为首，乃指万物莫不归藏于地之意。《易》有“坤”卦，象地、象阴，而脾胃属土象“坤”。《易道》谓太极即两仪，两仪即太极，两仪生四象，四象成八卦，太阴为“坤”。中医称脾为太阴、三阴、坤土，明显完全源于《易》，而三阴正是由三个阴爻合而成“坤”，所以中医脾胃学说是肇基于坤地的，受易的启示，把脾胃的生理活动比作“坤”德，病理机制多从易而变，治疗要旨为平衡阴阳，中医基础理论的发源地《内经》则从理论上全方位地接受了《易》理。
《素问·太阴阳明论》曰：“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并把脾胃的生理病理变化机制，采用《易》之阴阳“变易”作为说理指南。
在《易经》、《内经》中有关脾胃理论的指导下，东汉医家张仲景总结出了伤寒阳明太阳病的辨证纲领，他所论及的广义伤寒，其中有寒邪经太阳、少阳传入阳明之后，即胃与大肠经之后，热与燥结于胃中，消烁津液，燥屎结于肠中，所谓“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如外邪侵入太阴，伤及脾阳，则成“太阴之为病，腹满而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针对脾胃受外邪所伤的病情，仲景辨证地创立了阳明经证的白虎汤证、腑证的三承气汤证和太阴脾胃虚寒的理中汤证之类，解决了外邪伤及脾胃的不同病症辨治问题。
脾胃理论至金元时期，李东垣集其大成，开创了脾胃多发内伤疾病的新天地，在《内外伤辨惑论》中，对饮食劳倦内伤之病论析深入。他指出：外感风寒、六淫之邪，主要伤形，为内实有余之病，而劳役所伤、饮食失节，主要伤气，为元气不足之病。因此，外感病变皆初为伤寒，传为热中，内伤之病，却初为热中，末传寒中。如其脾胃有伤，则中气不足，化源不资，六腑阳气匮乏，而不能卫护其外，便易伤风寒之邪，而脾胃有伤，则荣气又易下流，清气不能上升，荣卫失守，复有劳役过度、饮食失节，则内伤之病发作，并提出甘温益气的独特治法，发展了中医脾胃治法理论。后东垣又著《脾胃论》，把脾胃理论上升为独树一帜的脾胃学说，形成一整套的理论体系。《脾胃论》是东垣脾胃学说理论之集中体现，它强调“人以胃气为本”，胃气盛则六气充，虽有贼邪，弗能伤害，假如胃气已伤，则五乱互作。李东垣先生主张补脾胃，升阳气，并形成一整套理、法、方、药，逐渐发展为独特的学术流派，即后人所称的“补土派”。
《脾胃论》开卷三篇《脾胃虚实传变论》、《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之图》及《脾胃虚寒论》，奠定了脾胃论的理论基础。东垣认为，脾之与胃，按照脏腑表里虚实规律传变，其生理作用是升清降浊，使一身之气通达。正如《素问·五藏别论》所论：“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这种一虚一实，关键又在于胃气，因为“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五脏篇》)。如饮食入胃，阳气上行，津液与气，入于心，贯于肺，充实于皮毛，散于百脉。脾禀气于胃，而浇灌四旁，荣养气血，则五脏六腑皆能受气，而人之元气亦充足。如饮食损胃，劳倦伤脾，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诸病由是发生，因此必须重视脾胃。这就是他所提出的脾胃虚实传变的主要意义。
脾胃学说发展到清代，温病学派的代表人物叶天士又对脾胃病的研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在东垣脾胃补气升阳的基础上提出了补脾气阴，在东垣善于治脾的基础上，又精于治胃，从而补充发展了脾胃学说。叶氏在《临症指南医案》一书中总结说：“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转，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东垣大升阳气，其治在脾。”从以上寥寥数语中，可见他对脾胃的不同生理功能、病理机制、治疗原则都有精辟的阐述。在治胃阴虚方面，叶氏创出胃阴虚三法，即甘寒润降清养胃阴法，适用于胃阴虚，津液枯竭症；清养胃阴佐芳香理气化滞法，适用于胃阴虚伴气虚湿滞症；安胃制肝法适用于胃气不降而波及肝木症，对后世治疗温病及内伤杂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还根据临床实际表现确立了胃阳虚用温通胃阳法，脾阴虚用濡润脾阴法，脾阳虚证用温运脾阳法等。总之，叶天士治疗脾胃病有他的新颖见解和独特治法，并处处注意一个“通”字，一个“津”字，临床每获良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脾胃学说源于《易经》，升华于《内经》，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着重阐述了脾胃疾病实证，即外感引起的脾胃疾病；李东垣着重于脾胃阳(气)虚证，开创了脾胃内伤疾病的新天地，并著成《脾胃论》一书，集脾胃理论之大成，使脾胃理论发展为独特的学说体系；叶天士则着重于脾胃阴虚证，补充发展了脾胃学说的不足。在中医药五千年的历史中，先贤哲人发展起来的脾胃学说，业已成为祖国医学宝库中一朵璀璨的奇葩。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正确指导下，脾胃学说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临床上对常见的数十种疾病，如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慢性肝炎、慢性腹泻、结肠炎及心、肺系统疾病、妇科病等，运用脾胃学说理论指导进行了临床研究，疗效满意，并对疗效显著的溃疡和慢性胃炎深入地进行了辨治规律总结。
在理论研究方面，他们系统地整理发掘和综合分析了历代脾胃学说的传统理论，发表了一些有较高见解和水平的学术论文，促进了脾胃学说在新时期的深入化、系统化、严谨化和现代化，并逐步把它与现代医学中的胃肠屏障学说、胃肠免疫学说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了脾胃学说的快速发展。
在临床上，全国各地利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病例和动物实践，全国试验点达50多处，客观论断指标达到四种：木糖吸收试验、消化道运动排空试验、血清胃泌素含量测定、淀粉酶活性测定，并筛选了相对特异的项目作为脾虚的参考客观指标：口腔液pH值、胰功肽试验、尿淀粉酶活性测定及皮肤电位测定。在治则方药上，对健脾益气方进行了治疗实验，对常用药如黄芪、白术、党参等进行大量的药理、药化实验，并与老年医学、康复医学有机结合起来，取得实足进展。全国还有许多地方将电子计算机应用于脾胃学说的研究上，建立脾胃疾病的诊治系统，并可输入存贮名老中医的诊治经验，广泛应用于临床，有利于脾胃学说的普及和推广。
另一方面，在中医脾胃学说有代表性的脾气虚的综合研究方面，近几年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根据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和老年病研究专业委员会制定的辨证标准，脾气虚即脾虚合并气虚，脾虚的辨证标准为：大便溏泄，食后腹胀，喜按，面色萎黄，食欲减退，肌瘦无力，具备三项即可确定。气虚的辨证标准为：神疲乏力，少气或懒言，自汗，舌胖有齿印，脉虚无力(弱、软濡等)，具备三项即可确定。不难看出，脾虚具有明显的消化系统功能障碍，这些功能障碍大多数是消化系统本身的疾病引起的。经广州中医学院等单位的研究证实，脾气虚在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方面表现为对副交感神经应激能力低下，对交感神经机能，无论中枢或外围神经功能均低下。脾气虚在消化系统功能方面，中医《内经》所指出的“脾主运化”的主要功能与现代医学主要消化系统的功能是一致的。
脾胃疾病的临床症候多数可归属为消化系统的功能障碍。《内经》曰：“脾病者，虚则腹满，肠鸣餮泄，食不化。”中医辨证的脾气虚弱、脾阳不足、脾虚湿困及心脾两虚的主要见症为脘腹疼痛、胀满不适、食欲不振、口泛清水、呕恶嗳气、大便溏泻等，均为消化系统生理、病理功能紊乱的临床表现。在药物治疗方面，从性味归经来看，治疗脾胃疾病的药物性味大多甘温，甘能补中，温能暖胃，故为调补脾胃的良品。
候灿先生在《对中医脾本质的初步探讨》一文中，统计分析了398种中药的归经分布，结果表明，归入脾经的药物达108种，其中主治病症属于胃肠功能障碍者为82种，占75.99%，而非脾经药物290种，主治病症属胃肠功能障碍者只有61种，仅占21%，两者比较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说明药物之所以归入脾经，主要是因为它主治病症多属于胃肠功能障碍的缘故。
北京市中医研究所何庆年等对消化系统功能研究，通过口腔液酸碱度pH值和口腔唾液淀粉酶等九项指标测定发现，中医辨证为脾虚的病人，多数可见血清胃泌素含量降低，小肠吸收功能减退，胰分泌淀粉酶功能下降和消化道运动排空速度加快，这些皆反映出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减弱，说明脾失健运的理论具有科学依据。
对于“善食而瘦”的脾虚患者来说，与肠道吸收障碍有关，但造成肠道吸收不良，既可能是神经 —— 体液系统调节紊乱而引起肠道功能的紊乱，也可以是因肠道本身的器质性病变所致，如发生水肿及炎性浸润而影响其吸收功能。脾虚者肠道蠕动亢进，肠内容物排空速度加快，食物及水分来不及被充分消化和吸收即被排出体外，以致出现大便次数增多，大便稀溏，这是脾虚出现泄泻的原因。有人通过对脾虚泄泻病人的直肠黏膜活检，发现多数病例的直肠黏膜发生水肿及细胞浸润，而水肿又造成黏膜上皮营养不良，致上皮细胞吸收功能下降，所以造成脾虚的始发机制可能会因不同病情而异。
在脾虚与免疫功能之间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发现脾虚患者在病情发展到出现全身性虚损症候时，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下降，且与营养不良和贫血明显相关，而血清Ig含量相对不受影响。国内许多单位的研究结果充分说明，脾在免疫学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内经》说四季“脾旺不受邪”是有一定意义的。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脾虚的研究和脾胃学说的理论，在先贤提出脾胃学说的基础上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了脾胃学说的研究内容。
孟氏中医世家诊治胃肠病已有百年历史，四代人均致力于脾胃理论学说的学习和研究，在脾胃理论的病机、病理、治法、用药等方面形成了以下四方面的学术认识。
1. 脾胃是一切内伤疾病之首，治疗虚证之重点。遍观《内经》中所谓变化百病，其源皆由于喜怒过度，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劳身所伤而然。这个论点正如《素问·调经论》所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亦即“天之邪气，感则寒入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
李东垣根据自己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结合《内经》有关理论，在仲景外感疾病后开创了内伤脾胃之病类，并强调，无论内伤外感，脾胃之气都是一个关键问题。他在《脾胃论》中讲到：胃气一伤，则五乱互作，脾胃为病，大都属于内伤。《灵枢·玉版篇》曰：“饮食入胃，阳气上行，津液与气，入于心，贯于肺，充实皮毛，散于百脉。脾禀气于胃，而浇灌四旁，荣养气血。”脾胃旺盛，则五脏六腑皆能受气，而人之元气亦充足。如果饮食损胃，劳倦伤脾，则脾胃之气损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诸病由是而生，故脾胃是一切内伤疾病之首。
《兰室秘藏》一书是东垣学说治疗成就之大成，全书二十一门，包括内、外、妇、儿各科。内科的饮食劳倦，其病为虚证之代表，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治疗大法是益气升阳，补脾消食，中气实则气血盛，劳倦可除。即对于三多一少之消渴病，东垣按脾胃论辨为二阳结，谓之消。二阳即是阳明胃主血、手阳明大肠主津，仍以脾胃气虚当补气升阳、甘寒除热为大法，配以和血益气，生津润肌的方药，治疗亦愈。
对于妇科、儿科、外科等病症，皆可选择益气升阳、补脾消食等治法予以治疗。中气充则气血盛，诸病皆可痊愈，故调补脾胃为治虚证之重点。
孟氏中医世家通过实践体会到：妇科经、带、胎、产及各种内伤虚证，无不兼见饮食减少、脾胃虚弱等见证，即所谓“脾为生血之源”。而各种虚证，特别是妇女产后，无不以治疗之后脾气旺盛、胃纳增加而体健身强，此所谓“得谷者昌、失谷者亡”。
2.脾胃学说是脏腑学说的王道。此学术观点说明两点：一是脾胃在人体内的重要作用，在生理上，脾胃为后天之本，人既生后，则后天养先天，关乎人的生长、发育、繁衍。脾主统血，主水谷运化，气血的生成，全身营养的供给，人体五脏六腑之气，皆禀于脾胃中气，所谓脾旺则五脏皆盛。脾与胃，一为阳土，一为阴土，互相配合，共同完成后天人体水谷营养的供给。二是说脾胃学说在人体五脏六腑对应表里关系中，生理功能如此专一，病理机制如此紧连，治疗中辨证用药如此类同，其他脏腑皆不及之，故脾胃学说自成系统。古人把脾胃对全身的重要性比作王道。
3.补气升阳和养阴滋胃是治疗脾胃虚弱的根本法则。脾胃一阴一阳，脾胃虚弱在临床上有阴阳之分，不外里虚热和里虚寒。虚热者即脾胃阴虚而生燥热，虚寒者，即脾胃气虚而生外寒，故临床上阴亏和阳虚是脾胃虚弱的两大类常见证型。
金元四大家补土派李东垣开创了脾胃内伤理论，创制出补气升阳大法。李氏在其著作中阐明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关于“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的理论，认为“地气上为云”是比喻人的脾胃水谷的精气上奉于心肺，“天气下为雨”是比喻人的心肺功能，把营养物质像雨露一般输送到全身，上滋九窍，外泽肌肤，充实四肢，内养脏腑。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如果违反了生理自然规律，变成阳气闭塞，地气昏暗，就会出现“云雾不精(地气不升)，白露不下(天气不降)，阳不能升，阴不能降”的反常现象，在人身则将发生重大疾病。东垣谨守《内经》虚者补之、陷者升之的原则，创立了补气升阳法，对胃肠疾病，如慢性胃痛、吐酸黄疸、泄泻、消渴等属脾胃虚弱者，均选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功效卓著。
温病学派的代表者叶天士，对脾胃学说的发展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曾对脾胃的不同生理功能、病理机制、治疗原则作过精辟的阐述：“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则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东垣大升阳气，其治在脾”，乃指此意。
叶氏将自己的临证见解具体运用于临床，创制出养阴滋胃法，制定了许多有效良方，如治胃阴虚的甘露润降、清养胃阴之法和治疗脾阴虚的濡润脾阴法。与此同时，叶氏还倡导脾胃分治之法，发明了甘寒养胃等法，补充了东垣脾胃论之不足，发展了脾胃学说。以上两法从阴阳不同角度，互相补充完善了脾胃虚弱的阴阳不同治疗方法，至今仍然应用于临床，确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孟氏中医世家通过临证百年体会，认为补气升阳和养阴滋胃两法，不失为脾胃虚弱的调补大法。尤其是补气升阳法，临床运用多而广。细加考察，脾胃阴虚并不少见，如临床常见的胃阴虚型慢性胃炎易恶变；脾阴虚的妇科诸病阴血更伤、病情加重；乙型肝炎并有脾阴虚者，肝血更虚，易患肝硬化等，提示补血滋阴对脾胃疾病的重要性，对先贤朱丹溪滋阴法治脾胃阴虚，应予以重视和加强临床运用研究。
4.益气活血、化瘀攻毒是逆转胃肠恶变的有效治法。东垣在《脾胃论》上卷部分就曾提出：“脾胃不足、阳虚不能生阴血，治从本证(黄芪建中汤证)中摘取四物汤一二味，使阳生阴长。”在《兰室秘藏》中更加明确提出：“气虚血亦虚，即加白芍或熟地，使阳生阴长，补气生血”，“气虚而挟血瘀则去白术、陈皮、升麻，用当归、红花、桃仁、苏木益气活血，以通脉络”，这是东垣先生治疗脾胃病明确提出的益气活血法。
叶天士治疗脾胃病，倡用养阴滋胃法，其特点是处处注重一个“通”字，临床上常用通药通剂。叶氏曾论证说：“初病在经，久病入络，以经主气，络主血，经气久阻，血亦应病”，“除气滞而血瘀外，或热郁致瘀，血瘀日久渐成瘕积聚”。此即叶氏对胃肠病恶变病机的明确描述。
清代活血化瘀大师王清任将气滞血瘀理论予以全面发展、完善，创制出各系统不同的逐瘀汤，使该法在临床上提高到新的水平。临床实践一再证明，孟氏历辈一直崇尚的益气活血化瘀之法，不失为治疗瘕积聚的有效方法。
孟氏中医世家近代通过临床总结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癌症发病率呈增长趋势，胃肠病发展癌变，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通过不断勤求古训，熟读《千金》，又参考现代医学研究成果，结合临床经验，孟国栋主任除沿用益气活血化瘀法外，还采用虫类、矿石类、糖物类及含毒药物，配合外治疗法，使瘕积聚中的癌肿得到有效治疗，使这一疗法发展为益气活血、化瘀攻毒法。
孟氏中医世家在一百年的胃肠病研治史中，随着时代变迁，用药各异，代有新法，世有创新。一世孟子章老先生早在19世纪初叶就已在医疗实践中拜读东垣《脾胃论》，特别重视脾胃对人体的重要性，在临床广泛运用益气健脾之法，经过50年的医疗实践，创胃肠病系列八方，自制开胃健脾丸和妇科滋血健脾丸，灵活运用李东垣益气升阳和朱丹溪滋养胃阴的学术思想，理法方药有机结合，各取所长，成为他一生诊治脾胃病学术思想的重要特色。他晚年经常告诫后辈：养病为上，攻病为下，因养病养脾胃，攻病伤脾胃也。
二世孟维礼先生谨守祖传之道，抓住脾胃为内伤疾病之重点，运用父亲胃肠八方，辨证变通，对消化性溃疡、甲型肝炎、妇科内伤虚证等病创制新方，扩大治疗。在脾胃学术思想上，承父辈经验，把东垣、丹溪所创二法有机灵活运用，在临床上坚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对溃疡病人加入恢复创面愈合法的1、2号经验方，甲型肝炎、痢疾加入清热化湿解毒法，创验方二首，肠痈加入清热化湿、活血止痛法，创验方多首，五更泻加入利湿温肾法，创立相应的验方，从而使胃肠病的治疗范围在临床上得以扩大。此外，孟维礼先生对叶天士的养阴滋胃法独有心悟，结合他深刻钻研妇科病和乙型脑炎的实际，把养阴法活学活用，在妇科经、带、胎、产诸疾和乙型脑炎的三期辨治上广加发挥，颇多效验，发展了脾胃学说。
三世孟国栋主任继承祖传胃肠病经验，突出研究了慢性胃炎、乙型肝炎和慢性结肠炎，对上述三病除运用益气升阳、养阴滋胃、清热化湿法治疗之外，还发现三者都有毒邪之因，慢性胃炎为螺旋杆菌，乙型肝炎为乙肝病毒，慢性结肠炎为肠道多种细菌。而毒证的存在，若与热结，则热毒更甚，逆乱气血，脾胃阴阳失调，侵害五脏，则会发生热毒危症；若与湿结，湿毒缠绵，经久难愈，湿毒侵淫，脾胃虚滞，五脏失养，则会发生湿毒顽症；久治不愈又可使脾虚更甚，血失气帅、瘀滞经络，湿热毒瘀互结，则成瘕积聚，部分则易恶变转癌。
据初步统计，孟国栋主任所在的仅2 000人的单位，1987年至1989年间，就先后有7人由胃炎转为胃癌去世，1986年底他刚调到单位，新的研究课题就摆在面前。于是他查经典，读《千金》，运用中医古老的“以毒攻毒”疗法，选用现代药理研究证实的蛇毒、蚁毒、蜈蚣、全蝎等虫类药及矿石、植物含毒药，祖方新用，重拟处方，通过近千例患者的系统治疗，提高了临床治愈率，有效地逆转了个别疑难重症胃病的恶变。
1990年以来，就有多例本单位中青年慢性萎缩性胃炎早期癌变患者，经他调治而逆转。十多年来，孟国栋主任所在单位再未发现一例胃癌患者。孟国栋主任以此撰写论文，入选出席2002年10月的全国学术会议，并提出把毒证论加入脾胃学说之中的新观点。至三世孟国栋主任时，已将孟氏中医脾胃病治法思路发展为：补气升阳、养阴滋胃、清热利湿、化瘀攻毒。
四世孟彦荣医师全面继承祖传治疗胃肠病经验，和父亲孟国栋主任共同总结病例、撰写论文，发挥其对西医、西药了解较多的优势，中西结合，使临床治疗效果明显提高。如在慢性腹泻，即西医的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上，他便充分发挥西药抗生素的速效作用，采用灌肠法，配服家传胃肠方，先后治愈了许多久治不愈的病例；在慢性胃炎、乙肝中都加入西药，杀菌、激活免疫，并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脾胃病治法学术思想研究上，加入了中西会通的内容，从而使孟氏中医世家在胃肠病诊治方面的学术思想更趋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