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世纪到13世纪，西欧兴起了农业大垦殖运动。西欧国家的传统是重视工商业经济，农村以畜牧业为主。由于过去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森林、草原与荒地面积很大，无力开垦。大垦殖运动最初是从西欧开始，开荒吸引了各国的贵族、商人、教士、牧民和农民，他们在几个世纪中，纷纷将财力、人力投入开荒之中。后来这种运动向外拓展，进入到西欧的周边地区，包括中东欧、西班牙等地，斯拉夫人等东欧民族受到吸引，投入开荒，大垦殖成为波及整个欧洲的一场农业生产运动。这一场农业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的经济状况，使农业经济成为社会生产的中坚，也改变了原来粮食依靠外来的局面。西欧人口增加，工商业经济繁荣，封建社会形态建立起来。此后，原有的农村公社制度解体，土地实行庄园化，城市自治化兴起，在复杂动荡的社会形势下，欧洲封建社会进入了它的兴旺时期。
封建社会发展中，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每一次重大的国家制度的变革都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有密切关系，凡是一个新起的民族取得政权后，往往会对原有政权进行大的改变，以适应自己的要求，而这种改变又经常有革新性。例如，英国诺曼底王朝取代威塞克斯王朝犹如中国李唐王朝取代秦汉。诺曼底民族来自法国，原本是北欧地区的民族，在战争中归顺了西欧文化。以后，诺曼底作为异族又入主英国王政，改变了原有民族的统治。世界文明史上，各封建王朝统治者经常为异族所取代，每一新统治者必然进行一定的革新，这是历史规律所决定，几乎没有例外。所以诺曼底贵族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也是必然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进行兵役制度、土地制度与政府民主制度的改革，这在封建制度下是常见的，但这种改革是极为有限的。只有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立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
政府组织的类型就像动物的类型一样，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会不知不觉地从一种类型过渡到另一种类型。在每一类型的政治组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统一性。但没有一种类型能有绝对的统一性，因为一个国家中的绝对的统一性会消灭个人意志的多样性。不过，在所有的类型中，又都可以找到程度不同的统一性，即使是在最松散的联盟中，也会在某些问题上产生或推进联合行动。
虽然如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西方民族国家的性质并非无可捉摸，而且它虽然经历多年发展，并没有根本变化。虽然当时的民族国家实行封建制度，经济政治上并未成为世界文明中最发达的国家，但它毕竟是民族国家，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这种国家形态的形成，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也决定了封建社会中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大格局。
西欧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有自己的特点：
（1）西欧封建社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局面，这是法兰克大帝国之后，西欧多个古代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从10世纪起，西欧大地上如天际繁星一般零散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公国、帝国与小王国，诸侯割据，各自为政。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封闭性所致，也有人提出是因为西欧国家行政管理机器普遍不完善等等。其实，这些原因都很难服人，西欧如果与西亚、北非甚至东欧比较起来，都不能看成是典型的封闭性农业经济，这是明显的。再者，所谓国家行政管理机器不完善更不是理由，西欧国家行政管理从来不比任何地区差，相反，由于文明程度高，可以说远比一般落后地区完善得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欧是大西洋文化的核心地区，从古代希腊的城邦国家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以地方为中心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罗马帝国时代被破坏，众多的城市被毁，各民族在罗马统治下，成为统一体。但在中世纪后期，地方自治的要求越来越强，所以大小公国林立，这是西方文化传统在起作用。从政治经济角度来看，西欧的庄园经济与城市经济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要求有自治权力，允许庄园主有权力赋予农奴人一定的自由。所以，法兰克王国，也就是加洛林王朝（或称为查理王国）9世纪崩溃之后，西欧再也无法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只有处于边缘地带的神圣罗马帝国还维持着虚假的繁荣。在此之前，西欧封建进程已经加快，国家与教会分封土地，产生最早的一批封建地主就是教会与政府直接分封的。以后查理·马特推行的采邑制度为封建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9世纪，西欧封建社会进入采邑制度建立的高潮，从国家的各级官员、高级神职人员到大大小小的封建庄园主，纷纷“封土”，就是分封土地。从此，西欧成了一个从上到下、各级普遍有自己封土的社会，各领主维护自己的一方土地与地方利益，这是产生西欧多元化局面的主要原因。这一局面曾经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落后的，是不利于统一的。如果从历史发展来看，这种局面可能对于以后西欧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是它推动了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互相竞争、互相贸易与互相联系。与此同时，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仍然处于农村公社制度阶段。
（2）世俗政权与神权之间的权力斗争相当激烈。在中古欧洲，基督教与世俗政权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行了政教合一的统治。罗马教会在欧洲有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它所占有的土地达到欧洲的三分之一，教会实行“什一税”，收敛巨额财富。教会享有经济与政治特权，教会财产全部免征一切税收，任何人不得进入教堂抓捕逃犯，甚至政府要逮捕的人也可以进入教堂申请“避难”，至于其他因宗教或是其他原因受到迫害者，教堂均有权提供保护。西方文字中的“避难”（asylum）就是由此而被广泛使用的，这一规定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作用。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中描写了15世纪路易十一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其中就有关于犯罪人可以入教堂避难的情节。同时，教职人员享有司法豁免权，他们犯罪后，世俗法庭无权审理，只能由宗教法庭处理。6世纪以后，政教合一的程度加深，神职人员大量出任政府官员，国家法律的制定，还要有大主教参加，教会权力极大，它具有更改法官判决与处分官员的权力。自从“丕平献土”之后，罗马教皇国成为了欧洲大地上凌驾于一切世俗国家之上的权力机构，教会授予国王以权力，教会与国王互相联系，共同统治。
政教合一使教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也促进了教会的发展，使教会势力迅速扩大。但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教会的扩张使它内部矛盾尖锐化。一方面，教会的世俗化形成了教会的腐败，教士们不再忠诚于信仰，只是把宗教作为捞取利益的工具，他们违反教规，作恶市井，霸人妻女，为非作歹。这种行为严重败坏了宗教的威信，使基督教士们成为笑料，堕落为恶徒的形象，从根基上动摇了政教合一的基础。
另一方面，教会与王权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这是政教合一体制不可逾越的障碍。基督教认为，君权神授是合乎宗教原理的。但是，王权是神授，并不是由教皇所授予的，国王代行神的权力并不是代行教皇的权力。从基督教原理来说，任何个人都不能真正取代神。因此，教皇虽然从形式上代表神授予王权，但这种做法并不能说明教皇的神圣性。在世俗政权下，教皇与国王谁是最高权力，这是斗争的关键。
综观西方历史，教皇权力虽然相当大，但是从社会权力总体来看，教皇仍然要通过王权来统治，教皇受制于王权。在法兰克王国的历代君主们统治下，教皇必须依附于这些国王才能得到利益。查理大帝是接受教皇加冕才成为皇帝的，但是查理却十分看重自己的权力，并不听命于教皇。而且查理死后，教皇立即无所依赖，罗马贵族们根本看不起毫无权势的教皇，以后德国皇帝又经常压制教皇，教会不得不听计于皇帝。
但是教会并不甘心于失败，从10世纪起，教会内部不断掀起改革运动，主要目的是要先清除教会内部的腐败现象，然后再夺回教会的世俗统治权力。1073年，意大利人希尔德布兰德由于长期鼓动宗教改革，终于当上教皇，号称格列高利七世，从此，教会权势再上一个新的台阶。1075年的罗马宗教会议与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使教会内部纪律得到加强，改变了原来的各地大主教兼任教皇使节的决定，改为由枢机主教到各地巡查，实质上是加强了教会中央集权。经过内部整顿后，教会与王权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权力争夺，在格列高利七世与英诺森三世在位时代，教会在与王权斗争中屡次获胜或是形成和局，维护了教皇的权力与威信。英诺森三世与英国国王约翰的斗争中，英诺森三世最终获得胜利，约翰不得不对教皇俯首听命，并且向教廷纳贡，其余如法国、葡萄牙、瑞典、丹麦、波兰、匈牙利等国，也都被迫服从于英诺森三世。英诺森三世还干涉德国内政，连皇太子继承这样的事也要听从于他。所以，中世纪王权与宗教之间的斗争一直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的焦点。
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欧洲的政教分离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但这一过程却是漫长的，欧洲各国政教分离的步伐也不一致。英国王权实际上早已经摆脱了宗教的绝对控制，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断绝了一切关系。1534年通过的国会法案，宣布英国国王不应听从教会，而且国王是宗教最高首领。英国圣公会是国教，但是无法控制国家政权，女王担任教会首脑，有权任命大主教。虽然女王的加冕仪式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的，但教会的大主教、主教和教长都是由首相建议，女王最后任命的。所有的牧师宣誓忠于国王。在英国两会中，上议会有部分宗教席位，下议会没有教会的席位。从英国历史看，无论是16世纪的伊丽莎白时代还是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王室都能较好地利用宗教为王权服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之后，清教徒甚至与罗马教廷决裂，拥护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宗教与世俗王权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宗教势力衰退，但是法国政府直到1905年才正式作出政教分离的决定。无论如何，政教合一的制度，到20世纪在欧洲已经寿终正寝，只有少数较小的国家例外。
（3）基督教不但与世俗王权相对立，而且有更为有力的宗教异端的反抗。所谓宗教异端，主要是指基督教内部的不同教派的斗争。基督教内部有多种流派，这些流派起于对宗教经典的不同解释，反映了不同势力的理论与实践，最后发展到组织团体，公开反抗，甚至组织起义。11世纪意大利的“鞭笞教派”是早期的异端派别，虽然受到教廷的镇压，但是引起了后世更加激烈的反抗。12世纪以后，各种异端纷纷出现，如法国的阿尔比派、英国的威克里夫派、罗拉德派。15世纪后期，捷克出现胡司派与市民圣杯派等等。这些宗教派别都在民间广为流传，反叛教会与朝廷，使得罗马教廷不得不兴师动众，前往征伐，从而发展成宗教战争与武装起义，所以中古时代起义不断，如捷克的胡司战争、德国农民战争、英国瓦特·泰勒起义、意大利多里奇诺起义、法国扎克起义等等。
（4）中世纪的西欧各国封建王朝建立后，原来的东法兰克王国成为德意志帝国。这里原是经济相当落后的地区，封建社会关系建立较晚，马尔克制度在这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种农村公社制度。在这里建立的封建制度也有自己的特色，一般以公国为主要形式，这种形式是从贵族与部落领袖发展而来的，有深厚的地域与血缘关系。10世纪，这里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有“罗马帝国”之名，统治范围其实只是德国与意大利部分地区，而且以后意大利又分离开来。这种局面长期维持，不仅使这里政治经济相对落后于西欧各国，而且使得近代以来的德国较长时期处于分裂状态。
二、西欧文化事业的败落与更新
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教会排斥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致使古代文明几乎沦丧，这使欧洲进入西方历史上最落后的时代，史称“黑暗时代”。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随着西欧经济形势的改变，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充分显现出来，教会专制的局面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中世纪中后期，各种文化事业复苏，并取得了缓慢的进步，其中还出现了“加洛林文艺复兴”和“12世纪文艺复兴”等阶段性的文化高潮，不过未能形成大的推动力。
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建立是中世纪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文化成就，这个方面经常为人们所忽略。其实语言的作用与地位绝不可以轻视，语言是人类思想与行为的载体，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工具，同时，它也是民族文化创造的精华，一个民族语言的发达与否，直接显示出这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中世纪以拉丁文为官方语言，不准许各民族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压制民族语言的研究。实际上，虽然加洛林王朝规定拉丁文是唯一的书面语言，但是在口语中，各国已经不再使用拉丁语，拉丁语已经成为一种死亡了的语言。11世纪到13世纪，西欧各国开始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语言的使用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间使用。11世纪初期，法国的工匠与农民开始使用所谓的“法兰西亚语”，成为现代法语的前身。意大利人开始使用所谓的“俗语”，西西里岛等地语言还更复杂，古代英语与德语也在民间开始大量使用。第二阶段是民族语言成为官方语言，大约到13世纪，法语成为官方文件用语，巴黎地区的语言又作为法语的精华得到推广。第三阶段，从13世纪到16世纪，出现以民族语言创作与书写的伟大文学作品，法国的《罗兰之歌》与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等，这标志着民族语言已经成为成熟的经典语言，具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民族语言是民族国家建立的重要条件，每个独立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立语言，甚至可以有一种以上的民族语言作为国家语言。民族语言的使用，是民族独立的象征，它可以凝聚民族，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与性格，建立民族自信心。多种民族语言的使用，使欧洲的多元文化得到更为兴旺的发展。
经院哲学是中世纪所创立的最庞大神学体系，由于思想僵化，观念陈腐，一直名声不佳。如果以历史主义观念来看，其实经院哲学也是不断变化的。2世纪起出现教父哲学，奥古斯丁等人将教父哲学发展到极致，建立了严密的神学体系。8至10世纪，经院哲学在意大利神学家安瑟伦等人的推动下形成，这种神学理论融合了希腊哲学与阿拉伯哲学等方面的内容，建立了基督教系统理论，13世纪的阿奎那将这种哲学推向顶峰。应当说，经院哲学虽然是一种禁锢思想的陈腐宗教思想，但是对于基督教的理性化有重要作用，它在中世纪哲学史上有一定地位。
中世纪的文学艺术发展处于低谷，是西欧历史上最落后的时代。宗教文学与骑士文学成为主体，其余有中世纪英雄史诗、城市文学与民间文学等方面的发展。在本书的有关章节我们将介绍这一时期文学的得失。这里要说的是中世纪音乐，其中相当重要的是宗教音乐，这是世界音乐史上一种历史久远的音乐形式。当我们走向基督教教堂时，唱诗班表演的别具一格的宗教音乐，以其激昂、深沉、飘逸的乐音给每一位听众留下深刻印象。9至12世纪，在英国等地出现了重唱，不同的乐曲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使音乐的表现力大为增强。13世纪时，英国已经有能记录复音的曲谱。最早记录的曲谱之一是福恩斯特的约翰的旋舞曲《夏天到来》，这是一位牧师的创作。法国人与意大利发明了和声，教堂音乐与世俗音乐都普遍采用和声，使乐音更加动听，加强了音乐的感染力。
罗马帝国时代已经发明了键盘乐器风琴，这一发明意义重大。风琴于9世纪从拜占庭传入西方，成为西方重要乐器。87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派人到威尼斯，请祭司格鲁吉乌斯为他制作一架风琴，可见当时风琴是何等珍贵的乐器了。大约从10世纪起，风琴成为教堂音乐中主要乐器。10世纪末期，一位英国牧师伍尔斯坦甚至为英格兰温切斯特的风琴写了一首诗，赞美它的作用：
喧闹的声响正回荡在四面八方，
你只好用双手把两只耳朵掩上，
那逼近的轰鸣已令人难以忍受，
竟还有各种声音与它一道合唱，
诗人的旋律飘荡在城市的上空，
飞翔的名声传遍了陆地和海洋。
中世纪键盘乐器的大量使用，不但对于教堂布道有很大的帮助，也为世界音乐开辟了新领域。西方音乐史上，相当多的音乐家都与宗教音乐有密切关系。被誉为“音乐之父”的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就是一位教堂牧师，早年以擅长演奏管风琴而出名。18世纪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海顿（Franz Joseph Haydn，1732—1809）从8岁起就在唱诗班当歌童，从小接触宗教音乐。欧洲音乐家中，出身于宗教音乐世家者数量相当多。
除了宗教音乐外，行吟诗人与歌者对中世纪音乐也有较大贡献，11世纪后期，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意大利、西班牙北部等地出现了大批的诗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贵族与骑士出身，而且很多人还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在十字军东征中，他们接触了东方阿拉伯的诗歌与音乐，东西方音乐的碰撞，丰富了音乐技艺与诗歌表现力。中世纪著名的骑士诗歌中，相当多的产自这些地区。诗人们行吟四方，传播诗与音乐，成为一时之盛。
中世纪的建筑艺术为西方艺术留下了深刻的印痕，特别是它的教堂建筑，其建筑风格崇高神圣，内外装饰豪华，使人领略基督教艺术独特的意义。这种建筑艺术全面提高了教堂建筑在社会上的地位，使教堂建筑成为西方艺术的代表形态之一。
中世纪欧洲建筑的五种模式对后世影响最大：（1）神殿式：又名巴西利卡式，这是罗马时代的教堂建筑样式，是一种平面十字形的建筑。（2）罗马式：以大教堂为中心的建筑，以圆形的拱顶、石砌的墙体与台阶等为特点。（3）哥特式：具有高耸入云的尖顶，屋顶呈斜坡形，装饰彩绘玻璃，高大的拱形门。许多世界知名的大教堂都是这种建筑，如法国巴黎圣母院、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等。（4）文艺复兴式：以几何化图形为主要特征的建筑风格，它不只在教堂艺术，也在世俗艺术如城堡建筑方面成就突出，代表作包括枫丹白露城堡、罗浮宫正面的装饰等。（5）巴罗克艺术：“巴罗克”一词来自于葡萄牙语，原指形状不规则的东方珍珠，后来指16世纪末到18世纪弥散于欧洲艺术的一种风格，它与文艺复兴式的讲求理性、规则相对，以曲线与不规则的斜线为主要风格，应用于建筑后，主要特征表现于装饰方面，代表作如罗马耶稣教堂等。这里不包括我们上文已经提到过的东方拜占庭式建筑，这种建筑也在西欧发生过一定影响。其余影响较小或是有相近作用的如罗曼艺术、洛可可艺术等，虽然它们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代也曾经占有重要地位，但与以上五种重要艺术模式相比，仍然不够突出。我们这里只是指出这五种主要式样的历史作用，关于它们的代表作品与审美的分析，在相关章节另有详细的论述。
由建筑带动了相关的雕塑、装饰、绘画、圣像制作、玻璃彩绘、木工工艺、金属工艺、地毯加工与纺织工艺方面的巨大进步，使风格独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西方艺术获得了艺术史上的地位。
中世纪的教育成就主要表现于大学的建立。英国历史学家科林·琼斯说：“大学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最杰出的产物，包括了艺术、建筑、宗教的复兴和本土文学以及求知教育”。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从12世纪起，欧洲各国纷纷建立大学，欧洲所有古老的大学几乎都是中世纪建立的，首先在意大利建立了第一所大学，以后法国、英国与德国都纷纷建立大学，如举世闻名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先后成立。最初的大学以神学、医学等方面的学科为主，以后发展到理工农类等多学科，促进了欧洲的科学发展，为欧洲的经济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四节 十字军东征
宗教战争在世界文明史上十分常见，不同宗教教义与其利益之间的冲突经常会导致战争。但是，像基督教的十字军（Crusade）征伐这样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却是少见的。
11世纪后期，长期在丝绸之路沿线和东罗马活动的突厥人向西亚移动。突厥人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民族，关于他们的历史由于受到文献的影响，人们知之不多。中国文献是最早记录突厥历史的，中国学者耿世民曾经指出过汉语中“突厥”一词的来历，“据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汉文‘突厥’二字应为古代突厥语Tü rk～Tǜrǜk（意为‘强有力的’）一词后加粟特语复数附加成分——t，即Tǜrkü t的音写。阿拉伯文为Turk，希腊文为Turkoi，梵文为Turus·ka，莱特文为Twrk，藏文为Drugu”。他们早在6至8世纪之间，就在中国北方建立过突厥汗国，以后就逐渐西移，离中国远去，后来文献就没有记载了。而突厥人11世纪在西亚的出现，应当说是再现，其迁徙的历史过程仍然是一个谜。但无论如何，塞尔柱突厥人在11世纪末占领了耶路撒冷，基督教圣城陷落。
突厥人的信仰十分复杂，除了他们原有的原始宗教外，以后陆续接受过佛教与伊斯兰教，这对于排斥异端的基督教来说，显然是不能容忍的。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召开了克勒芒宗教会议，参加者是来自各地的修道院院长与主教们，教皇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提出组织十字军，收复失去的圣城耶路撒冷，向东方进军。一时间整个欧洲为之沸腾。在欧洲封建制度与工商业发展中，相当多的封建家族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财产与土地，十字军东征对于这些破落贵族和封建领主的子弟不啻是一次发财的大好时机。也不可否认，基督教会长期的排斥异端的宣教、西方文化中固有的异域征服与冒险的传统、宗教忠诚、商人们借机发财的欲望，甚至一些破产农民子弟以战争军功作为发财立身的本钱等，所有这些因素集合起来，形成了十字军东征的高潮。从1095年到1291年，十字军有9次大的征伐。第一次是1096年春季出发的农民十字军，由于参加者都是仓促组织起来没有军事经验的农民，出师不久就几乎全军覆没。当年秋天，所谓的骑士十字军再次出动，1099年7月，十字军攻占了耶路撒冷，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这一王国是宗主国，所属有爱德沙（Edessa）伯国、特里波里（Tripoli）伯国与安条东（Antioch）公国。在宗教与政治上，制定了《耶路撒冷条约》，这是西欧的封建制度与宗教合一统治的东方版，对于东方文化是完全陌生的。以后，十字军东征的浪潮不可遏止，战争狂热席卷欧洲。最可笑的是，最后竟然完全改变初衷，战争蔓延到原发起国拜占庭。拜占庭原本是十字军的积极支持者，它的目的是通过十字军东征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得到西欧的支持。可是十字军在东方取得胜利之后，由于意大利商人们的策划，第四次东征军队竟然转向攻打拜占庭，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成立了所谓的“拉丁帝国”。不过，从此之后，十字军东征也走向了低潮，1291年，十字军在东方的最后据点阿克城（Acre）失守，标志着十字军的最后失败。
十字军的东征是亚历山大王之后西方最大的一次东征，在世界史上也有特殊地位。东西方大的战争先以波斯人西征为开端，这次西征到希波战争结束。然后是亚历山大王的东征，东征到印度为止，没有进入到中国。这次短暂的东征之后，就是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之后则是蒙古人成吉思汗的西征，蒙古人虽然西行直到黑海，但相对来说，蒙古人的根据地仍是东方草原，其所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明。可以说从近代以来，没有发生过像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大规模宗教战争，这是世界大型战争的一种转化。现代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不再是宗教战争，经济与政治的因素居于更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每一次战争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宗教与民族原因。
东征的骑士们掠夺了东方的财富，法国的圣殿骑士团成为举国皆知的首富，战争的不义之财终于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13世纪末，法王腓力四世与教皇矛盾加剧，圣殿骑士团就成为引火索。法王为了抑制宗教势力，占有教会的财产，对圣殿骑士团大加迫害。1302年，腓力四世用武力胁迫，把罗马教廷迁向法国阿维农，此即所谓“阿维农之囚”。在战争中发财暴富的圣殿骑士团团长及主要成员，在教廷失去权力之后，竟然被腓力四世处以火刑，于是，十字军骑士们抢掠来的巨大财富，最终落入王室。英国牛津大学神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30—1384）以后在论述教会改革的重要性时，公开宣称教会的大量财富是不正当的，应当由国王没收。所有这些，都无可避免地把宗教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中。但是，应当说宗教改革除了这些直接因素外，还有着更重要的思想内容。
第五节 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是14至16世纪在欧洲产生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由于它以复兴古代希腊文化为口号，所以称为文艺“复兴”，实际上要注意的是，第一，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复古，而是一次重要的社会思想革新；第二，其意义并不只限于“文艺”，而是广泛涉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次革命。
14世纪后期，西欧经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庄园经济与采邑制度引起了城市化运动，推动了工业化的进展，市民与商人等新兴阶层的思想急切需要得到表现。同时，西方文明的中心已经从地中海向西欧转移，西欧国家英国、法国与德国的经济发展极为迅速，农业与工商业均居于领先地位。来自东方的科学技术推动了社会进步，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丝绸生产技术也经过阿拉伯人进入欧洲，阿拉伯航海技术促进了欧洲的海外远航。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521年麦哲伦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地理大发现为西方提供了充满想象力的巨大空间，也为全球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工商资产阶级、城市平民与农民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与封建贵族、教会之间的对立成为社会斗争的中心。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这一社会时期的产物，它的中心是反对宗教与封建专制，所用的武器是人文主义思想。
反对宗教专制主要表现为：其一，反对基督教神学思想。基督教主张神的创世说，世界是神创造的，人类只不过是神的创造物，人的生存与命运都是神的安排。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人生来有罪即所谓的“原罪说”，只有神才能进行最后的审判，人在天国才能得到救赎。这种消极的世界观为宗教与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辩护，所以受到人文主义者的反对。城市平民与资产阶级需要新的、改变社会现实的新世界观，就必须创造新思想或是借用古希腊人文主义精神进行革新。其二，对腐朽教会组织的抨击。中世纪的教职人员腐败，教会纪律松弛，道德堕落，已经无法维护教会的基本威望。改革这种教会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呼声，所以文艺复兴时期一大批文学作品揭露教会黑暗，描写神父们搜刮民财、好色淫乱的事实。所以在文艺复兴中，进步人士宣扬人文主义世界观。“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词原本是与神学相对的一种思想观念，在罗马人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之前，希腊与罗马的古代文明虽然都有宗教信仰，但是人文主义是他们的思想主流。中世纪基督教会严酷镇压一切人文主义思想，这是违背广大人民愿望的。人文主义与科学思想有内在关联，它们都把人类看成是自然的产物，相信人类具有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思想恰与宗教思想格格不入，所以遭到了教会的残酷镇压。人文主义者歌颂现世生活，主张人类精神与思想的自由，维护人类的合理要求。人文主义者的口号是：
我是人，我具有人类的一切特性。
肯定人们追求幸福、爱情的权利；主张探索自然、发扬冒险精神；提倡理性与科学，维护唯物主义思想；主张社会平等与博爱，歌颂个人创造。这些都是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可以说，人文主义思想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西方的人文主义，从古希腊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得到加强，以后在启蒙主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特色，对于世界文明有不可否认的推动作用。
但是也无可否认，文艺复兴与启蒙主义等思想并不是完美的，它们本身就有内在矛盾。以神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文艺复兴时期虽然重申人文主义思想，但实质上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一矛盾，更不可能完全放弃宗教。西方文化中基督教思想体系仍然占统治地位，直至今日，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传统仍不能断言已经完全战胜了神学。所以，人文主义尽管有进步性，但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文艺复兴不仅提倡人类创造精神，并且涌现出一批富于创造性的杰出人物，以此证明了人类所具有的巨大创造能力。在经过1000年宗教禁锢之后，这些人物与其精神分外令人振奋，这可能也是文艺复兴给世界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如恩格斯那段名言所说：
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囿于小市民习气的人。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又加以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
文艺复兴运动发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但丁在《神曲》中对教会的批判，在《帝国论》中所提倡的政教分离的原则都使他成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之一。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法国作家拉伯雷对宗教思想与教会的批判，英国伟大作家莎士比亚对教会与封建社会制度的批判，都成为世界文学最宝贵的遗产。杰出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明确支持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成为近代物理学的代表人物。政治家闵采尔揭露了封建贵族与教会的贪婪和无耻，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抨击英国圈地运动，讲述了“羊吃人”的悲惨历史，此外如彼特拉克、伊拉斯谟、培根、塞万提斯、洛培·戴·维伽等杰出人物，如星汉灿烂，这种状况也是空前绝后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哲学思想、军事学、政治学、诗歌、小说、戏剧、历史学、绘画、音乐、雕塑与雕刻、地理学、医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从意大利兴起，向英、法、德、西班牙、荷兰、北欧各国、中东欧各国、俄罗斯迅速蔓延，如同一场风暴刮过欧洲，使大西洋文化焕然一新，成为世界先进文化之一。
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其实已经标志着欧洲社会进入了新的时代，文艺复兴是以古代希腊文化的复兴来迎接这个时代的，希望未来的社会能比中世纪宗教统治时代更加美好。然而事实上，未来时代的发展却并不如文艺复兴的巨人们所设想的那般美好，这也是以后启蒙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原因。
